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
2016-03-01 11:59:4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经2009年12月的最终会议,2010年1月31日完成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原版报告书(即日方是日文版,中方是中文版),于同年9月6日发表了译文版。[1]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开始之时,虽然南京事件作为日中间的论争点而被媒体关注,但实际上,南京事件的相关争论并不激烈,而在日中历史的其他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如,“古代、中世史总论”中,在“册封体制”等以中国为主的国际秩序内日本的地位之争。“近现代史”上,日本“侵略”大陆的起源,以及围绕近代的华夷秩序,日本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过程之争。

　　本文就笔者直接参与的第二部第二章对包含南京事件在内的日中战争扩大过程为对象的共同研究加以回顾,期待能够揭示其研究意义和展望未来的前景。

　　一　共同研究之争论

　　第二部第二章虽含有日中战争的扩大过程和南京事件等敏感问题,但如“近现代史总论”所述,“共同研究始终在认真、坦率且友好的氛围中推进”,是清醒的学术论争,而绝非感情行事。近现代史委员波多野澄雄回忆1987年的“卢沟桥事件50周年国际会议”时说:“当时只是围绕‘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的抵抗’而进行片面的教条式议论,谈不上交流”,与此次共同研究相比,确有隔世之感。[2]

　　本章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卢沟桥事件的解释。日方认为最初的开枪事件系“‘偶发性’,致力于就地局部解决”。中方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这种解释虽被很多媒

　　另外,中方就后来战争的扩大,叙述如下:“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和日本侵华政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随即爆发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据历史推移过程来看,卢沟桥事件有其必然性。”对于扩大到上海的战争,日方认为,蒋介石的责任是试图利用外国的同情和企图分散日军的目的,同时指出,为保护在华日人的上海派遣军,并非纯粹的作战序列军队,仅是临时“组建”而成。中方则引用了有占领上海、南京计划的“昭和12年度对支作战计划”,指出“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日本开始将其侵略矛头指向长江流域”。顺便提及的是,该作战计划是在日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参谋本部假设遭遇不测时所作。

　　上述解释相对立的背景告诉我们,不仅日中战争如此,近现代史整体的研究手法、认识也存在差异。“近现代史总论”指出:“中方着重捕捉中日两国间所发生的一连串问题的本质,日方则倾向于追究问题的发生及发展过程。”

　　即,日方验证各个具体“事实”的同时,侧重于研究其客观原因,对其决策过程予以查明,所从认为当时日中间不仅是战争,还存有各种选择项及可能性。而中方则着眼于近代中日关系基础中的必然趋势,欲以近代日本“侵略”的计划性、一贯性以及中国的“抵抗”模式,来理解历史。近年来中国在追溯日本的“侵略”起源时,有一种强调出兵台湾等自明治初期“侵略”的连续性,即日本的“原罪”的倾向。[3]另外,日方认为,日中关系不单是两国关系,要有东亚及全球的国际关系视野,同时,还要注重政治、军事、外交等影响日中关系的两国国内要因,以及相互间的关联。

　　上述日方的研究手法,如步平首席委员所指:“强调某事项和事情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的‘非构造的历史观’,会导致忘却判断问题的本质”。[4]即,中方批评日方忽视了事件的必然性、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日本并不否认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在第二部第二章的前言中,日方明确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给两国国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牺牲。特别是给成为战场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战争伤痕,其大部分原因应当说是日方造成的”。

　　争论焦点之二是南京事件。从该项内容的篇幅来说,中方约是日方的1.3倍(含注释,按日语换算),有关记述“三光政策”等日军行为的内容也较多。这和近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述倾向相一致,由此,中国重视南京事件的姿态也可窥见一斑。就内容而言,虽然在学术论文中也有“疯狂屠杀”、“肆无忌惮的强奸”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表现,但正如南京事件的研究者秦郁彦所指,“基本上始终坚持证据清晰的事实记述,与以往弹劾日本的宣传色彩浓厚的历史论文相比,有显著变化”[5],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关于受害人数,共同研究初期就被媒体报道为是此次研究的焦点。但是,共同研究并未拘泥于受害人数,而是从为何发生了悲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在讨论事件发生的经过和要因方面,双方达成了共识。因此,报告书中,日本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的20万人以上(对松井司令官的裁决书是10万人以上)为依据,中国以南京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判决的30万人以上为依据,而不必另外提供各项检验结果。另外,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而“受害人数存在诸多说法有其背景,即由于对‘屠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区域、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有差异”。

