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新闻传媒的真实性等于零
2016-03-01 13:26:5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读经盛鸿《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在200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1周年之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的新著《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册。

　　经盛鸿教授研究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屠杀史多年,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表与出版论著多种。我读了经盛鸿这部新著后的突出感受,就是它以丰富的资料揭露了战时日本新闻传媒的真实性等于零,填补了海内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与抗日战争史的这一项空白。

　　日本有代表性的右翼人士、曾担任过指挥日军进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在其《“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得意洋洋地说:“我,为了写此书,专门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当时称《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报纸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即发生所谓‘南京大屠杀’那个时期的缩印版复制下来,对当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详细查阅。……但翻遍这三家报纸的所有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片言只语。”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暴行,经过西方记者与西方侨民的揭露及中国难民幸存者的控诉,传遍海内外,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与谴责;然而,在战时的日本国内,为数众多的新闻传媒,包括报纸、通讯社、杂志、广播电台、电影新闻纪录片等等,却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与记载,日本广大民众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广大民众才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得知这一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日本右翼势力抓住这一现象大做文章,妄图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史无其事,乃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别有用心的“虚构”。直到2007年6月19日,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中约10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发表一份“调查报告”,仍公然声称:基于对当时(日本)官方文件和媒体新闻报道的调查来看,“我们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见新华社2007年6月19日发布电文)。

　　为了驳斥日本右翼人士的谬论,维护人道,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必须对战时日本当局的新闻政策与它对日本新闻传媒的全面控制进行深入的研究,揭开它的灭绝人性的真面目。经盛鸿教授近年来以此为专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与研究,先后在海内外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这本学术专著。本书以大量新闻事实为依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加强对新闻传媒的控制与利用。本书总结出日本当局防范本国新闻传媒如实报道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各项政策与四种手法,即制订各项新闻法规、严格审查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查禁外国报刊流入日本,严防回国官兵的“流言”等。在揭露日本当局严厉打击、惩罚与镇压敢于“违规”报道南京真相的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时,本书以随军到南京采访、写出反映日军暴行真相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作家石川达三为例。本书指出:“石川达三揭示的日军的种种暴行是如此真实而鲜活。……事实证明,它正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然而,这样一部讲了一些真话的作品,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与严惩。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接着,作者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被判徒刑。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事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起“以笔取祸”的事件。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严格控制与严厉镇压的结果,则是日本新闻传媒充满了谎言。本书以大量新闻事实为依据,总结出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歪曲真相、捏造事实的五项报道内容与恶劣手法,即凭空捏造南京的“祥和”景象,制造日军的“恩德”与南京难民的“感激”,吹嘘日军尊重外国权益,将不能掩饰的日军暴行嫁祸于中国军民以及宣扬日军整饬军纪等。本书写道:当南京在日军大屠杀中成为尸山血海时,《东京朝日新闻》却连续多日以大量的照片来报道南京被日军占领后迅速恢复和平的“祥和”景象,什么《回复和平的南京,热烈欢迎皇军》《日军保护下的难民群》《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领取食物的俘虏》《日本军官在给中国小孩分发糖果》等等,“这类专题照片占版面很大,共刊登七次之多。”日本记者是怎样“制造”出这类照片的呢?本书引用了当时身处南京城内、目击事实真相的西方中立国家侨民的记载对日本记者的造假新闻给予有力的揭露。1938年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写道:

　　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1938年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在他的一封信中揭露道:

　　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本书明确指出:日本随军记者、作家、摄影师等在军国主义当局淫威镇压下,以虚假报道“迎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而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本书令人信服地论证,在充满了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狂热社会氛围内,日本新闻传媒在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方面等于零!

　　本书还以大量新闻事实为依据,总结出日本政府对付西方中立国家新闻传媒如实报道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五种手段,即收买西方记者,封锁南京新闻源,监控上海电讯机构,威胁与迫害、抵赖与欺骗两手并用等。本书指出,当时世界上新闻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无疑是西方美、英等国,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新闻传媒机构,有先进的电信设备、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与大量高素质的新闻传媒人才,号称新闻传媒大国。他们的新闻传媒往往领世界之潮流,对全世界的舆论起导向的作用,对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发生很大的影响,能发挥中国新闻传媒与日本新闻传媒界所不能起的作用。因此,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期间,格外重视对西方国家新闻传媒界的工作,并为此采取了各种手段。松井石根在率军进攻南京期间,就向日本外交官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操纵好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松井石根自己亲自出马,多次专门会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弗莱扎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力图对他们进行收买。因为这两家报纸是当时西方规模最大、影响也是最大的报纸。日方甚至经天皇首肯,向阿本德赠送了日本武士铜像———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然而曾几何时,当阿本德等西方记者报道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日方当局就恼羞成怒,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威逼、刁难、恐吓,甚至实施卑鄙凶残的暗杀。1938年10月27日上午1时许,两名日本宪兵来到阿本德住所,逼他回答“从上海发出过何种新闻,如何发出这些新闻”,以及他“获取信息的

　　渠道等等”。阿本德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就此事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写了一封正式投诉信,写道:“(日方)宪兵队正在开展一场行动,试图威胁本地所有的报社记者。”本书指出,日方当局机关算尽,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有着悠久的新闻自由与正义原则传统的美、英新闻界,绝大多数人士是日方当局用花言巧语与金钱美女所收买不了的,也是以刁难与威胁搞不垮的;反而,他们凭着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职业眼光,很快地识破日本当局的用心,摆脱日本当局精心设置的种种骗局,严正而又巧妙地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报道出去,走向历史的真实。日方当局最后只能落得失道寡助、茕茕孑立的可耻下场。

　　本书在总结日本当局与日本新闻传媒的种种法西斯新闻政策与卑劣新闻手段时,还分析了其背景、原因与用心,论述了其在日本、在中国、在西方各国政府与民众中产生的一时的作用与长远的影响,揭示了日本法西斯新闻政策与法西斯屠杀政策的密切联系,以及其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

　　本书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将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包括新闻传媒,都纳入到“极权专制下的举国高度一致”,一切都要为推行与维护军国主义统治者制定的侵华国策服务,既用法西斯思想灌输、腐蚀与引导新闻记者,又颁布各种严密的政策法令,设立各种专门的特务机构,对整个社会,包括各新闻传媒单位与记者个人,进行全天候的严格的监控与审查,不容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取缔任何个人权利与任何新闻自由。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更将上述政策与措施推向极端。战时的日本是一片法西斯的高压:一方面是对侵略战争歇斯底里的歌颂与叫嚣,一方面是对任何敢于“违法”、“违规”的单位与人员实施严厉的打击与迫害。而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摄影师与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到日本当局的思想灌输与教育,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充满了侵略战争狂热,成为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武力征服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在日本当局实施的法西斯新闻政策的引导与控制下,战时日本新闻传媒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活动与功能,就是扮演一个吃人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的角色。这是战时日本新闻的主流。本书的研究是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延伸与拓展。

　　此外,本书在写作上,努力注意文字的生动流畅、结构的严密与引人入胜,达到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特点。

　　 经盛鸿教授早年毕业于我们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后分配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更专注于研究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屠杀史。我与经盛鸿教授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与学术切磋,对他的学术研究道路有较多的了解。我知道他别无所好,一生只是读书与研究、写作而已,除了社会调查,终年奔波忙碌于图书馆、档案馆与教室、书房之间,十分单调、枯燥,也十分辛苦。但这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必须这样生活与工作的。我希望经盛鸿教授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与进步,为将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1 1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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