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谈谈上海和她的新式教育
2016-02-22 10:45:15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俗语称：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是一个历史学者，所以我的这篇小文要从上海的一则历史往事开始。

　　1904 年春，上海老城厢的梅溪学堂接收了一名叫胡洪骍的新生，他是这个新式学堂创办人张焕纶的挚友胡铁花的小儿子，从安徽绩溪乡下初到上海。梅溪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张焕纶则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尽管胡洪骍在此仅读了一年便转到了澄衷学堂，但他在梅溪受过的新式教育的启蒙使他终生难忘。学堂开设的英文、算学两门是胡洪骍在绩溪老家的私塾从未学过的，可以说是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和科学的最早启蒙，而他在到上海之前就打下的厚实的国文功底，又使他在进梅溪六个星期后，在课堂上指出教师教学中的失误而得教师赞赏，一天中连升三级。胡洪骍一直记着这个上海老城的小小的学堂，还有他父亲的老朋友倡导新学的无量功德。

　　那个来自安徽绩溪的乡村少年在上海求学六年之后，又从黄浦江起航，踏上了留美之途，在贵校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留学生活，完成了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他就是贵校著名的校友胡适。而胡适始终念兹在兹的梅溪学堂和它的创始人张焕纶先生，则是我的曾祖父。

　　这当然是个历史的巧合，但在史学的视野中，却有相当的历史寓意。

　　胡适和张焕纶，一个乡村少年和一个上海老城士绅，虽然他们的故事都与上海新式教育有关，而两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胡适的家乡徽州绩溪是一个万山重叠、清溪如织的山间小村，风景秀丽，但十分闭塞。抗战八年，连日本人都未敢去过。1940年胡适的50 虚岁大寿，家乡的村民隆重地给胡适上了一方匾，按中国传统是显示村民对他的尊崇。匾上的内容倒与本题无关，值得注意的是，附识特别注明“驻美大使”的官衔。因为村民们只知官，不知学，在他们看来，教授、博士、主编都不如一官半职重要，他们甚至不懂那些头衔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们不难想象，若不是经过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的熏陶，而后又入康奈尔、哥伦比亚大学，恐怕就难以产生这样一位震撼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

　　正是这个由溪到海的历程，孕育了现代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从19 世纪中叶起，在上海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又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何止胡适一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中国，几乎难以找到与上海的现代教育没有任何关系的名人、精英，他们或是直接受到新式教育的启蒙，或是在上海学校有过或多或少的经验，或是从上海踏上留学的征程。上海犹如他们人生的摇篮，人生的舞台，人生的驿站。1874年9 月19 日，中国最早官方派遣的留美幼童34 人，从上海登船，前往美国。据载，这些第一次踏上轮船，坐在“室洁灯明，光彩交映”的大菜间里的中国男孩，望着船外“自来火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感到快乐而新奇。正如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在自传中写下了20 世纪初登船离开上海赴美留的强烈感受：“邮船启碇，慢慢驶离祖国，我的早年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上海和她的现代教育有如此的魅力？北京的新式学堂不也赫赫有名？比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诚然，北大、清华至今仍然是中国现代教育骄傲的象征。但是，教育与一座城市的成长，与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崛起如此紧密关联，环环相扣，非上海而莫属。这就是关于我的曾祖父张焕纶的故事，另一个由溪入海的故事。

　　张焕纶1878 年创办梅溪学堂，因成就突出，在1897 年被聘为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的首任中文总教习即教务长，并首创师范班，开启了中国师范教育之门。然而，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早已被历史的尘封所湮没。至今，除了上海梅溪小学还记得这位创始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交通大学、他和中国师范教育有着如此的渊源。若不是近年来上海史研究方兴未艾，大概连我这个后代也只听其名，不知其人。梅溪的往事已经完完全全地融进了大上海，无声无息。

　　这对于遵从传统的中国家族来说，多少带有一点悲剧的色彩。而当我们用社会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进程的时候，则会感受到一种震撼和激情。

　　消失在大上海百年历史之中的，远不止张焕纶这个具有新思想的老学究，而是整个上海老城厢和它的居民。上海，这个在19 世纪中叶开埠以前极为普通的滨海县城，在历经开埠以后80 年的沧桑巨变，到1930 年代俨然是一个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现代大都市。尽管这个历程中充满着屈辱、哀伤和血腥，但也凝结着无数的创造、成功和辉煌。