　　中方的步平首席委员指出:“战争已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找出正确的数字实属不能。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也可以讨论。”[6]

　　关于引起争论的南京事件的原因,日方指出“日本在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和占领后包括保护居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的同时,提到了“造成牺牲扩大化的次要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南京防卫作战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当然,这并不否定日本直接屠杀中国人的事实。

　　中方指出了“因日军后方支援不足、俘虏过多,出于安全考虑,屠杀俘虏”的同时,还谈到了“因无退路,中国守军中一部分官兵脱掉军装、丢弃武器,逃到南京的‘难民区’”问题和“便衣兵”的问题。但是,中方很少阐述其原因,却以很大的篇幅叙述日军屠杀南京的俘虏、民间人士,以及强奸妇女。

　　关于南京事件的性质,尽管日方认为是“集体性的、个别的”事件,但在注释中也谈到,由于日本缺乏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因此其对俘虏的管理、杀害、释放、劳役,也因部队而异。而中方则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日军在进攻南京中,从上至下彻底贯彻了对俘虏的屠杀政策”,强调了其组织性和计划性。

　　对于报告书的发表,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并没有做报道,其他的媒体有如下报道:“日方承认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集体性的大屠杀。”[7]而在日本,整体而言,对经双方努力而公布的报告书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对于公开发表的内容,和中国的报道相比,列举了南京事件的受害人数问题,强调日中之间差异的论调比较明显。另外,也有“总体而言,保守的表现论调较多,不过是泛泛而写”[8]这样的批评。

　　二　今后的课题和前景的展望

　　综上所述,如报告书所示,在对受害人数的多路径思考,言及“次要原因”而使日本有逃避责任之嫌等方面,中方并没有因日方的表述,感到无法理解而强烈反对。[9]因此,可以说,共同研究中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还存在着一些起因于普通国民的“感情记忆”问题。

　　第一,受害人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受害人数的争论已持续了多年。[10]南京事件的受害人数,对于中国人来说,“‘30万’的数字是日军15年间,在中国大陆所犯罪恶的象征……而‘历史研究’则是完全不同的呈现高度”。[11]

　　在日中间的历史认识方面,围绕着“感情记忆”和“事实记录”,最近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2]强调“感情记忆”重要性的人,以南京事件为例,主张受害人数30万的“感情记忆”,对于“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从客观实证的立场出发,对“感情记忆”提出质疑的人则提出如下疑问:“满足于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就是完全忽视人们的感情记忆,招致敌视,这种历史学的绝对合法性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另外,还有是否承认30万人之“感情记忆”,对中国人而言,就是“辨别敌我的记号”之类的主张。[13]

　　另一方面,对上述观点,有人认为,若不使“感情记忆”和“历史的科学性”相对立,就必须重视“事实记录”。还有人批评“感情记忆”具有两面性,当其背负民族主义时,往往就会随之而来“自我陶醉”。[14]

　　直面如此强烈的“感情记忆”,日本的研究者对南京事件的受害人数进行再验证时,由于心理抵触,是否会导致过低评价这类的批判也是不可否定的。因此,“历史学者以及记者不欲深陷争论,而是保持沉默”[15]的踌躇姿态遭到批评。为此,尽管日本的很多历史研究者,以实证的姿态来寻求更准确的南京事件的受害人数,却不能填抚平与中方之间的认识沟壑,从而感到是“极其棘手的问题”。[16]由于担忧“在日本,被夸张的叙述转瞬间便被用于对大虐杀的虚构”[17],日本的南京事件研究者等,主张不拘泥于“30万人”,而应重视实证的学术研究。[18]

