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国际定位
2016-03-03 13:20:33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70年的历程证明,东亚历史的反思是个时间漫长的过程,也是一项艰苦的工程。因为在东亚,反思包含着太多广泛而深刻的问题。例如,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上,如何尊重并理解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多元、如何尊重经济社会进程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主权。反思如果不能以尊重人权、主权这一人类基本的共识为准则,任何有关战争细节的辩解就必然彻底丧失其正当性。而这一点正是东亚历史反思进程上的障碍。

　　我们尝试把欧洲的和解进程与东亚相比,特别是把“跪下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与免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暧昧的日本”相比。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日本走上战争之路的相关资料时,会看到近代以来西方对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以及日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在分析日本的道歉尚不足以与受害国达成和解的原因时,可以看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确立及其延续所受到的东亚之外的控制因素。因此,要说明东亚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落后于欧洲的原因,需要从近代以来日本对自身和对东亚其他国家的认识以及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和日本自身定位等角度加以认识。

　　首先,东亚的历史反思主要是指日本对自己的历史反思,反思日本如何走上战争之路,反思日本对自身和东亚的认识。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与日本的中国观、亚洲观及其自身定位相联系的,而日本对自身的认识是随着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形成的。19世纪以后,当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民族国家概念以及国际规则东渐亚洲时,日本在把中国作为“他者”的同时,加深了对自身的反省;另一方面,日本把自己和中国一起作为“自我”,以亚洲的身份去关注西方的“他者”。如福泽谕吉的“脱亚论”,首先传达的是民族危机感,其次是对中国的失望,以“优胜劣汰”的标准思考亚洲的价值,力图将自身从亚洲这个落后符号中摘出去;又如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强调的是日本特殊价值,即日本代表东洋文明的身份。两者都把文明的符号从欧洲或从中国转移到自己身上,前者是摆脱亚洲的身份,后者是代表亚洲的身份,两种身份定位最终都归结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性格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为日本加速这个身份的定位争取到了所谓的正当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则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脱了“亚”又没能入得了“欧”,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战后的日本走过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没有挑起新的战争,也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它却没有实现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和解,因为对战争反思的暧昧、教科书的空白、历史事实的篡改、社会右翼的言论、政客们的参拜等,几乎无间断地继续伤害着东亚国家和人民,甚至欧美战俘的感情。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下,急于走出战败国阴影并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日本做出了现实主义的选择,放弃军事专治经济,连续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这时的日本提出了做“普通国家”的目标,想走出战败国的阴影,借助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军事,走向海外。不论走上政坛的民主党鸠山前首相怎样解释他对世界格局变化的理解以及对东亚国家共同发展所寄予的希望,他代表日本政府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再次使东亚国家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因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以日本为主体寻找亚洲原理的基本立场和近代日本在“脱亚”与“兴亚”的双重变奏下的所作所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清理。

　　其次,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阻碍了日本的历史反思,也阻碍了东亚的历史和解。众所周知,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战后的瞬间完成的,刚刚走出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还处在战败失落和精神虚脱的状态,日本社会充斥着饥饿、贫困和混乱,美军快速实施的占领政策满足了日本人对社会稳定过渡的需要,但是,全民反思的缺位和天皇制的保留以及关于“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的讨论旧官僚体制的复活,使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完成意识形态彻底变革的机会。日本战后初期的一切来自外部的强力推动,不能不使得日本的“市民革命”带有外观性,缺少内在的反思。一个民族对自身发动的战争的反省,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思想认识过程,思辨清楚才能真正摆脱过去,走向未来,而美国没有给予日本这个自己“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

