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2016-01-19 10:52:41  来源：《江海学刊》作者：张连红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南京市民创伤记忆的通道

　　南京大屠杀之后，在日军高压恐怖统治之下，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被深深地掩埋在心底。但是，每逢到了清明祭扫亲人和大屠杀周年之时，他们都会以最简便、最隐晦的方式去记忆无法忘却的创伤。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南京市民压抑已久的创伤记忆终于得到释放，人们以最大的热情参与了调查和审判制造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全过程。

　　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国内否定侵略战争特别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激起了南京市民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给南京市政府、新闻媒体写信，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编史、建馆和立碑，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南京市民龚仕明在来信中说：“为了让孩子们更形象地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侵略和被奴役，南京为什么不可以尽快地修建纪念馆和纪念碑？”“这不仅是缅怀死去的人，更重要是让后代不忘记过去。” 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下，1983年10月，建馆、立碑和修史计划得到省市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同年12月13日，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46周年之际，各界群众前往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遗址举行了建馆奠基仪式，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前建成，并作为公共记忆的场所正式对外开放。在建馆的同时，南京市政府还根据相关史料，在全市城郊各南京大屠杀遗址树立了13个纪念碑，其后又相继树立了4个纪念碑。南京市民创伤记忆的通道，由于受到日本否定论者言行的激活，在民众强烈呼吁之下，经过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激荡终于得以畅通。

　　纪念馆建成之后，纪念馆成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通道，成了纪念和凭吊遇难亲人同胞的重要场所。每年清明前后，许多南京市民特别是一些大屠杀幸存者都要前往献花凭吊，纪念馆建成后，死里逃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每年清明节都要骑上三轮车为遇难同胞乡亲送来亲手制作的花圈。在每年南京大屠杀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政府还要在纪念馆广场上举行盛大的悼念仪式。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往参观的人数达到50万人次，建馆18年来，参观总人数近1000万人次。2001年12月13日，在笔者主持的一次问卷调查中，408位南京市民中，有105人曾去过一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122人曾去过一次以上，根据这一比例，南京市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曾去过纪念馆一次或一次以上。除了纪念馆之外，遍布市区和郊区各地的遇难同胞纪念碑也是南京市民创伤记忆的通道之一，在被调查的408名南京市民中，能说出南京市内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一处的有107人，说出二处的有65人，能说出二处以上的有145人，而不知道者为87人，约占总数的21.3%，也就是说有近80%的南京市民了解遇难同胞纪念碑。在南京，作为公共记忆的场所，纪念馆和每一处纪念碑随时都可以带您缓缓走进创伤记忆的深处。

　　除了有形的纪念性建筑物之外，许多无形的因素也会激活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从而启开创伤记忆的通道。诸如1980年代以来日本右派连续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日本政要屡次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风波、东史郎诉讼案、李秀英诉讼案、拉贝日记的发现等等。事实上，任何与南京大屠杀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相关联的现实事件，事无巨细无疑都会触及南京市民敏感的神经。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两者相互缠绕，共存共生。

　　二、南京市民创伤记忆中的情感与史实

　　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肯戴尔（Eric R. Kandel）及神经科学家史奎尔（Larry R. Squire）从“分子生物”的角度，将记忆划分为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 如果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创伤记忆，笔者以为所谓陈述性记忆主要是指有意识的史实记忆，而非陈述性记忆则可理解为潜意识的情感记忆。也就是说，在创伤记忆中，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是创伤记忆中不可分割也不可相互取代的两个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情感及现实政治的影响，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在情感与史实记忆方面的情形如何呢？

　　南京市民对东史郎诉讼案的反应，是观察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情感记忆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个案。东史郎诉讼案中争论的核心焦点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兵桥本残杀中国人的真相，为了证实桥本残杀方式的可能，南京市民一方面为东史郎诉讼案提供各种物证，如为了证明最高法院门口有一水塘，南京市民提供的地图就有60余件；另一方面，他们对诉讼案整个进程倾注了巨大的激情，为支持东史郎继续上诉，在横幅上声援签名者达到6万人。 一些市民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东史郎的支持，家住光华门的退休工人张怀成将自己多年搜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无偿赠给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指着一本载有侵华日军松井大将一些诗词的《支那》杂志对该中心的研究人员说：“我不会写文章，但多年来我搜集了一些关于日本侵华方面的资料，请你们专家写文章来声援东史郎。”曾在珠海东大集团工作的石女士从报上看到相关报道后，则主动愿将其下海经商用的写字楼无偿提供给研究中心做办公场所，并愿无偿为中心服务；家住六合县龙袍镇退休人员李恩相老人则主动给研究中心寄来长达万字的信函，探讨东史郎诉讼案的前景与对策，他在来信中说：“作为退休老人的我，近日对东史郎诉讼案被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草草驳回，异常气愤，因此想通过你们提几点建议，以作参考，由于心情难以平静，不得不多写点，望请谅解。”