　　近年来在中国,实证性的研究也渐趋进步,最近出版的共55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07年),便是值得探讨的成果。此外,该史料集的副主编,共同研究中南京事件的执笔者———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研究,抽象且情绪化的倾向较强。他说:“我们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实证方面需要反省”,且“在中国,公布的受害人数达30万人以上,随着今后学术研究的深入,相信受害人数的实证性推算,将会更有进步、更为明朗”。[19]

　　中国的南京事件研究权威孙宅巍指出: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目标存在的危险性是,追求永远不变的数字、更为精确的数字以及更多的数字这三种姿态;日军犯下了屠杀行为的“历史事实只要承认”,关于修正受害人数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也是可以的。[20]

　　但是,这样的学术研究,普通的中国国民却难以接受。关于30万人的数字,中国方面的步平首席委员言道:“中国市民层面的认识不能简单的被改变,虽然有关数字的实证研究确有必要,但把一般的‘认识’向‘事实’靠拢,还需要时间。”[21]

　　从重视“感情记忆”的立场来看,例如日中间开展的学术性共同研究,被批评“在(友好)轻快的外观下,隐藏着双方欲回避本应能感受到的沉重历史记忆的态度”。[22]

　　今后,在日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应如何协调好“感情记忆”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将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

　　欧洲也曾经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其代表便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的人数问题。根据“解放”后所设置的苏联调查委员会的结论,该集中营的受害人数是400万人。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公认数字而被世界通用。当初,不仅是西方,波兰的研究人员也认为有夸大之嫌。波兰民主化后,着手进行再验证,调查的结果是,将受害人数改为150万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人数进行再验证的负责人,曾发表如下讲话:“重新确认受害人数,是伴随着心理抵抗的。对于探求没有确凿实证过的新评价,历史学家们是犹豫的。因为任何变化都可能会让他们遭受这样的待遇,即批判他们试图过低评价大屠杀整体的犯罪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这令他们非常害怕。但是,现在关于纳粹犯罪研究的客观性学术,要求对已往的数字进行广泛的检验。”[23]

　　第二,南京事件这样的“过去”应如何向后世,尤其是如何向青少年们传达,从问题意识上来说,就是展示方式的问题。在中国,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设立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虽然与日中战争相关的设施仅是其一部分,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沈阳)等大规模且著名的基地非常瞩目。与日中战争相关的设施,一方面强调了日军造成的损害,一方面彰显了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反抗日本,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事业,其结果,旨在说明民族团结和建设强国的必要性。但是,有人认为这可能会令人更加憎恶日本。[24]尤其成为问题的是,使用照片、立体模型、蜡像等这种视觉化、情绪化的展览手法,使得(日本造成的)损害直接诉诸于参观者的视觉和情感上。在欧美,对于残忍行为的展览,考虑到会给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带来精神暴力的危险,被予以审慎考虑。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聚焦这种残忍性的背景是,很多与日中战争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以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为契机而设立的,日方的言行也是促其设立的要因之一。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览,日本激进派的研究者在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担心这样的展览将被作为“加深过去憎恨的场所”而发挥作用,在作“对将孩子们陷入‘不信任人类’的这种过分的展览品,予以审慎考虑”的主旨报告时,引发了一部分与会者近似于厌恶的激烈反驳———“这种想法有隐瞒事实的危险”。[25]不得不说,日中之间还存有很深的沟壑。

　　结　语

　　今后围绕南京事件可能进行的研究之一是关于其原因的研究。在中国的南京事件研究者中,有人建议对南京事件的考察角度,将“跨越中日两民族的国境,人类如何丧失了良知和理性”的问题意识,转变为从“人类视角”的观点来加以讨论。[26]即,把“加害———被害”这样的两国间的问题,从人类史上暴力的视角转向普遍化,从而能够缓和因复杂的感情对立所产生的恶性循环。灵活对待受害人数及其原因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日方承认南京事件的事实,据此,“减轻(中国人的)心理障碍,对于那些产生情感的、对立的问题,使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向着真正的对话和有意义的合作方向靠近”。[27]

