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新四军遭国军8万人伏击 血战7天弹尽粮绝
2016-04-11 14:58:46  来源：中国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当局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所谓“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他们为投降日寇扫清道路而策动的反共高潮，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防队全部北调，“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但是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12月中旬之后，国民党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是新四军的顶头上司)再三下令催促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北渡过江，而按照国民党指定的北渡地点，则是日伪的强大力量所在，所以，新四军在如何北渡，何时北渡，走什么路线北渡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周旋。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事变经过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后续事件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新四军成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共产党员600多人。1942年6月，侵华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撤往闽北建阳，上饶集中营亦向闽北迁移。17日下午，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在武夷山市赤石举行暴动。全队80余人成功地脱狱。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历史点评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历史奇冤：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