　　为了全面客观了解南京市民对东史郎诉讼案的情感反应，1999年1月15日至17日，笔者曾组织部分大学生，在南京市民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这次调查范围十分广泛，20名大学生和部分工作人员分成12个调查小组，深入南京六个城区的各主要街道、社区、公共场所和部分工厂、机关。这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80份，收回有效问卷444份。这次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南京市民对东史郎诉讼案的史实认知和情感反应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市民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和电台等三个主要传媒渠道得知“东史郎诉讼案”这一事件的，其中对这一事件非常了解的有56人，基本了解的251人，了解但不太多的有85人，三者之和为395人，占总调查人数的88.95%，不知道者49人，占总数的11.05%。在情感反应方面，在395人中，对日本东京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91.6%的人表示非常气愤，90.6%的人认为东京法院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在回答“您对东史郎先生继续上诉东京最高法庭的行动表示”什么态度时，90.6%的人表示支持，有21人表示不关心；对东史郎继续上诉的前景，认为东史郎不会胜诉的人占23.7%，认为会胜诉的人占40.8%，认为法庭将故意拖延不作判决的30.5%；认为东史郎继续上诉不会胜诉的原因中，列第1位的是“日本东京法庭不会作出公正判决”，“中国政府和人民未能施加影响”列第2位；认为东史郎继续上诉会胜取得诉的原因中，“东史郎提供的证据充分确凿”列第1位，“中国政府和人民施加影响”列第2位，“东京法庭作出公正判决”列为第3位。日本东京最高法庭对东史郎案最后将如何裁定，南京市民明确表示关注的人达84.2%。

　　在东京最高法庭驳回东史郎上诉后不久，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团体在大阪举办了“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的集会，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右派团体编撰的教科书，8月13日，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切都极大地强化了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情感记忆。在200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4周年之际，笔者又组织了一次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发放问卷420份，收回有效问卷408份。 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情感记忆两方面的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在史实记忆方面，能准确说出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有210人，占总人数的51.5%，有87人 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知道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有95人。有300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人数在30万人以上，占总人数的73.5%，有63人表示不清楚，12人表示遇难同胞人数在十几万人，13人表示在40万以上。调查中有344人知道目前日本还有很多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有58人表示不知道，占总人数的14.2%。有321人表示愿意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占总人数的78.7%，65人表示无所谓，14人表示不愿意。对自1996年开始每年12月13日10点钟全城拉响的纪念警报，有16人认为是防空演习，306人知道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占总人数的75.0%，什么也不知道者有73人，其他原因者10人。

　　在情感记忆方面，对在12月13日这一天南京有人举办婚礼和开业庆典的态度，有216人持反感态度，占总数的52.9%，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有126人，不反感的人为39人。有171人表示看到日本旅行团在南京参观访问时，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占总人数的41.9%，87人表示没有注意这一问题，137人表示不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在购买和使用日本商品时，有77人表示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82人表示偶尔会，232人表示不会和没有注意，占总人数的56.8%，还有17人未表示。对南京市用拉警报的方式来纪念遇难同胞，367人表示赞成，占总人数的90.0%，17人表示不赞成，15人表示无所谓。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者中，346人表示其家庭和亲戚中没有成员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或幸存者，占总人数的84.8%，有50人表示有，占12.3%，其他人则表示不太清楚。

　　上述两次社会问卷调查的基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情感与史实记忆的现状。当然，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由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别、不同职业和在南京居住时间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史实和情感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如在1999年1月开展的东史朗诉讼案社会调查中，有49名被调查者对东史郎诉讼案填写了“不知道”，他们主要是20岁以下的学生和60岁以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其中前者为15人，后者为8人。中小学生由于功课紧张，平时无时间看报纸和电视，因此，对东史郎案很少了解。另外，笔者在同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接触后，发现没有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市民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比，其创伤记忆的差异则更大。

　　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越来越少。资料显示：1938年3月底，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里约有23.5万余人侥幸生存下来。 而过了60余年之后的今天，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不足3000人。据1997年的不完全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与受害者尚有2630余人。 在笔者调查的过程中，深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记忆，人们绝非能从史料中读出，也很难从影视媒介中去体验，也许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不能让读者克隆移植这种记忆，文字之于记忆确有无能之力。

