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下)
2016-04-20 16:41:54  来源：广州文史网 作者：左双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点击：  复制链接

　　化友为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后续

　　值此之际，日军进攻广西，战局愈发糟糕，蒋“(9月24日)午餐后看报，深感国内外之讥刺太过，而以美总统罗斯福对华军事公开表示不满为尤甚”，又于9月25日请赫尔利转达一份备忘录予罗斯福，明确要求将史迪威撤换。蒋也知道，这样毫不客气的拒绝，势必失去美国的援助，他在28日电孔祥熙，“今后切不可再向美方要求任何物品，除非美方自动来与我商谈时再予洽商，否则切勿再求于人”。并说如今美国“其用心之险恶实等于俄日”。

　　对此，王世杰、张治中、顾维钧等许多重要人士都颇为担心。王世杰担心美国军方因此改变对日战略，中国付出的代价加大，与苏联相关的东北问题将更为复杂而危险。顾维钧在9月29日发一长电给蒋介石，称目前中美之间暗礁重重，美国朝野舆论对我十分不利，强调“美国对我素主亲善，迄无野心”及维持中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蒋介石能委曲求全。蒋复电则称这是主权问题，比战胜日寇还重要：“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否则同盟国虽胜犹败，非余所希求之胜利矣。”(《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

　　10月3日，为史迪威事，王世杰及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面见蒋介石，张问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史迪威之前“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称“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王说，就令如此，“亦宜先与我等商讨”；“予当时力称此事很可促成美国军部变更对日战略，……蒋先生对美军部甚愤慨，予虽再三言之，亦殊不能促其改变态度。”最后王世杰要求，罗斯福复电到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王世杰日记》第4册)

　　10月5日，蒋介石约各院长及王世杰等午餐，“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言下之意，不惜与美决裂。“予觉事态极严重。”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困境，王世杰谈到：“美国方面几乎普遍攻击我军部，乃至蒋先生，显系由美军部授意。近日我已与丘吉尔冲突(丘发表演说指责我军，我军事发言人亦公开驳斥之)；苏联仍不愿多与我商谈任何问题。现在又因中美联军司令人选问题与罗斯福及美军部冲突，显然自造孤立状态。倘此种趋势不即改正，前途真不堪设想。”

　　6日，收到罗斯福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参谋长职及支配租借法案物资之权，但仍郑重建议保留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指挥官之职务，对此，蒋介石仍倾向拒绝，并不惜对罗斯福作刻毒的人身攻击：“美国欲完全控制中国之野心则昭然若揭矣。余曾以去年底及今年正月迭致罗斯福三电表示不满之意，恐将促其恼羞成怒，故常引以为戒，而今乃反觉为得矣，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昔闻先慈尝言，凡斜目跛脚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证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

　　在复电起草过程中，陈布雷认为罗斯福已作让步，应接受其主张。王世杰亦力言不宜再拒绝。9日晚，王世杰又去找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予力称此事不可在此时闹僵。须知美国如公开对我表示不满，或变更战略，我方军事危机必更严重。我并告以布雷、敬之等均同此看法。”

　　但蒋、宋根本不听，一意孤行，10月10日：“今晨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思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之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何敬之、张文伯、陈布雷等与予谈此事，无不忧闷。予等之所忧闷者，不仅在罗斯福能否对此事再让步，而在未来中美间之相互信任与协助是否不受大影响。”

　　对王世杰、张治中等表示的担忧，蒋介石斥之为“此皆不知国家存亡安危之道也。”而“一般军事干部以为余对美交涉太强硬，必陷僵局，将致国家于灭亡之境，故烦言百出，怨声频至，呜呼！实无一人可与言大事决大计也。”

　　由于蒋之刚愎自用，由于其令人难以置信之自大、自恋，造成了战时中国对美外交的严重受损，也导致了整个战略上的被动。由此时至1940年代末，美国的远东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助华强大、重苏轻华到扶日反华的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即导源于此。

　　10月9日，“晚陈纳德请见，乃知史迪威已下令在美之第十四航空队半数以上人员停止工作，且对华租借法案中之飞机亦藉口予以延期运出”。

　　10月11日，蒋介石称要准备与美决裂：“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应切实准备，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及对共匪之袒护，则不能不准备决裂。”

　　10月17日，宋子文报告蒋，顾维钧来电，称马歇尔“询旅顺让与俄国之意”，“公叹曰，美国人之欺善怕恶有如此耶！”蒋介石还对陈光甫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

