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甲午之战真的只是因为武器不行吗
2016-02-19 10:02:31 来源：水煮百年 点击： 复制链接
北洋舰队不仅缺乏速射炮，而且连普通炮弹也不足用。英人赫德既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又是中国国情的熟知者。他在黄海之战前就曾指出：“李鸿章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虽然曾经吹嘘得很厉害，但已证明都远非一般所期待的那样。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仍一无举动！他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①⑧］赫德还气愤地说：“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了，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糜费了！”［①⑨］且不说慈禧一伙为慈安葬礼、光绪婚礼、慈禧寿礼以及日常奢侈挥霍了国家多少银财，在慈禧不顾战事而一心想建游园和做寿的宫廷气氛下，在北洋舰队连普通炮弹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倘若要求李鸿章从制海权角度调动北洋舰队主动迎击日军，决战于茫茫海面，似乎还不十分现实。
因为以办洋务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李鸿章心里早已明白：“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②⑩］若主动迎敌仍遭失败，时人仍可讥之为“喜事”或好大喜功，后世史家也不难指责他不自量力和藐视敌军，或许还可得出当以防御为佳的事后诸葛亮一类结论。即使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乃至甲午战争全局获胜了，一如１８７３年和１８８４年挫败日军那样，让慈禧继续看管好奕＠①父子，继续玩她的颐和园，再准备她的７０寿庆，又能怎样呢？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不败呢？既然是慈禧这样的丧心病狂者主宰国政，北洋将士硬打不行，不打也不行，似乎已够为难他们了，即使后者自身腐朽溃败或不堪一击，也是不足为怪的，何况他们还并非全是如此。且不说刘步蟾、邓世昌、杨用霖、张文宣等优秀指挥员是如何英勇杀敌的，即使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练生黄承勋、水手王国成等参战者的出色表现均可资以今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宣传。有的知情者估计：“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②①］战前，身为北洋海军总教习的琅威理“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静镇无哗。”他那不乏针对性的结论是：“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演放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至其海军将佐，有曾赴美肄业者，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各战舰制造亦佳，铁甲船之坚利更可与英相埒，惟闻有旧式之炮耳。彼诽毁中国海军之多所废驰者皆凭空臆说也。”［②②］类似的资料还可举出一些，是耶非耶？均有待识者认真确证之。
如果说军队将士与装备的数量与质量属于战争“硬件”，那么，指挥机构的工作效率与决策水平、舰队之间——营队之间——将士之间——海陆军之间的团结合作等要素属于制约战争进程的“软件”，同样不可或缺。对于后者，清军的状况尤其糟糕。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不曾组建一个统率全局的战争指挥机构，既找不出象日本亲王那样素孚众望的高级将领主持战事，也不曾制订一套海陆军协同应战方案。日本的海军与陆军密切配合，可谓“１＋１”大于２，中国则是内耗太多，“１＋１”小于２。李鸿章虽然有权调动北洋舰队，却无权指挥陆军，统率陆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人则又调动不了北洋舰队。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湾大部队登陆时，就因为没有遇到北洋舰队联合岸上陆军相机阻击，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异常。北洋舰队于敌我悬殊中蒙受灭顶之灾前，不是李鸿章没有敦促丁汝昌设法出击和突围，也不是北洋将士甘愿坐毙而毫无补救措施，证据确凿的倒是威海的陆路防守不力，尤当北洋将士如久旱望霖亟盼陆军增援时，授军又迟迟未至。诚如丁汝昌率队苦撑嗷嗷待援时所哀叹的：“当南岸未失之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急事时即往毁炮。讵料守台官既不守，又不许奋勇入台。又竟以资敌，反击船岛，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撑也”。［②③］
不仅海陆军协同作战极差，而且南北舰队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陆军各部之间又各自为战，使本来就“积弱”的国防力量在内耗中进一步削弱。战事未开，名为海军衙门会办大臣的李鸿章就承认“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是欲制服日本，则于南北洋兵船整齐训练之法，联合布置之方，尤必宜豫为之计也。”［②④］战争爆发后，清朝政策并不曾切实统筹全局，南洋、福建、广东三支南方舰队之于北洋战事如隔岸观火，拒不增援。［②⑤］陆军各营队则各有来路，各事其主。淮军宿将宋庆奉命赴鸭绿江统率诸军时，能听从调度的就只有自己身边的“毅军”各营，而“新募之伍，集不以时，其他军之征调者，相与徘徊观望，不肯出关，即关外从征之师，或瞻循依违，败不相救”［②⑥］。旅顺失陷前，清军凡３０余营，“六统领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不拒险，不互援，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让人”，［②⑦］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纵有湘军老帅刘坤一前往压阵，也是回天乏术了。难怪黄遵宪击节悲歌：“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②⑧］