　　南京大屠杀对于每个幸存者个人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在他（她）们的记忆中那恐怖的一页永远也无法抹掉。家住头条巷的张奶奶今年已76岁了，她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三名日本兵轮奸的痛苦经历； 幸存者张玉英老人尽管现在精神处于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当时只有10岁的常志强不知他的父亲已死，一把拉他起来去救妈妈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但幸存者记忆的内容又不仅仅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与恐怖，使幸存者终身难忘的还有大屠杀之后她（他）们生存下来的痛苦经历与一种无望的期盼。因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来说，他（她）们劫后生存经历虽然不是战争创伤本身，但是这无疑也是战争记忆的主要内容。杜奶奶在其8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嫁人都以失败告终。 在大屠杀中，常志强、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在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1937年12月日军进城时，她已有孕在身，在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刚突然被日军抓走了，从此之后，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期盼她的丈夫回来，儿子生下来后也一直在期盼见到自己的父亲，到笔者采访她的时候，她一直和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终身未再改嫁，我们无法想像失去生活依靠的她，是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拉扯长大的，我们更无法想像她是如何熬过这么多苦难的日日夜夜的，漫漫60多年的等待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日益猖獗的言行，也深深地刺伤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本已无法痊愈的伤痛。一些幸存者如李秀英、夏淑琴、姜根福等人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采访调查，为历史作证。在她们内心深处，她们也试图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共享她们悲惨的记忆。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由于无法忍受日本右派对历史事实的挑衅，主动打电话要求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与经历。下关区安乐村的夏瑞荣和屈慎行夫妇是主动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接受采访的，他们告诉笔者，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觉得有责任将自己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常志强老人在1997年则主动跑到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讲述过大屠杀恐怖的历史，他说：“我一家10口人，在大屠杀期间就死了7口人，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告诉别人，因为我提起这样的事，我就很痛苦，1997年我从电视里看到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我忍不住了，于是我一个人跑到纪念馆去，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

　　当然，也有许多幸存者并不一定都愿意将自己的苦难记忆告诉人们，包括试图希望通过搜集资料为历史作证的调查者，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在调查中，笔者为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

　　对于大屠杀幸存者而言，大屠杀的史实刻骨铭心；当他们从媒体中得知日本右派还在不断否定历史事实之时，他们无法容忍，甚至异常愤怒。但是，当他们面对前来访问的日本青年时，他们唯一的愿望便是希望日本青年人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带给日本人们。

　　四、余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它不仅是南京市民心中永难痊愈的痛，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不能忘却的耻辱。在南京，通往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通道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打开，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随时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1995年3月，当南京市发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捐赠一元钱的倡议后，南京市民纷纷踊跃响应，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捐款的市民达到100万人，捐款总额达到160余万元。2000年12月，当盛岛酒店拆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而为市民获悉后，立即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对。2002年3月，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更名讨论，也在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公共记忆场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它们无疑已成为南京市民凭吊缅怀遇难同胞的神圣象征和市民创伤记忆深处的一种情感寄托。

　　调查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而被置换为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责和自强意识。自50年代以来，“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文字说明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等字句随处可见。即使是九死一生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他们情感记忆中，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也是宽容，绝大多数的幸存者共同心愿是希望日本政府及民众能真正承认和反省这一真实的历史，防止悲剧重演。前文社会调查结果也显然表明，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情感记忆深处的反日情结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士却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公开记忆场所，他们将馆中陈列的有关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图片解读为中国的反日政治宣传，将纪念馆视为“开展反日洗脑教育的重要设施”，2002年7月，日本鹿儿岛县议会甚至通过一项提案，限制日本学生前往中国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冷战体制瓦解东亚政治格局重建的今天，当中日两国民众重新面对战争悲剧之时，如何相互理解过去的历史和如何寻求共同记忆，显然已成为制约中日两国未来走向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南京大屠杀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65年了，但是，“南京大屠杀”并没有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从南京市民的记忆中消失。当然，南京大屠杀这一悲惨历史，它不仅属于南京市民，也属于中日两国民众，这一惨痛教训也应让全世界人民共同记取。人类社会特别是日本人民应该同南京市民一起，不仅要将这一创伤记忆视为人类过去的共同耻辱，也要将它置换为指引人类未来和平走向的共同财富。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1-19 1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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