　　日本政府对于南京事件,表示“不能否认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有掠夺行为等”,“由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诸多说法,政府难以判别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坦率地承认因侵略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深刻的反省和由衷道歉始终铭刻在心”。[28]现在所有的中学社会科、高中日本史的教科书中,均有对南京事件的叙述。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由于对历史存在各种认识,一部分极端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也是事实。

　　某中国研究者作如下说:“中国克服单纯地以侵略者的愤怒和国家利益构架的战争记忆,捕捉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悠长时间的历史,从各角度承认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重新确认战争对战争记忆这一理性工作是伴随着苦痛的,但正因如此这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29]

　　日本应创造向该方向发展的环境。即,应真诚的承认有屠杀行为的基本事实。今后在此基础上,承认受害人数、原因、属性等方面的分歧,有必要依据史料继续展开冷静的讨论,这也是此次共同研究所迈出的一大步。

　　一般而言,对于历史认识,即使研究者可以接受,而使国民普遍接受的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德国、波兰历史教科书对话”始于冷战期的1972年,经历了波兰的民主化,经过了38年,总算于今年在编纂共同教科书方面达成了一致。日中间的对话才刚刚开始,何况欧洲和东亚的情况也大为不同。因此,今后不必过于急躁,重要的是将这种对话稳固地持续下去。

　　(作者庄司润一郎,日本国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室研究员;译者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1]关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综合性意见,参照北?伸一:「日中?史共同研究の出?」,『外交フォ?ラム』2007年5月号;「?史共同研究がひらく“日中新?代”(インタビュ)」,『潮』2008年3月号;「『日中?史共同研究』を振り返る」,『外交フォラム』2010年4月号。?平:「?史??の共有のために何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か」,『世界』2007年8月号;「?アジアにおける未来志向の?史??形成の意?」,载弁?才一·??裕?『?アジア共生の?史的基?』,御茶の水?房2008年版。波多野澄雄:「日中?の『?史和解』を求めて」,『?木史学』第23号,2009年3月。川?真:「日中?の?史共同研究からみた教科???」,?持久木ほか?『?史??共有の地平-独?共通教科?と日中?の?み』,明石?店2009年版。庄司?一郎:「『日中?史共同研究』の展望」,『防?研究所ニュス』第127号,2008年12月。

　　[2]波多野澄雄:「日中?の『?史和解』を求めて」,『?木史学』第23号,2009年3月,第2页。体评价为否定了日本谋略的计划性之说的“变化的征兆”、“灵活的姿态”,但毫无疑问是双方探讨的成果。

　　[3]2007年12月新开放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追加了南京事件及以“胜利1945”为题的关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侵略”的展示。

　　[4]?平:「?史??の共有のために何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か」,『世界』2007年8月号,第209页。

　　[5]『??新?』2010年2月1日。

　　[6]藤原大介:『中国新思考———?役特派?が?た真?の中国1800日』,日本??社2008年版,第30页。

　　[7]「『日本、侵略?虐??めた』中国?が成果???史研究」,『朝日新?』2010年2月2日。「?史共同研究成果主要??えず中国世?の反?警戒」,『??新?』2010年2月前后数日。

　　[8]「社?日中?史研究政治との距?感が大切だ」,『朝日新?』2010年2月2日。

　　[9]关于这一点,日方的北?伸一首席委员认为:“中方很好的给予了理解”。(北?伸一:「『日中?史共同研究』を振り返る」,『外交フォラム』2010年4月号第68页)。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南京守军撤退的失败,不是造成屠杀的“主要原因”,而是对事件的规模和结果产生影响的“诱因”。(?大?:「南京残虐事件———原因?の考察」,『岩波?座アジア太平洋?争5??の?相』,岩波?店2007年版,第207-208页。)