有的学者已充分注意到了中日双方的兵力悬殊，认为李鸿章如果及时从朝鲜退兵，便可避免战争，而李鸿章错过了退兵避战之机。窃以为，尽管在西方列强武力冲击下的清皇朝早已自身难保，而当时能知此情者实属寥寥。清朝统治者的宗藩体制与观念由来已久，李鸿章亦然。即使李鸿章能果断撤兵，不独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帝不会首肯，京师言官与政敌翁同和等人不会放过他，而且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会就此收兵。再说，躲过了今天，也躲不过明天。若等到日本政府的海军扩军计划全部完成再应战时，岂不更糟？何况这次参战前，国人的自我感觉还并不坏，“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②⑨］借《申报》等出版物建议李鸿章“先发制人”，“王师东渡”，“直捣东瀛”者也不乏其人。倘若李鸿章撤兵避战，惧敌误国之类骂名与盖棺定论仍然是少不了的。
上文重点分析了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愚昧与腐朽，旨在说明中方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与关键因素，并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个人辩护之意。把晚清重臣李鸿章同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绝对分开，也不是本文所主张的。恩格斯在说明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关系时曾经风趣地说过：“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呢，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③⑩］相对于最高统治者慈禧等人而言，李鸿章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他是一个颇识时务且不乏开拓进取精神的洋务干将，其同一性则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一个同栓于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与清朝末世之破船上的老官僚，就政治地位、资历及其所发挥出来的才识论，他既不是俾斯麦，也不是大久保利通或伊藤博文。他同奕欣和曾国藩一样，都不过是慈禧手中的一颗棋子。与此同时，他作为曾国藩的后继者，作为集军、工、轮、路、矿、电、学诸洋务事业于一手的汉族臣僚，经常招人耳目，屡遭非议，因而也不能没有政治后台。为了保持慈禧一班人的信任与支持，他心思不断，没有少献殷勤。例如，尽管他也曾对“宫廷近增糜费”私下表示过不满［③①］，然当他得知海军大臣奕＠①要为慈禧修颐和园以讨欢心时，他也随声附和，而且动员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出资相助。北洋军费再紧，他孝敬太后的那一份还是不会少也不能少的。战事告紧，朝野百官为慈禧六十庆典进贡时，他就从口袋里掏出１０万两银子托呈之，这当然不是经常请款备战的北洋将领丁汝昌和刘步蟾所能预料的。另外，李鸿章临阵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③②］，而他自己平时也是囿于地方集团利益，并不积极支持福州船政局和南方各舰队的发展。他的洋务实绩固然功盖同僚，但这位久居官位的洋务活动家也不乏图热闹、作官样文章的毛病，衙门气习与官僚作风颇浓。陆将出身的小同乡丁汝昌供职北洋多年后是否仍不懂海军，本文姑置不论。海军学堂出身的刘步蟾等一批优秀指挥员对丁氏不服时，李鸿章却一直不曾采取有效措施统一思想。战前，他对北洋舰队的欣赏多于忧虑。带着湘军与淮军“内战内行”的历史荣光去创建北洋舰队和指挥黄海海战，理当有些力不从心，他却察觉不到个人与历史的局限性所在。在国人带普遍性的大国心态面前，他对“小日本”的真正忧虑也不过是战前不久的事，而且还确信虽不敢与之驱逐大洋，自守制敌则毫无问题。他只知道日军强于自己，却不曾深入了解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的具体情况。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日军的嚣张气焰与强大攻势面前，“以夷制夷”也罢，“保船制敌”也罢，都只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助长其猖狂与贪欲。凡此种种，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备战与应战过程。
