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2016-03-03 13:11:19  来源：抗日战争史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政治、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我在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上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战后，两国为解决历史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但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共同研究，首先需要突破由于这一问题造成的障碍，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要有充分的警惕，从珍视战后经历千辛万苦建立的新的和平友好关系的立场出发，抵制那些破坏两国关系的言行，共同维护中日间上述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针对我的讲话，日本的《产经新闻》称：共同研究的目的是“把历史问题交给学术界，脱离政治……而中方首席委员却批判日本国内否定侵略的言行……这符合中国希望进行共同研究的宗旨么？”[1]另外，日本方面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与媒体当时也强调：两国首脑的共识是通过共同研究而不使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所以共同历史研究是一种“纯学术”性的研究，要将历史问题“非政治化”。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教授在共同研究开始阶段曾提出：“将中日两国间容易政治化的问题，委诸学术立场的‘共同研究’，以期‘非政治化。’”[2]共同研究开展后，“让历史问题摆脱政治”的言论也不绝于耳。

　　日本学者与媒体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纯学术”问题，要求将其“非政治化”，其针对的当然是中国，即认为中国学术强调政治的侧面，而认为日本则是进行“纯学术”的研究，所以中国与日本的“学术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3]进而，日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方面的研究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性与国民的统合。但这样的逻辑真的存在么？

　　如果单纯从理论上分析，学术问题确实不应“政治化”，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后，都曾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有过深刻的教训。

　　日本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昙花一现的“大正民主运动”的瓦解，脱离群众的政党在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面前的失败，思想界“万马齐喑”。大正民主运动的特征本来就有思想认识混乱和脱离群众的问题，所以很难与政府和军部的专制压力相抗衡。尽管也有些知识分子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政府和军部相继制造了“京都大学事件”[4]、“天皇机关说事件”[5]、“共产科学院事件”[6]等，迫使知识分子“转向”，完全剥夺了学者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从那时起直到战败，日本社会几乎听不到对政府与军部的不同声音，历史学也被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所占领，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学术工具。这是日本人战争记忆中的重要一面。因此，战后日本历史学在获得解放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学术的“非政治化”。

　　中国的历史学又何尝没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评价海瑞、李秀成到“评儒研法”，所有的历史性学术问题都被打上深刻的政治印记，研究者的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被扼杀。历史研究几乎都是对历史资料的任意剪裁和对现实问题的故意影射，毫无科学价值可谈。以至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陷入停滞的困境。然而，在中国发生动荡的那些年代里，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的学术研究则被远远地抛在后面。[7]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世所公认的长足进步。

　　由此可见，“不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这一命题似乎并无错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能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而应当将学术问题纳入规范的学术研究范畴。但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并不等于学术问题与政治没有关系。其实，中日历史问题究竟是不是纯学术问题？或者说，中日历史问题是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这才是认识分歧的所在。在中国，因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兴均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始终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作为重要的活动，把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团结民众、振兴中华的目标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战后日本虽然走上和平道路，但始终存在着强调侵略战争正义性的政治立场，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认为“国家无罪”的立场。[8]虽然这种意见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国民，但得到了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特别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这种意见成为右翼保守势力掩饰历史阴暗面，恢复国民自尊心的好材料，更通过历届阁僚中的“问题发言”[9]而得到强化。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的政治操纵，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渐渐使历史问题的政治性越来越被强调，对民众之间感情的刺激也越来越强烈，成为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阻力。