　　[10]有关争论的分析,参照秦郁彦:『南京事件??版』,中公新?2007年版。

　　[11]孙歌:『?史の交差点に立って』,日本????社2008年版,第143-153页。另外,南京市民的感情也非完全一致,而是多种多样。参照姜滇著,周琛译,佐治俊彦监译:『南京市民はいま、日本をどうみているか』,草の根出版会2007年版。

　　[12]水谷尚子:「私はなぜ?裁判に??を唱えるのか」,『世界』1999年8月号;?歌:「日中?争———感情と??の??」,『同』2000年4月号;沟口雄三:「日中?に知の共同空?を?るために」,『同』2000年9月号;古厩忠夫:「『感情??』と『事???』」を?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同』2001年9月号;鹿?俊:「日中???における感情と理性」,宇野重昭?『北?アジア研究と??研究』,国际?院2002年版,等。

　　[13]孙歌:「日中?争———感情と??の??」,『同』2000年4月号,第165-167页。在青年人中尤为显著,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就“对于日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一问,83.9%的青年的回答是南京事件。参见朱成山:「平和博物?が国?平和交流促?のなかで占める位置とその影?について———中日?国青年の南京大虐?事件に?する?史??から」,『立命?平和研究』第6号,2005年3月,第14页。

　　[14]古厩忠夫:「『感情??』と『事???』」を?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同』2001年9月号,第140-142页。

　　[15]水谷尚子:「日中?国民があの?争の?史を共有するために」,『?代中国研究』第12号,2003年3月,第41页。

　　[16]沟口雄三:『中国の??』,?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第54-56页。

　　[17]古厩忠夫:「『感情??』と『事???』」を?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第141页。

　　[18]除古厩,还有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争の?去と?在」,『世界』2008年1月号;安?郁郎:「『平和のための博物?』の条件———日中?国の平和的?共生的???展のために」,『立命?平和研究』第9号,2008年3月,第18页,等。

　　[19]?连?:《?の??を克服するために———中国における南京事件研究の到?と??》,『世界』2008年1月号,第223-228页。

　　[20]杨大庆:「南京アトロシティズ-建?的な??は可能なのか」,刘杰、三谷博、杨大庆?『国境を越える?史??』,?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157页。

　　[21]「日中?史共同研究初の?告へ」,『朝日新?』2010年1月29日。

　　[22]吴晓东:《“记忆的暗杀者”》,《读书》2000年第7号,第19页。

　　[23]Franciszek Piper,“The Number of Victims,”Anatomy of Auschwitz Death Camp, Yisrael Gutman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6-67.

　　[24]太田满、田?五十生:「『?争·平和博物?』展示と国?理解」,『奈良教育大学?要』[人文·社会]第52?第1号,2003年10月,第21-26页。

　　[25]安?郁郎:「『平和のための博物?』の条件———日中?国の平和的?共生的???展のために」,『立命?平和研究』第9号,2008年3月,第11-16、17页。另外,安斋建议:应该与该纪念馆合作,详细调查参观该纪念馆的日中两国的人们,都有什么感想。

　　[26]杨大庆:「南京残虐事件———原因?の考察」,『岩波?座アジア?太平洋?争5??の?相』,岩波?店2007年版,第209页。

　　[27]杨大庆:「南京大虐?の??-?史研究についての考察」,ジョシュア? A?フォ?ゲル,『?史学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柏?房2000年版,第219页。

　　[28]「?史??Q&A?6.『南京大虐?』に?して、日本政府は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か。」,外?省HP=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qa/08.html。

　　[29]曹艺:「?アジア共同体へのプロセスの中での?争??と?史??」,「?史??と?アジアの平和」フォラム?京会??『?アジアの?史??と平和をつくる力-?アジア平和共同体をめざして』,日本??社2010年版,第199页。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1 1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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