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军团与随枣会战
2016-03-22 14:44:27  来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长沙)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柯育芳，胡若晨，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柯育芳(1964- )，男，湖北黄梅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胡若晨(1989- )，男，湖北襄阳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内容提要：1939年5月爆发的随枣会战是第五战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汤恩伯率领的第31集团军，是此次会战中第五战区唯一一支嫡系集团军，战斗力居于其他部队之上，是日军作战的主要目标，也是第五战区实行攻势防御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整个随枣会战中汤军团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却未能取得更好的战果，以至各方对该军团在此次会战中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结合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相关史料对汤恩伯军团在随枣会战中的作战情况予以详细论述和客观评价。

　　关 键 词：湖北抗战/随枣会战/汤恩伯/第31集团军

　　1939年5月爆发的随枣会战是第五战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最终以恢复双方战前态势而告终。汤恩伯军团，即国民革命军第31集团军，是此次会战中第五战区唯一一支嫡系集团军，武器装备优良，人员编制完整，战斗力居于战区其他部队之上，在整个随枣会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汤恩伯军团是日军作战的主要目标

　　武汉会战后，日军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有陷入泥淖之势。与之对峙的中国第五战区则因派系复杂，军队装备、素质和作战能力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部队在参加武汉会战时受损严重，重武器缺乏，战区直辖炮兵几乎损失殆尽，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就在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抗战力量，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部即第31集团军在枣阳集结“归第5战区指挥”[1](P117)。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第五战区的实力，加剧了第五战区对武汉方面日军的威胁。

　　第31集团军下辖第13、85军，以及独立第1、2旅，共计6个师、2个旅近10万人。其中，第13军是汤恩伯的基本部队，也是该集团军的基干力量，该军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显赫。抗战爆发时，第13军赴北平南口布防，在南口保卫战中顽强抵抗日军，坚守南口20余天，一时名声大震。后第13军的部队自北平、河北至山东转战，1938年1月18日扩编为第20军团，汤恩伯任军团长，下辖第13、85军。该军团曾隶属第五战区，参加台儿庄战役，切断矶谷师团后路，解台儿庄之围，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无论是国军还是日军对该军团的评价颇高，这也是该军团转入第五战区会使日军倍感威胁的原因之一。

　　恰在此时，为了确保武汉外围的安全，日军第11军决定深入第五战区，打击中国军队主力，发动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

　　1939年4月17日日军第11军制定了作战指导策略，其发动此次会战的主要方针是“捉住敌军准备进攻的态势，采取快速奔袭给予反击，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2](P127)，同时，还要求“军在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态势，整顿警备的最前线……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2](P128)。可见，日军此次会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歼灭或削弱第五战区的有生力量。其具体策略是采用“分进合击，锥形突破，两翼包围”的战术，以日军第3师团为主力，沿襄(阳)花(园)公路向枣阳、随县发起攻击，企图将第五战区主力吸引在枣阳东北一带；日军第13、16师团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向北突进，切断国军向襄阳的退路，然后向北迂回包围；日军信阳方面一部进逼桐柏，以切断国军向北退路。这三路日军企图将国军围歼于枣阳东北地区。由此可见日军主要目标是位于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襄花公路沿线的国军部队，而这一地区是第五战区左集团军所在，防御的国军部队主要是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日军在其作战指导中也提到“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31集团军”[2](P129)。

　　所以无论是从日军发动“襄东会战”的原因来看，还是从日军制定的作战方针和策略上来看，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无疑是此次日军作战的主要目标。

　　二、汤恩伯军团是第五战区攻势防御的主要力量

　　中国统帅部和第五战区采取了“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3](P847)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配置有力部队于江防及汉宜公路正面，保卫宜沙；战力弱小部队使用于次要方面担任守备；战区主力控置于襄花公路方面，以作进攻退守的依据。”[4](P284)也就是说，第五战区所采取的策略是实行攻势防御，在抵御敌军进攻的同时，伺机对敌发动攻势，消耗、歼灭敌军。同时第五战区将战区左翼，即襄花公路地区作为攻势防御的重点地带。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第五战区将兵力分成左集团军、右集团军和江防军。第31集团军在第五战区现有军队中战斗力较强，人员也较为完整，所以战区希望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将其视为对日军发动攻势的主要力量。1939年4月下旬，战区在樊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攻势防御，适时在随县、枣阳中间地区采取攻势；“同时，并以机动兵团第三十一集团军拨归左翼兵团指挥，加强左翼兵团的作战力量”[4](P285)。根据李宗仁的设想，将汤军团置于左集团军的左翼，即襄花公路以北的桐柏山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军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5](P562)所以，汤军团在左集团军的侧击是此次会战中国军发动攻势的重要力量，也是围歼敌军的关键力量。