在近代中国，大凡昧于中外局势者喜欢高喊“攘夷”；明了个中局势者却往往倾向于妥协。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洋务理论家郭嵩焘等人属于后者。他们的政绩或见识无疑不是空喊“攘夷”者流可以望其项背，他们的人生结局却往往是悲剧性的。与其说他们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还不如说是缺乏理性思考的社会舆论与陈腐观念硬把他们当成了牺牲品。个中现象，弥足深思。史学工作者固然不应充当也不必充当历史的角色，但如果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思考，少一点想当然和非此即彼之类思维定势与价值判断，也许更容易清理历史的陈迹，更能理解与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人物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③］而置身于当代时空的后世史家欲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历史人物所处各种条件和各种复杂关系，适当克服时空差异，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长期以来，李鸿章的同辈人和后世史家常把甲午战败的主要责任追究于李鸿章，究其原因，一是本来就对洋务运动与北洋舰队支持甚少的同辈人却对洋务运动和北洋舰队期望过高；二是带着“大国”心理来分析这场战局，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差距及其影响还缺乏充分的了解；三是有意无意地以另一位洋务干将左宗棠一举收复新疆之举作为参照系数，似乎勇敢与胜局总是成正比的，不是李鸿章不能取胜，而是李鸿章不敢象左宗棠那样挺身而出才坐失良机，自取其祸，乃至丧师辱国。
平心而论，大敌当前，如果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全部寄托于步履维艰的某一个洋务派官僚，或者托负给某一支孤立无援的前线军队，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倘若期望越高，其失望也必将越多。曾国藩之于天津教案的交涉是如此，李鸿章之于甲午战争的对付也是如此。若持“大国”心理来评判战局，而看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就与军国主义搅在一块对清皇朝腐朽统治下的中国所构成的现实威胁，那仍不过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虚骄。至于左宗棠当年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克服重重困难，一举摧毁阿古柏政权，无疑同左宗棠的一腔爱国热情与其“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正确指导方针密切相关，倘若没有左宗棠的豪举，新疆的版图将不堪设想。象左宗棠这样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国将领理当为世代所敬仰。不过，也应当同时注意到，若就此战的双方兵力而言，敌弱我强是无庸讳言的。俄国政府代表索思诺夫斯基一到阿古柏所占区域“就马上相信起义事业（指阿古柏乘机入侵一事——引者）已告失败，这里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太不相称”［③④］。
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敌我力量则恰恰相反。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由于阿古柏倒向英国一边而冷落俄国，俄国最终不支持阿古柏，反而主动提出愿为左宗棠的军队代购５００万斤军粮。这与甲午战争期间俄、英两国最终都保持中立，坐视中国被日军打败也有所不同。再说，当年的慈禧也好、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和文祥也好，都曾积极支持左宗棠收回新疆失地。相比之下，无论是北洋舰队的建设期间，还是临时备战期间，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麻木不仁，户部尚书兼帝师翁同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又掣肘北洋，这些都是左宗棠未曾碰到的。倘若天假以年，“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爱国名将左宗棠能活到甲午之战时，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面对海陆军协同作战的新场面，这位湘军老帅也将难免力不从心，或“败亦英雄”，或象李鸿章那样仰天长叹，去接受言官与社会舆论的谴责，除此之外，也许别无选择了。为此，笔者不妨引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③⑤］
历史常把战争的痛苦与灾难尽量往战败者身上堆，同时又把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的机遇留给战败者，这大概也是历史辩证法的魅力与历史的“公正”之所在。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和牺牲，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带来新的契机。对此，在中国任职的赫德和远在英国关注东方战争的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预计到了。战局未开时，赫德就已断定：“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这场纠纷，对中国来说，也许会产生某些好结果，它的陆军和海军，并没它自己所想象的实力，如果这次能够吃一回亏、学一回乖，因而造成认真的改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③⑥］开战一个月后，他仍相信“如果它这次真被日本人打败了，倒可以把进步的车轮从泥辙里振拔出来，摆脱束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中国要是胜利了，也许倒会把进步推迟好几个世纪”。［③⑦］恩格斯也强调，“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③⑧］中国受到致命的打击后，“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气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③⑨］