　　这就说明：中日历史问题在现实中主要反映在政治、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三个层面的问题如同三个相交的圆，并不完全重合，但又不完全分离，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中日历史问题不是纯学术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正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日两国都对历史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是因为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紧密相关，民众与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期待着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因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关系到两国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当历史学面对这样的现实要求时，当中日历史问题的现状需要研究者提出见解时，学者如何能够以“纯学术”的理由来逃遁呢？所以由学者进行的中日共同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思考如何面对政治及民众提出问题的义务，因此也有促进相互理解、稳定两国关系的责任。基于这一认识而采取的种种办法，包括选择共同研究报告发表的时机、发表的内容等，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日方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也认为：此次发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学术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0]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时，媒体发表了种种评论。有的认为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不能对共同研究抱有太大的希望”[11]；有的则称：“虽然说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在历史问题上如何做，都避不开网络时代青年的攻击，中日的对立是必然的。”[12]而共同研究报告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公开后，中国的多数媒体与日本的少数媒体强调是“中日历史问题向前迈出了第一步”，但日本的多数媒体并没有认真阅读长达６０万字的报告书，很快就在第二天，甚至当晚就迫不及待地以醒目的标题宣称中日历史认识的“分歧依然深刻”[13]，关于南京大屠杀牺牲者“数字不一致”[14]，等等。这些判断，显然无一不是从政治与民众的感情层面考虑的，却没有真正地从“纯学术”的角度考虑。而强调要进行“纯学术”研究的一些学者，也迎合了那些媒体的需求，甚至迫于某些政治势力的压力，不断地“披露”所谓共同研究报告以外的消息，如为什么发表时间被推迟，为什么还有部分文章没有发表，等等。这些消息中究竟有多少是“纯学术”的内容呢？

　　２０世纪以来，“与世界史学研究同步脉动”[15]的日本史学界，也并非不受到欧美史学潮流的影响。那么，对影响全球的“新史学”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克罗齐、科林伍德及２０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都强烈地主张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开。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强调：“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16]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关注社会，不能增进人类利益的历史学研究，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而强调所谓中日历史问题研究的“纯学术”，是否有些不合时宜了呢？

　　其实，关于历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也曾发生在德国的历史学家中。后来，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Ｍａｉｅｒ）在１９８０年就指出：政治不是历史研究范畴外的要素，而是历史本身固有的要素。他说，“在进行历史解释的同时，必须要作政治解释。其中有证明使用权力的信念的要素。除此以外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不能作政治性的解释。不能成为现在通用的为制造概念的内容而使用的武器”。[17]

　　二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两国学者在重视研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还是侧重于研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问题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关于这一差异，参与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学者庄司润一郎先生有如下概括：

　　日本方面侧重于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客观的原因及决定的过程。所以，其研究结果认为在日中之间不仅仅只是战争，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与可能性。而中国方面则侧重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必然的发展趋势，从近代日本‘侵略’的计划性、一贯性与中国抵抗的模式来理解历史。[18]

　　那么，具体是如何表现的？我们不妨举例说明。首先看双方学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表述。

　　日方的研究报告重在叙述关东军参谋、司令部、陆军中央、日本政府与内阁在事变发生前后的活动。如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周密计划和构想；日本政府对军队的行动开始不同意，“甚至连陆军指导层的激进份子也没有同意占领满洲的方案”，但最终又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当地军队的行动；政府并不积极支持“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的石原等人的设想，却尝试“以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但是和平努力因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的阻挠而毫无成效。[19]

　　中方的研究报告则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其理由一是日本早已将中国的“满蒙地区”划在其利益线之内，进而则关注关东军及军部分别拟订的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关东军参谋部就“占领满蒙地区的文件”进行研究，１９３１年４月陆军参谋本部制订《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同年６月１１日，在陆相南次郎的同意下，陆军省、参谋本部秘密组成以建川美次为首的“五课长会”，研讨上述情势判断的对策，并制订《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等情况，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中方的研究还叙述了日本军队为实施上述计划而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及其受到的抵抗。[20]

　　再看双方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表述。

　　日方的研究报告在叙述了枪击事件后，指出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参谋本部为防止事件扩大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而且在最初的几天里，还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过接触。但由于陆军内部存在“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以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长武藤章等“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一击论”，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军一次打击，迫使国民政府转换抗日的姿态，一举解决日中问题。由于“一击论”者超过“不扩大派”，属于多数派，导致开始采取“不扩大”方针的近卫文?内阁最终还是同意陆军省要求派遣３个师团的提议。所以，日方的研究认为对于事态的扩大，“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无视当地的停战努力就早早地决定派兵、与之同样论调的近卫首相和‘膺惩暴支’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21]

　　中方的研究报告同样叙述了枪击事件，指出“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研究报告又提出：日本驻屯军在丰台驻兵，本身就导致了与当地中国军队的矛盾与冲突，构成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动因。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７月１１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所谓“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虽然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但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22]

