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从《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谈起
2016-01-19 10:19:39  来源：中日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拟通过分析《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在中日传媒中的不同定位和引出的不同问题意识，讨论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空间的形成方式及其面对的困难，并进而探讨对活着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1937年8月应招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招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东史郎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的部分战地日记，五卷中有一卷是关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记述。日本青木书店在1987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们南京步兵队》，他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所收。1993年，该记述中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资料集》编辑人下里正树，一审二审东史郎均败诉。

　　1998年12月22日东史郎二审败诉之后，中国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1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于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28日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又一次强调说：“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

　　以东史郎败诉为契机，围绕着这场诉讼案的核心事件－－1937年南京最高法院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日本士兵把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系上手榴弹将其抛入水塘炸死的暴行，中国的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1998年东史郎第二次败诉之前，日本友人曾来中国寻求调查取证的支援，得到了广泛的协助。当时的调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1937年时的邮袋是否能够装下一个人？二、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时是否有水塘？三、把手榴弹梆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对加害者是否有危险，因而这一行动是否能够成立？为了搞清这几个问题，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努力，包括搜寻有关资料、由专门的实验小组进行模拟实验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有大小传媒不断报道。而随着东史郎败诉的消息传来，中国人的义愤随之高涨，1999年的上半年，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前，可以说中国人的兴奋热点集中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五卷《东史郎日记》（这只是东史郎日记的一部分，但是比日文的《我们南京步兵队》的篇幅多）；6月便印刷到第三次，仅第三次就印刷了150030册；大小报刊杂志的报道自不待言，4月18、25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了由东史郎和他的后援会亲自参加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该节目获该季度较高收视率。与此同时，上半年在北京上演了以小说《我认识的鬼子兵》为蓝本的同名话剧，由汪遵淇执导；该剧在年老和年轻的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响，似乎是汪导演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东史郎也观看了该剧，在表示沉痛之余，他强调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相比。

　　与中国的传媒这种热烈的反应相反，日本的传媒对于东史郎一案反应得极其冷淡。若干报纸在东史郎案败诉之后报道了结果，此事就不再被关注；笔者不及查阅例如《赤旗报》这一类左翼政党的报纸，无法判断它是否有所反应，但是即使如此，东史郎审判在日本没有形成一种由传媒主导的社会舆论，仍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在1998年12月东史郎败诉的当天，日本东京最有影响且被公认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找不到对此事的报道，相反倒是刊登了一则报道魏京生流亡美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字。就连东史郎诉讼的律师小组也极其遗憾地表示，东史郎一案在日本引不起关注，是日本社会现状的一大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却由于《实话实说》的工作得到改变。首先，6月2日，日本报纸《产经新闻》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这两次节目的内容；紧接着，作为观众参加了这次节目拍摄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在东京岩波书店发行的刊物《世界》上撰文对东史郎进行质疑并对中国人对待东史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10月，同一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水谷；尽管日本人总体上对于东史郎的名字仍旧陌生，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与中国人对于东史郎之名的熟悉程度相比，但是与1998年相比，日本的传媒终究为东史郎分配了相对可观的篇幅。于是，以《实话实说》这一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为媒介，尽管有着范围的显著差异，东史郎问题总算基本同步地进入了中国与日本大众的视野。

　　二

　　在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处理东史郎问题的不同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入《东史郎日记》本身。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尽管争论是围绕着《东史郎日记》展开的，但是这部日记并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得到细致的阅读。而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文本，那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比《东史郎日记》约早两年发行的《拉贝日记》5。

　　在《拉贝日记》中，构成主体的不是拉贝的个人性日记，而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在华“国际委员会”滞留南京的成员所写的致日本大使馆的反映日军暴行的信件、文告和记录当时情况的文件以及档案。这些记载令人发指，它不仅记载了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烧杀劫掠的规模，更活生生地传达出了日军暴行在南京人民、甚至包括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中引起的恐惧气氛。在这些暴行之中，占显著位置的是日军极其野蛮的奸淫行为，兽兴大发的日本士兵不分年龄地奸污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的南京女性，阻拦者几乎全被屠杀或伤害；而日本兵在对妇女施暴之后所进行的肉体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记录里，很难找到同等规模和同等性质的性暴力内容。日本人在世界史上所遗留的“野蛮”形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奸淫与屠杀的残酷方式，而根本不是其数量，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拉贝日记》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