　　但是在关于汤恩伯军团的部署和使用上，第五战区与统帅部产生了分歧。早在4月3日，军事委员会曾电告李宗仁，“对汤集团应作机动部队，须呈候本会核准，方得使用”[3](P848)。所以第31集团军虽在名义上归第五战区直辖，但实际上战区也无法随意使用。4月下旬，当李宗仁将战区制定的战略计划电告军令部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汤恩伯集团军可在襄花方面，为战区总预备队，使用时机，不可过早”[3](P849)。蒋介石希望这支嫡系部队能够长久保持较强的战斗力，作为一支机动部队，可以随意调动，以支援各战区作战。所以从长期抗战考虑，蒋介石不愿意一开始就将汤军团放在抵御敌军的第一线，当然也不能排除其想保存嫡系军队实力的目的。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在此期间也曾请示军令部刘斐次长，请求使用第31集团军以支援左集团军战斗。但刘斐认为第31集团军是“委座为准备长期战争，及策应贵战区与第一战区危急状况时之事先部署，故坚决不准轻易使用”[3](P849)。

　　最后，第五战区在汤恩伯军团的部署和使用上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将汤军团分成两部分：令第13军接替第45军第127师，在“唐王店、大山庙、天河口、高城间地区占领机动阵地，掩护我军左翼，并准备对敌之侧背攻击”[6](P158)，归左集团军李品仙指挥，依然将攻势防御的重点寄托在第13军的侧击上；第85军集结于鹿头镇、吴山店地区，相对来说处于二线阵地位置，“准备对桐柏方面掩护我战区左翼，并联系左翼第十三军对敌侧背攻击”[7]。从李品仙后来的回忆来看，第85军并不在左集团军序列，这也可以视为是战区对统帅部命令的妥协。至该年4月下旬，第31集团军按以上部署集结完毕。

　　三、从消极防御到主动反攻

　　笔者认为，汤军团在此次会战中的表现经历了一个由消极防御到主动反攻的转变。根据战事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5月1日—5月6日

　　1939年5月1日随枣会战爆发。在襄花公路方面，主要是由第3、13师团组成的3万余人的主力部队，由应山、广水西进，向随县城及其南北两侧对日军猛攻。战役中最先遭到日军攻击的是第84军，第84军的两个师坚守塔儿湾阵地，战况极其惨烈，第84军损失巨大，但仍然死守阵地，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7次之多。此时汤军团的第13军阵地位于塔儿湾阵地的北侧高城附近，日军分兵两路，在进攻塔儿湾阵地的同时，也对北侧的阵地发起进攻，企图从北侧迂回。5月2日，在飞机及炮兵的支援下，日军步兵约3000人向第13军第89、110师阵地猛攻。“经我迎击，迭予重创，先后毙敌一千”。[3](P847)

　　5月4日，日军在塔儿湾阵地久攻不下，遂使用毒气，第84军伤亡惨重，被迫放弃塔儿湾阵地。第13军所在的高城阵地因无险可守，遂也被迫后撤至蒋家河西岸。5日晨，日军一联队进至天河口东南白庙之线，与第13军接触，并发生激战。6日，左集团军逐次转移至漂水西岸防守。双方处在胶着状态。

　　就这一时期汤恩伯军团的表现来看，参战的第13军全力防守，在左翼抵挡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对右侧的第84军的作战起到了较好的配合和掩护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第13军仅是消极被动的防御，尤其是在4日之后，在较少受敌的情况下，并没有按照战区计划主动出击，从侧面切断襄花公路歼灭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这也是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汤军团不满的地方。但是就当时的战况来看，日军出动大量兵力向左集团军猛烈攻击，在飞机的掩护下，动用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其攻势之猛烈出乎守军意料。要在抵挡日军猛烈攻势之后，短时间内迅速主动出击也确是十分不易。等到7日，汤恩伯为了防止被日军包围决战，向第13、85军发出6条电文，令其调整部署，全线出击[8](P125)。但此时为时已晚。