　　从上述双方对两起事件的描述中可见：日本方面的研究确实对两次事件中日本方面的决策过程有相当详尽的描写，使人们了解了其中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当然，这一工作与日本学者对于日方历史资料的熟悉程度有关，就像中方学者对这一过程中中方的决策过程有较多的描述是一样的。不过，将这两个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最重要的目的是需要从中找到真正的经验与教训。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策，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与俄国在东北利益的争夺等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卢沟桥事变也确实发生在日本在华北地区驻兵的大背景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局势的宏观背景下，只有将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孤立、偶然的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够解释中日战争之所以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性，才能对问题的性质有所把握，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而且，这也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亦可再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描述日本地方军队、军队中央及政府的具体决策过程。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无论多么具体的详尽的叙述，都不能忽略那些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表面上似乎孤立的事件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当然更不应强调某些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然性与外因，而忽略对构成历史进程发生的根本性质的研究与分析。

　　那么，忽视事件的连续性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我们注意到，战后无论是在日本复兴和高速增长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在经济停滞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社会背景下，描写日本光明时代，特别是明治时代伟业的文学作品及历史研究成果都大受欢迎。根据司马辽太郎的“坂上风云”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从２００９年起用三年时间在日本上映，就是例证。但是，人们也发现，尽管对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那么细致入微的描写，但人们却难以理解“光明的明治”如何转入“黑暗的昭和”，甚至不相信历史进程能产生那样的分裂。问题在哪

　　里呢？因为，明治宪法与西方立法主义的宪法并不一致，“明治维新是未完成的近代革命”[23]这一点并没有被强调。而大力弘扬亚洲的黄色人击败欧洲白种人的“坂上风云”，虽然让人们了解了日本政治家和军人领导卓越不凡的能力，认识了地方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为国家尽忠献身的行动，但是“对于中国、朝鲜等因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而蒙受灾难”的一面，则几乎没有言及。[24]以这样的历史知识培育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逐渐在国民中形成了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历史认识。如果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动的扩张战争放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如果不研究各个行动间的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无视事件的必然性与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强调各行动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甚至美化歌颂其中的一部分行动，确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无构造的历史观”。[25]

　　当然，论述历史过程中诸事件的连续性、必然性的时候，引用资料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完整是基本前提。围绕“田中奏折”的讨论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

　　中国一些学者论证日本侵华的计划性与一贯性时，往往以“田中奏折”作为论据。但是，被作为文件提出的当时，“田中奏折”确实因在行文格式及所涉事件的叙述方面有较多漏洞，存在许多不明之处，对其真实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到战后，日本学术界（包括各派）基本不认可“田中奏折”的存在。而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有的中国学者也对其存在或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但也确如有人指出的：正因为《田中奏折》被认为是首相起草，天皇过目的，即使有疑问，也被作为“有分量”的侵略规划而认定了。[26]

　　“田中奏折”本身作为文件是否存在，完全可以作为实证性的问题留待学术界研究。但无论文件真伪如何，在那之后东亚发生的事态及日本的行动确实是与“田中奏折”中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才导致后来重光葵也承认：“之后发生的东亚的事态，以及与之相伴的日本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原文为“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推行的，因此，也就难以拭去外国对此文书的疑惑。”[27]也就是说，重光葵竭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实际侵略活动本身证明了其计划性与阶段性。这是问题的本质，而且已为中日两国学术界公认。

　　由此可见，单纯以“田中奏折”的存在证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计划性是不科学的，而且给日本右翼学者设置学术研究的陷阱提供了口实。那些人正要通过对“田中奏折”文件的真伪问题做文章而借机达到否认侵略事实，混淆是非，转移注意力的目的。对此，认为“田中奏折本身是假的”江口圭一先生指出：如果“否定田中奏折意在否定田中外交的侵略性，想利用田中奏折伪造说，给田中义一带上免罪符”，则是根本错误的。[28]