　　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部分战地日记的全译本，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与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的差异，那就是它记述了东史郎在第一次侵华时在中国大陆内部随军队南北移动时的全部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仅仅构成了该书的第二卷，仅有97页，在498页日记中占五分之一。假如把这97页记述与《拉贝日记》相比，它对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的描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被反复引用并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虐杀无辜中国人的记述，在书中仅占一页纸的篇幅，它之所以构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争议的核心，不是由于它是日记的核心内容，而是由于东史郎诉讼案基于这一段记述而展开的缘故。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掉这一页记述之外，在东史郎关于南京时期的97页日记里，拉贝所描述的那种无节制的残忍兽行几乎没有被正面涉及。尽管它也提到了长江边“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提到了日军以“征收”和“检查”为名掠夺南京居民财物以及日军的嫖娼，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拉贝日记》里所大量记述的那种在“安全区”内以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更为残酷的野兽般的施暴。

　　我们无须进行任何推论就可以找到这种记述差异的原因：拉贝是德国人，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是一个旁观者，而东史郎是日本士兵，他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加害者。

　　但是，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东史郎对日军残暴罪行的大幅度省略，同时也可以导致读者依靠迄今为止各国提供的资料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进行对罪行的复原。即使是在《东史郎日记》内部，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可供进行复原的材料。尽管在南京时期的日记里东史郎更多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军“思乡情结”，但是纵观五卷日记，其间不乏东史郎所在部队在中国大陆杀戮奸淫的记录。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南京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孤立于这一系列暴行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恰恰不是数字的统计所能囊括的，它存在于一系列要素的结构关系之中。

　　东史郎的日记作为第一人称记述，尤其是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记述，它的视角明显地区别于受害者中国人，而它能够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就它对日军性暴力的描述来看，在东史郎笔下的中国受害者不仅没有声音，甚至看上去简直说得上是配合的；除掉在几个地方受害者的“浑身颤抖”被东史郎注意到之外，在大部分场合下笔调都很轻松。如第四卷里描写到东史郎手下的士兵要对一个16岁的女孩施暴时，东史郎命他到远离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人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走：“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

　　在这样的行文中，会时时夹杂以诸如西本（即桥本）虐杀无辜的镜头，尽管大部分都被简化，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残暴的意象。但是，假如把这些部分作为《东史郎日记》的历史价值，恐怕比起受害者一方的证词来，比起拉贝等提供的旁证来，它是要大打折扣的。它的意义，其实至多不过是加害者出面证实发生过屠杀，而不是屠杀本身的残暴经过。换言之，它的文献价值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事实的阐述，而在于它阐述事实的姿态。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史郎的姿态亦即“当事人视角”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追问下去，那么这部日记隐含着的内在结构就会浮现出来。比起证实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存在来，东史郎日记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这些暴行所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东史郎等人在行军途中休整之时在一家豪宅抢夺值钱的东西时，被原来的新兵现在的上司军曹本山发现并训斥。本山原来是东史郎等人的下级，“可能有一种潜在的自卑感”，而东史郎也总是不自觉地用看新兵的感觉看他；于是本山大喝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被他大喝了一声，他现在保持着长官意识，是以长官的身份向我们大喝一声的。……我们也有一种部下意识在作怪，马上心里就有一种要服从的意识。两者之间丝毫也没有新兵与老兵时的意识了，只有军曹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本山军曹也借助这一声大喝，恢复了对我们这些士兵的长官意识，而我们被他一声大喝，也恢复了身为士兵的意识。”

　　“有了这种心情，就很难再轻易回到新兵与老兵时的状态。他不再愿意那样了。他以长官的派头来压我们，我们作为士兵被他压住了。”