　　(二)5月7日—5月14日

　　正当左集团军在襄花公路沿线竭力抵抗日军的同时，右集团军方面却战况不利。6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襄阳对岸的张家湾，切断了襄、樊与随、枣的联系。这使得左集团军腹背受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7日，日军攻陷枣阳，8日，日骑兵第4旅团控制了襄花公路上的张家集和双沟镇，完全切断了左集团军往襄阳的退路，并且继续向桐柏迅速进攻。随县也在第84军撤走之后陷落。这样，日军就基本完成了对左集团军西侧和南侧的包围。随后，日军将作战重点置于捕捉汤军团主力，此时汤恩伯军团在枣阳东北至桐柏之间的山地。左集团军司令部和第84军已开始向唐河转移。第39军潜入大洪山牵制西侧日军。从7日开始，日军第3、13师团由三合店、唐王店、倒峡流、江头店等地包围第31集团军阵地，积极发起进攻。第31集团军与日军“彻夜鏖战，肉搏相拼”[3](P853)，承担了掩护第84军撤退的任务。

　　10日，“日军飞机20余架向第4师阵地猛烈轰击，并投掷毒气及烧夷弹百余枚，继以其步兵攻击，该地守军一营，奋勇抵抗几至全部壮烈牺牲”[9](P136)。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但此时，汤军团处境已十分危急，西侧日军已开始向唐河转进，三面日军即将完成合围。同时，其他各部队都已转移，汤军团各军阵地已无固守的必要，汤恩伯遂下令各军转移。第13军2个师(外加2个独立旅)由军长张轸率领留守桐柏山担任游击，并且掩护主力撤退，其余四个师由汤恩伯率领向唐河转进。

　　汤军团各部于11日凌展开始按计划转移。转移期间又受到日军轻快部队袭击，部队被分成数段，受到一定损失。幸而此时第2集团军第68军第119师在桐柏以东持续抵抗，长达6日，汤军团得以向泌阳方向转进，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这一时期的汤军团两军阵地正面从向东转变成向南，倚靠桐柏山阻挡北进之敌。所以，原处二线阵地的第85军也与第13军同处在日军进攻的正面。由于没能够在之前给襄花公路方面日军主力部队以一定消耗，导致此时期日军在完成两翼合围之后，集中全力猛烈进攻汤军团，加之第84军等友军损失严重，无法给予一定的支援和配合，所以这一时期汤军团各部队防御显得更加被动，虽然很好地完成了阻击日军、掩护友军撤退的任务，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使积极抵抗，但已无法改变枣阳、随县失守的战局。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是这次会战汤军团战斗最为激烈的时期，汤军团在这一时期的作战十分积极，体现了这支部队应有的战力，打退了日军多次大规模进攻，为其他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但撤退时显得十分仓促和混乱，导致损失较为严重。

　　(三)5月14日—5月23日

　　这个阶段也可以看做是随枣会战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军跳出敌人包围圈开始反攻的阶段。汤恩伯军团等左集团军部队成功地跳出日军包围圈，加之日军对汤军团也予以了较大地消耗，所以日军于12日“决定立即折回，从大洪山东北地区消灭彷徨中的敌人杂牌军”[2](P135)。于是第五战区各部趁机展开了对日军的反攻。

　　14日，第五战区下令各部展开大反攻。汤军团与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反攻豫南，第13军在桐柏附近游击。至21日，李宗仁令“汤部主力在镇平、内乡，从速整训，必要时应推进邓县附近，准备与在唐河、新野一带之孙部协力，向南攻击由枣阳附近西进之敌”[3](P842)。23日，国军收复随县，日军重新退回钟祥、应山等地，随枣会战结束。

　　总的来看，对汤军团在随枣会战中表现的评价不能过于片面，需要辩证地看待，汤军团虽然没有充分发挥一支嫡系主力部队应有的最好水平，但也不是导致战局恶化的罪魁祸首，虽然违抗军令需要批判，但其掩护友军撤退的功劳也值得肯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本文刊于《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长沙)2015年第20153期）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3-22 1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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