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地战云卷 壮士杀敌呼尽忠
2016-04-19 16:05:00  来源：《羊城晚报》作者：孙晶、刘珊  点击：  复制链接

　　不朽老兵

　　抗日影视作品中，关于消息传递者的描写格外多，他们懂技术又能战斗，简直是那个年代的少女偶像。真正在70多年前参加了长沙会战的江南无线电总台负责人之一的刘俊明老先生亲自给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风语者”是如何在战争年代传递消息的。

　　日军冒充我电台　将计就计保通讯

　　刘俊明年少时在太原市阳兴中学读书，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七七事变”。太原失守后，刘俊明一家人被迫各奔东西。

　　刘俊明当时一路搭火车到了潼关，身无分文的他在火车站呆了两天没饭吃，看到国民党军政部招收抗日敢死队员，拥有高中学历的他顺利通过了考核。

　　他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长沙，驻扎在岳麓山脚下的湖南大学，学习了莫尔斯发报技术、无线电机务知识、通讯中的干扰和防干扰技术，九个月后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成立了两个电台——江南无线电总台和江北无线电总台，负责重庆国民政府和第九战区的联系。

　　“我们很快就赶上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日军进攻新墙河时，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部都设在衡阳，电台也转战去了衡阳。日军占领长沙附近时，全天候发射干扰信号，使我们电台与重庆电台听不清彼此的信号，通讯因此中断。我们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准备了四个频道频繁切换。”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俊明思考一番后决定“将计就计”。

　　“后来，日军电台完全掌握了我们电台的信号和通讯时间，我们呼叫重庆电台，敌台就冒充重庆电台，要我们把电报发给他们。日军的手法、信号与我们规定的单日双日的一种暗语不同，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敌台。当时，收电报就跟收听广播一样，如果敌台冒充重庆的电台要给我们发电报，我们就将计就计地直接发电报，那敌人就会停止电磁波干扰，重庆电台同时也就能听得到，而敌台收到电报后却并不能破译内容。所以，我就建议发报给冒充的重庆电台，这样日军会认为他们引导我们发错了地方，对我们造成了通信破坏，可实际上重庆电台却同步收报了。经过请示后，电台采用了我建议的方法，使日军无法对我们的通讯干扰，保证了重庆电台在全天24小时内都能顺利收报。”

　　战友牺牲在身边　不敢规划后天事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刘俊明与电台同仁在株洲遇到了日军空袭。

　　当时，空袭警报拉响，刘俊明一行人放下设备，跑到空旷的地方躲避。“印象太深了，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会梦到那个情景：我躺在空地上，敌人八九架飞机轮流丢炸弹并进行低空扫射，我眼睁睁地看着炸弹从天上掉下来……掉下来……”飞机飞过后，刘俊明发现身边不远的两个报务员已经牺牲，另外两个报务员中弹受伤。“我当时右腿也中弹了，但是精神高度紧张，居然没感觉，后来才发现腿上全都是血。”刘俊明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条件简陋，只能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将子弹取出。

　　“手术完的那个晚上，疼痛开始清晰，真不知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刘俊明说，第二天天刚亮，低头一看，发现腿居然是青色的，肿得和水桶一样粗，自己都被吓了一跳。然而，休息不过三天，他就回到了前线，“电台是我负责的，我有任务，我腿脚还不能走，当时的发报机很大，我就让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发报机上面，我躺在机器上发报。”

　　“那个时候啊，我安排任何事，只想到‘明天要做什么’，都不想后天的，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后天……”刘俊明说着，有些哽咽起来，“我真是很想为战友们收尸，可惜都没有机会，力不能及……每每夜里梦见这些醒来，都痛苦不已。”

　　恨透了日本鬼子　从不看抗战神剧

　　那时候，为什么不怕伤痛不怕死？刘俊明说，“因为当时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园，伤害了我们的兄弟姐妹。在那种环境里，他要杀害你，你根本不会害怕。”停了一小会，他低声说，“我当时真是恨透了日本人。”

　　刘俊明说，有一次在后方碰到了日本俘虏，“我真的没忍住，上去揍了他两拳，后来受处分了。但是当时心中真是忍不住！”日本投降的时候，刘俊明在芷江参加了受降仪式，“亲眼见到鬼子投降，万分感慨。”

　　由于亲历抗战，刘俊明反而很少看抗战电视剧。“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半点掺假，”他摆摆手，“希望大家都尊重事实，尊重历史。”　

　　不朽老兵

　　“你不参军抗日，日本人就打到广东来了。我们要保卫家乡，一定要去打鬼子，死也不怕。”已经98岁高龄的何汉忠老人听到羊城晚报记者的广东话特别开心，高声向记者讲述70多年前的抗战经历。一旁的老伴儿悄悄说，“他回到长沙儿子家安度晚年，因为平时难得听到乡音很少开口，今天见到你们最高兴了。”

　　米店少爷参军走上战场

　　何汉忠，1917年4月27日出生，广东省中山县小榄镇人。1937年考入黄埔军校四分校的14期炮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战车防御教导总队，1941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战车防御营营副。参加过长沙第二、三次、四次会战。

　　何汉忠家拥有米店、钱庄、当铺等生意。“我父亲有四兄弟，伯伯经营租种田地，一个叔叔是管理部的长官，第四个叔叔是中山无线电台台长。我在广州仲恺农业中专毕业后，到乡村小学教了四年书。”何汉忠回忆说。

　　1937年抗战爆发，“听说日本鬼子要打到广州，我们家乡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不分贫富贵贱，踊跃报名参军，誓要保卫家园，死守广州。”何汉忠激动地说，“我与七名同乡从小榄镇出发，前往省会广州，在那里报考了黄埔军校。”

　　78年过去了，何汉忠还记得考试那天，头顶上有日本飞机丢炸弹，砰砰砰直响。“当时考试十分严格，我们年龄很小，本来很难考上，但是广东形势危急，必须要广泛招兵，我们就考上了，学的是炮兵。”

　　长沙会战肩扛手抬大炮

　　1938年5月从黄埔军校四分校毕业后，何汉忠被分配到“中央”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

　　“1939年，我们先后配合川军20军、粤军4军在湘鄂赣一带与日军作战。行军艰难，炮兵行军就更难。铁路公路都已经被破坏，炮弹、炮身要拆卸分解，全靠将士们肩扛手抬。”何汉忠摇头感叹，回忆起当年从广西桂平步行到长沙、到岳阳，在洞庭湖和湘江之畔与日军展开激战的情景，他连声说：“抬大炮，很辛苦啊。没办法，只能抬。”

　　没让日军进长沙过元旦

　　“日军是瞄准人的肚子打，我的一个排长被日军打伤了，没有办法，只能用盐巴水给他洗一下伤口，消消毒，简单包扎。”何汉忠痛苦地说，“战争生活极其艰苦，我们流动作战，寒冬腊月垫的盖的都是稻草。那时候，天下雨，每天睡觉身上都是又冷又湿，有士兵因此得病。”

　　不过，讲起胜利，老人一下子又来了精神。“日军很厉害，狂妄宣称要‘打进长沙过元旦’，我们与日军在冬瓜山、黄土岭一线反复拉锯战。最紧张的时刻，各个阵地告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突入城内，长沙岌岌可危。原本是远距离作战的炮兵也直接上了前线。”老人自豪地说，“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很多天，跟日军反复争夺阵地，日本最终没有得逞，这次战斗我们取得了胜利！”

　　由于老人接近百岁高龄，采访时间不宜过长，记者告辞离开。行动不便的老人硬是坚持要送到门口，一旁搀扶的老伴笑着说：“见到家乡来的人，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