　　这是理解东史郎上述关于忠勇士兵定义的背景。服从是任何军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东史郎却告诉我们日本式的伴随着暴力的绝对服从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军阶所起的作用是超过个人感情意识的，它不仅成为一种评价的机制，更成为控制个人感情和行动的准绳。这使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1953年日本的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恐怕那是在8月15日过去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据说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分队的例子，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败兵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拼死顽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国内的百姓这种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接受战败的事实，的确曾经令全世界感到惊讶。对于竹内好来说，日本的战败是一个耻辱，它的耻辱不在于这场战争输掉了，而在于它输掉的方式。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日本人在道德上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赢得了它。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义”，而是人的尊严与个体价值。日本士兵在二战中的兽行，是东史郎所描述的那种绝对服从的内在结构的一个对外的表现而已，尽管日军的很多虐杀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日军在纪律方面也并非没有约束，但是《东史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暴行来源于日本社会的天皇制暴力。所谓“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正是通过这种“军曹”对“士兵”的权威性维持的，而这种“权威性”，正如主要从精神医学方面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野田正彰所揭示的那样，是造成日本战时士兵的精神病态的主要根源。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天皇制当今虽改头换面，却仍然是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基本结构方式。只要考察一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以不与别人唱反调为自己求得安全，就可以理解东史郎所描绘的那个以暴力所维持、并且这种暴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认可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而同时，更需要中国人理解的是，日本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它不仅与我们认识和共有战争的历史记忆直接相关，而且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在《东史郎日记》里频繁出现的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真实地表现了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感。正是这种轻蔑感，可以让他们毫无障碍地屠杀和残害中国人。即使是东史郎这样的保持了某种良知的日本人，当年在亲手杀人和目睹强奸时表现出来的那份轻松，也暴露了他潜在的种族歧视感情：他从未把中国人看成与自己同等的人。东史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肮脏。在日记里反复出现的他对于“支那”的记载，几乎总是和肮脏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不是虚构，内陆国家的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日本，在清洁问题上存在着的这一差异至今也未必消灭，更何况东史郎更多活动在中国北部的农村。问题在于，当东史郎提到中国人肮脏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为它定位的。例如侵占了南京之后，东史郎的评价是“支那人的审美观简直是太原始了”（208页）；第三卷里对他所劫掠的北方房屋的评价是“支那人的房子都是中看不中用”（249页）；北方的水井“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253页）“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271页）“都说支那这个民族很会宣传。……这样的人大都卑躬屈膝，丧失骨气；他们喜欢造谣中伤，姑息迁就而不能坚持己见。这样的人最终也不能领导别人。支那人永远也得不到一等国民的称号。”（328页）

　　当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这种“一等国民”的优越感时，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日本人的这种民族优越感就开始恶性膨胀，它上至首脑阶层，下至普通民众，潜移默化地为几乎大部分日本人所共有。而上个世界末开始形成的日本支那学在推动日本人对同时代中国的蔑视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东史郎的日记里流露出来的对“肮脏的支那人”的嫌恶之感，让我联想起第一代支那学家狩野直喜对于“支那的肮脏”的反感和他厌恶中国的感情，尽管据说他本人很少洗澡。日本支那学未必直接对日本社会起作用，但是作为学院派的知识人，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和他们的学术一起留给了一代又一代日本学人，很难断言这种种族优越感不会改头换面地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阅读《东史郎日记》，我们之所以不能忽视东史郎所表现的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不仅支撑了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也是构成当今中日之间鸿沟的一个难于被人揭示的内在构造。

　　三

　　以上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讨论《东史郎日记》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正面处理这个文本，而是为了反衬出中日传媒围绕着这部日记所进行的宣传与这个文本之间存在的距离。恰恰是这个距离本身，向我们揭示了中日对话的艰难和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