　　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下,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天皇得到豁免,战争责任问题上留下暧昧的空间,一些效忠天皇的战犯事后被作为英灵受到祭奠。在美国的冷战政策下,日本的战争反省被东京审判象征性地替代和了结,日本快速地以日美军事同盟的身份成为反共月牙圈上的重要岛链。这个结果,必然导致了反省不足的后遗症,即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美国作为同样的外部因素和冷战的一方代表,在促进了欧洲和解的同时,却阻碍了东亚的和解。美国在对德国纳粹清算问题上的态度表现和对日本战犯处理上的仓促与暧昧足以显示其战略手腕。美日军事同盟是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支点,美国通过同盟关系控制并使用日本,只要日本在美国的可控下,美国就没有强迫日本反省的必要,这个做法不同于对处于非同盟关系的、同样在冷战敏感交界处的德国的做法。迫使日本反省对东亚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美国的目的,而美国对日控制才是目的。因此,东亚国家之间的和解程度亦取决于冷战在东亚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在东亚至今仍旧没有结束,美国不仅没有一点弱化同盟的意思,反而加紧了对同盟关系的控制。日本在得益于军事同盟保护的同时,也成为霸权手中的玩偶和东亚和解的挡路牌。

　　最近围绕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引发的日美之间、日本政府与冲绳民众之间的纠纷,再次显示了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本质。冲绳美军基地是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既是日本被动接受的结果,也是日本自身的选择。从一开始,冲绳就“理所当然”地要为日本的“安全保障”承载负担。走过冷战时期的日美同盟,在今天将防御的目标瞄准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认为,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保留冲绳基地是抵御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力量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是亚洲得以稳定的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近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和框架没有变,过去的国际规则仍旧发挥作用,军事强势依然是世界格局变化中的重要因素,美国就是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和规则制定的主宰者,也是一切后遗症的始作俑者。随着东亚国家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美国强化其军事霸权并使其覆盖东亚地区的意识更加强烈,而冲绳就是这个霸权在东亚存在的载体,是日本所谓安全的寄托,也是美国东亚战略部署中的支点。在今天冲绳问题的背后,是日本怎样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给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的问题,也是日本在世界秩序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冲绳承载着这个沉重的问题。正如大江健三郎先生所说:“思考冲绳,意味着对置身于东洋的日本和日本人进行根本性思考的契机,这样的思考再次把我带到‘日本属于冲绳’这个命题上”。不论今后日本继续傍美还是脱美,未竟的历史反思将继续给东亚和解留下不确定的因素。

　　东亚的战争反思与历史和解道路之艰难,已经不只是受害国家人民的基本认识,也是日本大多数人的共识。日本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反复道歉不足以达成和解,日本的年轻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下一代仍旧要为上一代人所犯的错误承受谴责。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即理性的思辨不可以为程序的形式所替代。如前所述,日本之所以走上战争道路,是经过认识上的思辨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中国、东亚乃至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思考和变化的过程,对怎样应接和参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扩张和国际秩序,也有一个权衡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皇民教育、知识精英学说、社会整体的民族保守氛围、政治体制的缺陷、军队的利益冲动等经过了逐步整合,从而走上侵略和屠杀之路。天皇的一份投降诏书无论如何不可能清理日本近百年的思想积淀,况且那诏书实在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吓出来的不得已的结果。正是因为缺少对战争、对东亚近代史中的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反思才使得形式上的道歉是那么的单薄与苍白,而历史的包袱却被日本自己装载得越发复杂和沉重。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着领海划界和岛屿主权争议,而这些争议也以东亚的历史为背景,每当发生冲突事件,历史问题一定叠加在现实问题之上,使得争端难以解决。2010年9月发生在钓鱼岛的中日撞船事件,实质是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发生的争端, 1895年,日本以日本人登上该岛的主权宣示为证据,而对于中国来说,那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一系列强占的组成部分,战后美国给日本以行政管辖权。钓鱼岛诠释的同样是东亚历史反思与和解难以实现的历史和现实。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军事强权还将长期控制东亚地区,日本的国家发展定位还将被置于日美军事同盟下,在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日本在同盟中所承担的军事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在安全方面的角色将更加不利于增进互信。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和解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3 1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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