　　这个历史巨变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成果，是新上海人逐步取代了城墙内的老上海人，走到了社会的中心，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体。这个理直气壮的对外宣称是“上海人”的人群大而庞杂：有殖民者，外国难民、冒险家，有国内的逃难者，求生者，淘金者，当然，还有负笈千里的莘莘学子。也在这传统和现代的新陈代谢中，上海老城厢内的本地人蜕变成新上海人群中的一部分，不再凸显自己的特征。以至于在今天，铺天盖地的现代媒体所传达的怀旧情绪，是针对1930 年代摩登的上海人而发，而不再去追寻更具有本土意义的原生态的上海人。

　　上海现代教育的兴起，正是与新上海人的喧嚣问世，与上海历史急速的新陈代谢紧密勾连。梅溪出现之前，洋学堂已经在上海方兴未艾，天主教会创办的徐汇公学于1849 年开设；1857年，另一所天主教会学校圣芳济学校在上海虹口开办；基督教会的学校裨文女塾和清心书院于1850、1860年先后开学。上海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圣约翰书院与梅溪学堂的前身正蒙书院同在1879 年创立；其后，闻名遐迩的女校——中西女塾和天主教震旦学院于1890 和1903 年先后登场。继梅溪之后，不少移居上海的外乡人纷纷加入举办新学的行列。胡适离开梅溪之后就读的澄衷学堂，就是由宁波富商叶澄衷所办。南洋公学虽系官办，但初创时期的三位重要人物：总理（校长）江苏武进人何嗣焜、监院（西文教务长）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以及张焕纶正好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外乡人、外国人和上海本地人的共同体。1876年开幕的格致书院是更为典型的上海案例，它是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anry Medhurst）倡议创办，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和上海道

　　台等官员及地方绅商的大力资助。书院的核心人物则是江苏苏州人王韬（1849年到上海）和英国传教士傅雅兰（John Fryer，1861 年到上海）。本地名流李平书、张焕纶等都担任过书院董事。由外国人倡议，又不是教会学校或外侨学校，有不少地方名流、士绅参议其事，但又不直接掌管院务，中国官员对它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又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这样一所亦中亦西、亦官亦民、外乡人和外国人主事、本地人协助的特殊学校，在中外教育史上罕见。它与上海的社会格局、社会形态完全吻合，它只能首先在上海生根。

　　20 世纪初，中外移民的各种教育行动构成了形态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但这个体系仍然打上上海城市移民文化的深深烙印。每个学校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差异很大，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异样在上海成为正常。经由多元的上海教育的培养和熏陶，现代都市人又不断增添和强化了上海文化的开放和宽容的特质，就是令人瞩目的海派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海派文化完完全全接纳了、包容了我的家族、上海本地人和上海老城厢，这个由溪入海的故事可以在这里打住。而我还让历史在有限文章内继续延伸一点，那就是关于丽娃河的故事。一个仍然与教育和上海有关的故事。

　　中国的文学巨匠茅盾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子夜》。书中写到过一条取名为“丽娃”的河，位于上海城市的西部，是苏州河的一条小小的支流。河边曾是一个白俄俱乐部，一个叫柳芭娃的俄罗斯姑娘常坐河边。我曾经对来访的俄罗斯普金总统的夫人讲这条河的故事的时候，翻译为“美丽的姑娘”，其实，姑娘是否美丽已无从考证，但丽娃河边的两所大学却是历史的见证。

　　70 多年前，丽娃河畔曾是上海一所私立大学——大夏大学的校址。距离大夏不远，便是著名的圣约翰大学。1925年5 月，上海发生英国租界当局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全社会发起民族主义的抗议运动。圣约翰的一批师生为了抗议校方阻止学生参与其间，毅然脱离母校，建立了光华大学。

　　光华和大夏，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光华和大夏，都是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1920— 1930 年代，这里曾大师云集：胡适、鲁迅、徐志摩、郭沫若、周扬、田汉、张东逊、潘光旦……丽娃河畔留下了他们的声音，积淀了他们不朽的学术思想和人文情怀。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2-22 1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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