　　三 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南京大屠杀”问题都被许多人认为是中日历史认识分歧中的代表性问题之一，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之初，两国的媒体都很关注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学者的意见，甚至有的媒体把中日历史问题简单归结为对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人数的认定问题，认为两国学者将会就人数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媒体关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在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中并未作为主要课题。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人数，其实早在１９４６年开始的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中均有判断。日本投降后，在东京与南京对战犯进行的审判中，均涉及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两个法庭的判决书分别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２０万以上”和“３０万以上”，这是后来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历史依据之一。[29]

　　当然，双方学者也都注意到：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当时，是处于现代人很难想象的战争混乱状态，加上记录不完整、状况很难复原。在进行上述东京与南京审判之际，尽管已经尽力搜集了种种资料与证据，但仍不具备进行学术性实证研究的时间与条件。从理论上讲，追求更精确的数字，进行更严密的实证性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能够进行那样实证研究的条件至今仍无大的改善。有的日本学者根据他们认为能够认定的资料而对被害人数进行了统计，结果是有的认为有２０万，但也有的认为有数万人。[30]对于实际数字的研究与追究，可能是今后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以户籍统计的资料推论当时南京的人口数量，从而对被害人数进行推算，还有诸多不科学的成分。[31]

　　在具备进行充分实证研究的条件下，继续对遇难人数进行研究固然是应当的，但是，即使暂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也不妨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的判断。无论如何，南京大屠杀都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是严重违背人道的暴戾行为。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人数问题并不能成为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障碍，当然更没有成为日本战后走和平道路的障碍。

　　那么，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需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承认历史上发生过日本军队对中国受害人（包括对平民的伤害、对妇女的性暴力、对俘虏的集体屠杀、对城市建筑与居民房屋的破坏）的残暴屠杀行为；产生如此暴戾事件的原因与教训是什么；围绕这一事件的历史认识为什么产生分歧，争论的过程与问题点。事实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的。

　　有人对研究上述三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是以价值判断取代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实证研究是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在历史学研究中不应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所以，日本学者往往对中国方面的学者使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句话感到不好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所谓“以史为鉴”是指要从“侵略”带来的教训中学习。而那一“教训”，是具有政治性、道德性价值判断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一点与重视实证主义的日本之间有微妙的差异。

　　其实，历史学是否需要价值判断，是一个讨论了相当长时期的问题。人们都知道：历史研究不是一般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历史学研究者利用其判断力进行思考的结果。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资料进行实证研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含了研究者的分析与判断。将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截然分开，甚至将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对于在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那一场战争，如果历史学者给民众的知识仅仅是一些所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人数等实证性研究的数据，而对战争的性质、对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毫不理会，毫无批判意识，难道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么？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认识是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32]

　　就以南京大屠杀问题来看，对该问题的历史学研究真的不需要价值判断么？当然不是。其实，那些将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认定转移到数字上的讨论，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提倡实证研究，而是为从根本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故意设置陷阱，为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制造舆论。而“虚构论”仍然是一种价值判断。

　　关于这一点，中日共同研究报告公布后日本右翼学者的活动就是典型的证明。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对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方学者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称：“（日本学者）承认发生了大屠杀，这是很大的问题。最新的研究证明，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33]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右翼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其实正是其价值判断的核心。

　　对于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如果排除右翼学者故意掩盖历史事实的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实也存在方法问题。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与痕迹进行研究。其实，实证研究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传统的考据、训诂等学问与实证研究并不矛盾。当然，西方历史学自１９世纪以来出现了被称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给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只有受“兰学”影响的日本历史学才重视实证研究。

　　对于包括数量等问题在内的诸多历史问题，为了使论证更具说服力，扎实的实证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论据可给予研究论点以最重要的学术支撑，也可以使价值判断无可质疑。有学者认为：２０世纪，特别是该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的功能大为弱化，一种全新的西方人称之为“理解”的功能则全面兴起。这是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转折，是史学家努力追求史学的有用性，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历史学的产物。[34]显然，在这样的“新史学”中，实证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重视实证研究并不等于实证研究可以取代所有的研究方法。如果将对个别“事实”的详细分析陷入了微观的实证主义研究，影响了从宏观上对问题基本性质的把握，特别是回避了战争责任中的“侵略”等原则问题，那就是伤害国民感情的“历史修正主义”了。给实证研究方法以合理的科学的地位，历史学才具有活力与生命力。