倘若将曾、左、李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视作一个遵循认识论规律而不断深化的早期现代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同光中兴”之类，不把曾、左、李的首创当专利，那么，断言甲午战败就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似不十分确切。甲午战败固然标志着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一个失败，标志着“同光中兴”之类虚假繁荣的破灭，还不等于说就是整个洋务运动或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或终结。甲午战败表明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推行不力，搞得不好，却不表明洋务运动本身就不应该搞，并不意味着李鸿章等人力排众议从事洋务事业有什么错。再说，经过甲午一战，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失败也主要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却不完全是经济的和历史的。不说别的，至少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因甲午战败而中断，也不是基于康有为一班爱国书生的呼喊才重现生机。以学习西方为根本途径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不曾因甲午战败而就此终结或另起炉灶，而是循着恩格斯和赫德的思路，正在继续和加强着，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李鸿章所曾发出的种种改革呼声不再是空谷足音和曲高和寡。［④⑩］
甲午战争的可悲结局不仅抖落了“同光中兴”的迷人光环，而且彻底擢穿了“东方大国”的神话。尽管仍然手持爱国专利的顽固守旧者并不由此而难堪，更不曾为之顿悟，替罪羊式的古稀老人李鸿章于举国詈骂声中倒是开始默默地反思着属于他个人的那份洋务事业，还有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这场洋务运动。
李鸿章的好友郭嵩焘还在出使英国之前就曾郑重提出：“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④①］如果说当年站在声名鹊起的洋务基地上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一时还领会不出好友先见之明的价值与份量，那么，经此甲午败局，他倒是豁然彻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可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④②］及至目睹英国朴茨茅斯军港的“整肃”与“雄盛”，李鸿章更是眼界大开，感触良多：“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④③］
正是基于此类反思，当康有为与梁启超以后生可畏的姿态高呼从改革制度入手时，李鸿章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放下高官和长者的架子以“康党”自许［④④］，去充当“维新之同志”［④⑤］。他甚至私下感叹道：“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④⑥］。不意没过多久，慈禧又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个好端端的变法图强运动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将谭嗣同这样有胆有识的民族精英推上断头台，把他们当作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跚跚来迟的晚清新政也一定要等到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后才慢慢出场，而且还迟迟下不了政治改革的决心。当我们以此作为参照系数，再回头清理甲午战败的原因时，问题的主次轻重岂不更加清楚？
当中日甲午战争还不曾最后了结时，总喜欢发表个人见解的赫德忽然又改口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④⑦］这个洋税务司对中国的刻划与讥嘲似乎显得有点过分，但最过分的莫过于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总是象唱双簧一样，不断为赫德的讥嘲提供依据，而且每个依据都是从中华民族的血管与泪眼中挤出和掏出的！赫德似乎总是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军师那样既明又亮，总能算准，那是因为慈禧一伙总是愚味和腐朽。倘若上帝的仁慈能让赫德看到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日战争所展示的主人翁形象，赫德也该改口唱几句赞美诗了。
当康梁师徒一夜之间变成钦犯而流亡他邦时，垂暮之年的李鸿章也许已看得多了，看得淡了，也看得清了，便通过驻津日本领事等人及时转告自己对后生们的慰勉之意，语重心长地嘱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④⑧］。曾经带着“千秋献策贾生推”和“要思竹帛有殊荣”的情怀而跻身宦海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李鸿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够感动康梁师徒了。而李氏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除了基于清朝当局再失国家振兴良机而深感切肤之痛外，也许再也没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了。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2-19 10:03:4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