　　在东史郎1998年末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开始报道东史郎其人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这一结果。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具有两个相同之点：一，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进而，有些报道把东史郎逐步渲染成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二、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证据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真实性方面。传媒在东史郎败诉后不久开始提供各种证据，以证实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而这两个报道的重点与1998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1999年3月之前，由于《东史郎日记》尚未出版，传媒不围绕这部日记本身而围绕南京大屠杀转移这部日记的内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这部日记出版了，报道的重点也并无改变，何况日记的出版前言在说明出版东史郎日记的动机时把“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在中国传媒的这种思维定势之后，存在着积蓄已久而且不断被强化的“日本”意象。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入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推翻的印记，被牢牢地涂抹在日本意象之上，几乎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在继续强化它而不是改变它。而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直接面对中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正视这样的“日本意象”。也很少有日本人意识到破除这样的日本意象需要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真诚合作。尽管很多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正在从事揭示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直接转换为面对中国人的协作姿态，甚至也很少诉诸于中国人的帮助，因而基本上被排除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之外。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半民间的，都很难突破这样两种既定的意象，而且它们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传媒的宣传逻辑不断简化，简化了的日本意象又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很难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政府的授意，甚至也很难把它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中日之间这个理解的鸿沟，首先存在于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史郎出现了，他面对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舆论给他以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史郎个人的品质、他的发言的信凭性其实在这个事件里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东史郎所处的位置才是关键性的：这个位置意味着日本人正面呼应了中国人的感情要求，他对于中国人的倾诉使得中国人再次确认了上述两个基本意象。对于战后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情感方面毫不回避地面对中国人的日本人，能够作为过去的加害者跟当年的被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坦诚相对的日本人，至今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东史郎显示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迄今以来很少显示的明确姿态－－谋求中国舆论的援助以促成自己在日本国内斗争的成功。这使得他找到了一个与中国人和中国传媒对话的接触点。在这个意义上，东史郎的出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但是假如没有《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东史郎诉讼案在传媒中引起的反应不会显示出这个接触点的难能可贵，它可能仅仅是强化既定日本想象的一个新的环节而已。因为在其他传媒的宣传中，东史郎被从他所在的日本背景中剥离了出来，被简单地安排在了中国人的对日情绪之中；而《实话实说》却试图了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青年是如何看待东史郎的？

　　《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自开播以来主要以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和家庭现象的“实话”为宗旨，比起那些针砭时弊的新闻节目来显得有些“软”。但是这个制作小组的成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对收视者的思维方式发生多元化的影响，打破单一的思维样式，所以他们一直刻意地营造一个“让大家说话”的空间。这个节目采取的方式是现场录制，事前不进行排练和授意，所以对于谈话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不做过于具体的预设。主持人崔永元在这个节目中的重要性在于节目策划者的认识是通过他的提问和主持体现的，从他力图在热烈的讨论中尽可能平均地为发言者分配时间的做法看，《实话实说》的确是以“让大家说心里话”为宗旨的。

　　《战争的记忆》在四月十八、二十五日分两次播出。坐在嘉宾席上的是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山内小叶子女士，还有专程陪同东史郎来华的辩护律师、著名日本评论家、在日华侨、留学生以及东史郎的女儿等。由于这一嘉宾的阵容，很容易使人简单地推断这是一场关于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而且在现场讨论开始之前嘉宾和观众一起观看了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录像材料，它让人联想起从98年12月开始中国传媒所进行的大量报道。但是假如去掉先入为主的概念性推理而面对《实话实说》的特定空间，面对《战争的记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并不是一场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

　　崔永元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实的认定也可以促进交流。”可以说他巧妙地传达了该节目的策划者海啸和虎迪的基本想法。我分别向这两位策划人询问过他们制作本节目的意图，他们表示说，借着东史郎来华的契机，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不了解了”。之所以邀请了在华的日本留学生参加讨论，就是因为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激烈的争执，但是至少在他们的思路里，是为这样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的。

　　崔永元当然并不是简单地“无为而治”，他在这个节目中有过两次明显的粗暴举动。一次是打断了一位大学生讲述他高中时代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展之后题字“我若得志，日本必亡”时的话，一次是打断了一位报纸编辑关于中国青年在问卷调查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有仇日情绪的叙述。这两次打断之后他都急忙转向了如何在中日人们特别是青年之间消除仇恨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青年的发言并没有被剪掉。显然，节目组不希望借助这个节目煽动人们的仇日情绪，但是他们也不想掩盖现实中存在的这个严峻事实。保留崔永元的这两次“粗暴”，也就保留了《实话实说》节目组的自身立场，更保留了它所面对的这个两难之境。