　　（作者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日］《产经新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2]［日］北?伸一：《日中?史共同研究の出?》，载『外交フォ?ラム』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3]［日］庄司?一郎：《「日中?史共同研究」の展望》，载《防?研究所ニュ?ス》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号。

　　[4]京都大学事件，又称“泷川事件”，指１９３３年日本文部省大臣以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的著作和讲演宣扬共产主义为理由，通过给大学总长施加压力而罢免泷川教授。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会认为这是干涉大学自治，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集体辞职，得到学生支持。由此引发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及九州大学要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运动，后被警察镇压。由于这一镇压，日本大学的自治陷于瘫痪。

　　[5]“天皇机关说”事件，指东京大学教授、参议院议员美浓部达吉（１８７３—１９４８）在１９３５年被指控犯有“不敬罪”的事件。美浓部达吉在其著作《宪法讲话》中作为议会中心主义和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而提出“国家法人说”，即“天皇机关说”，引起右翼势力的反对。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化的推进，日本内阁发表声明，认为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违背日本国体，并查禁其著作。迫于政治压力，美浓部教授辞去议员职务。

　　[6]共产科学院事件，即１９３６年日本政府对参加讨论日本资本主义问题讲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镇压的事件，又称“讲座派”事件。参与“讲座派”学者被指“企图在日本发挥苏联共产科学院作用”而遭逮捕。其理由是讨论这一问题阐述了苏联科学院的见解。

　　[7]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8]［日］赤?史朗：《?京裁判》，?京：岩波ブックレット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9]［日］木坂?一郎：《保守政治家の十五年?争?》，载《年?日本?代史》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２４页。

　　[10]［日］波多野澄雄：《日中?史共同研究をふりかえて》，载《三田??》２０１０年第８—９号，第５２页。

　　[11]［日］《读卖新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日。

　　[12]［日］《产经新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13]［日］《读卖新闻》２０１０年２月２日；《日本经济》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

　　[14]［日］共同通信社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１７时；《中日新闻》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东京新闻》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朝刊；《每日新闻》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朝刊。

　　[15] 台北大学历史系甘怀真教授的分析判断。

　　[16]［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页。

　　[17]［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Ｍａｉｅｒ．Ｔｈｅ　Ｕｎｍａｓｔｅｒａｂｌｅ　Ｐａｓ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３２．

　　[18]［日］庄司?一郎：《「日中?史共同研究」の展望》，载《防?研究所ニュ?ス》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号。

　　[19]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第二部第一章。

　　[20]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第二部第一章。

　　[21]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第二部第二章。

　　[22]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第二部第二章。

　　[23]中村政则：《明治维新的世界史位置———意大利、俄罗斯与日本的比较史》，中村政则编：《日本的近代与资本主义》，?京：?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２年版。

　　[24]中村政则：《『坂の上の?』と司?史?》，?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５页；又见作者在韩国“日本强制吞并朝鲜１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25]姜克实：《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点》，《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26]??、三谷博、?大??：《国境を越える?史??》，?京：?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２页。

　　[27]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上卷，?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５２年版，第３３页。

　　[28]江口圭一：《田中奏折之真伪》，《日本史研究》第８０号，１９６５年，第６０—６５页。该稿还被收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京：青木书店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９７—３０１页。

　　[29]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审判的判决书（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指出：“后来的估计显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２０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判决书（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０日）指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30]［日］秦郁彦：《南京事件》，?京：中央公论社２００７年增补版，第３１７—３１９页。

　　[31]有人称南京当时的人口统计不完善，估计只有２５万，这是不对的。据南京当地学者的研究，作为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存在户籍管理，到１９３７年５月，户籍人口１０１．６万人。淞沪抗战后，部分居民离开南京避难，但也有从上海等地逃亡来的居民。到日军占领前夕，南京城内至少有５０多万居民，加上守城官兵１１万多人及从上海、苏州方向汇聚来的数万难民，南京人口至少有６０多万人。

　　[32]于沛：《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33]［日］茂木弘道：《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新しい?史教科?をつくる会编：『史』，２０１０年。

　　[34]王加丰：《“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3 1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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