　　在这个节目中，崔永元只向一个人提出了直接涉及到东史郎诉讼案的问题：他问东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有人说东史郎的话不是事实，您是怎么为他辩护的”；而在自由讨论的时候，除了后来站出来唱反调的水谷尚子以外，只有一个中国姑娘对东史郎提出了“您觉得自己能够为南京的三十万冤魂讨得公道吗”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发言虽然与南京大屠杀有关，但是却与东史郎的诉讼案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这个节目到底讨论了什么？

　　上集是东史郎本人的陈述。他细致地描述了写在《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他连杀三人的经过（但是这次屠杀没有发生在南京），使摄影场里充满沉默；接着他回答崔永元提出的“是否每一次杀人都有理由”的问题，这样说：“杀人这件事不是道理性的，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而且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地支配了我们。”后来，他还描述了南京沦陷时期他所参加的一次屠杀500个手无寸铁避难于“安全区”的中国百姓的行动经过。

　　在这样的陈述之后，来华的日本人和华侨留学生的谈话不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尤其是当华侨林伯耀说中国人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太客气”的时候，当评论家津田道夫批判日本人在战后缺少必要反省的时候，观众的情绪开始激动是非常正常的。而在下集里开始观众讨论的时候，两位年长者对于南京沦陷时日本士兵硬性闯进“安全区”强奸中国幼女的兽行和亲人惨招杀害时情景的叙述把在场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此之后，上文提到的两位年轻人有关仇日的发言，在这样的上下文里，甚至也并不显得突兀。

　　可以说，这是一场交流各自历史记忆的讨论，而不是一次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人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细节表示兴趣是必然的。无论在主持人的主持里还是发言者的发言中，都没有为诉讼案的细节提供位置。诉讼案不过是一个引子，而不是话题。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准确把握《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的基本内容，我们必须把握它所激起的感情能量，并且公道地给这种感情能量以它应有的位置。

　　当会场上的这种感情因素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主导性气氛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要求发言。她首先对东史郎提出质疑，婉转地暗示东史郎在出庭作证时的证词前后矛盾没有可信性，而且暗示日本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东史郎有批评。接着，她又不客气地向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津田提出抗议，说他把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勺烩使得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很为难，希望他“谨慎”；她还强调说日本课本不教授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日本的年轻一代都了解战争事实。

　　尽管播放的录像经过了剪接处理，但是水谷在会场上的不利处境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她发言的姿态带有强硬的挑衅性，她立刻遭到了中日与会者的反驳，会场气氛因而变得有些紧张。而且水谷进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她被质问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她对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规模怎么看的时候，她回答说这次讨论的议题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东史郎诉讼案，因而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使她错过了一个使自己与日本右翼形象相区别的机会－－她不了解，在中国人的感情层面里，南京大屠杀首先是一个区别敌人和盟友的象征性符号，而不是一个需要进行复杂说明的历史问题－－更显示了她对在场讨论者的不合作的情绪。

　　水谷最后承认了东史郎的证词也有部分道理，而且还说她反对某些日本政治家以抹煞历史真相的方式“维护国益”的方法，至少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右翼或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研究中日战争历史并且勇于思考问题的年轻学人，水谷仅有对知识的敏感却缺少对问题的感受能力。这使得她在最根本的判断上出了错误，甚至连《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究竟在讨论什么都搞不清楚。

　　《实话实说》制作组如何评价《战争的记忆》我不敢妄言，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认识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了体现也没有得到体现。说得到了体现，是因为他们的确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且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争论；说没有得到体现，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控制参加者的激烈情绪而仅仅能够展示这种情绪，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应它，因此他们希冀的“对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实话实说》制作组本身的意图，也因此很容易被与会者的反应遮盖，从整体效果上看，不能不承认这个节目并未超出已有媒体宣传的框架。只有在对其进行详细观察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试图把自己从现行媒体宣传中区别出来的努力。崔永元在为讨论总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看来针对一个具体事实达到统一的看法远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本是他对自己开场白的呼应，不料竟成为对后来事态的预言。几个月之后，在日本的传媒里，针对《战争的记忆》这“一个具体的事实”，展开了与《战争的记忆》截然不同的叙述。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1-19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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