　　因此之故，本属于共同对日的盟友或盟国，在蒋介石眼中，全都成了危险的敌人：“对共、对俄、对美、对英各种未来之行动所可加害于我者，应切实研究与预防也”。化友为敌，自陷孤立，确实是近代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一辱再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

　　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就告诉孔祥熙，将召开一个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筹组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但不久，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报告外交部，谓美国国务卿赫尔告知，苏联以在中日战争中苏联处于中立地位为理由，“对于国际和平组织问题，不愿与中国共同参加会议，只愿与英美会议”。赫尔乃建议，8月3日在华盛顿同时开两个会议，一为中美英会议，一为苏美英会议。他可以安排会议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召开，中间的门可以敞开着。罗斯福也坚持召开一个由四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此，英国已同意，征求中国同意。但两组同时开会的提议，也为苏联所拒绝，“唯一的方法是分别召开两个会议，待一个会议结束后再召开另一个会议”。“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给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同等的地位。”“华盛顿国际和平安全组织会议，于前日开始，系先以英美苏三国会商为限；俟三星期后三国会议结束，再举行中英美三国会议。据赫尔告孔部长谓，因苏联坚不欲中英美三国会商与英美苏三国会商同时举行”。而且由于苏联代表借口要等待国内的指示，会期一再延长，中国代表团在会外干等，处境十分尴尬。

　　实际由孔祥熙牵头，以驻英大使顾维钧为首席代表，由驻美大使魏道明、外交次长胡世泽及重庆派往的专家张忠绂、浦薛凤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后，9月29日，终于得以参与第二阶段的会议了，但这种参与，王世杰当时就说，此次会议“首先将中国与苏联分离(出自苏联之要求)，作英美苏会议，最后则于中英美会议中英美又复要求中国全部接受英美苏之协议案，谓已无法再与苏联磋商。故我方之参加会议显已成为形式的参加。我政府不得已遂训令顾维钧接受”。

　　蒋介石也承认，这对中方是极大的耻辱：“俄国舆论亦对我国尽量压迫与侮辱，尤以在华盛顿召集之国际战后和平机构会议彼必欲置我国于四强之外，实为我在国际上近年来最大之耻辱。”

　　在此期间的9月11至1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一个在魁北克的峰会，讨论对德及对日作战问题。会前孔祥熙给罗斯福写信，要求代表蒋介石参与，但被罗斯福以需要与丘吉尔商谈中国是否有必要参加之托词拒绝了；而苏联的斯大林却是以忙于指挥对德作战谢绝了英美的力邀。犹有进者，会中讨论对太平洋作战之意见，其结果却对“中国只字未提，视为无足轻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人应切记此为抗战期中之又一国耻也”。

　　10月下旬，美、英、苏相继承认法、意，均不对中国知会：“美国承认法、意政府之前，不仅不与我洽商，事前亦无通知，并令其合众社宣布‘美方系与英苏及美洲各国咨商后作此决定’云。此其用意不惟遗弃我，而且有意侮辱我矣”。“蒋先生对此甚愤概，今日欲令外交部去电责问美国务院。实则自撤换史迪威尔事件发生以来，美政府对我政府，蒋先生与罗斯福之间，显有重大隔膜，如于此时去电责问，徒使裂痕益深而已。”

　　此外，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与法国抵抗政府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所谓大国地位也都很不以为然。“丘吉尔前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指责中国虽受美方‘过分之援助’而军事终受重大挫折，实属令人失望云云。……演词中处处以英美苏三国负欧洲局势责任，英美负远东责任为言，显有排斥中国于四强之外之意。(赫尔曾对孔祥熙部长言，当美国最初主张中国为四强之一之时，英政府原表示反对，嗣因苏联赞同，英始同意)。”(《王世杰日记》，第4册)

　　11月15日，英外相艾登演说，“以今后世界和平全赖英美俄法四大强国合作维持云”，对此，蒋介石的看法是：“此乃英国始终要以法国代中国之一贯政策，不足为怪。而美国竟任英之玩弄而不觉，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根本失败，今后若无中国相助，则彼诚陷于孤立矣。”

　　连战败投降的日本也未将中国放在眼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致电日军参谋总长表示反对：“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

　　因小失大，大国梦难圆

　　要而言之，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备受轻视的国家，腐败、贫穷、愚昧、低能。孙中山革命力量的崛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这种形象有所改变。然而，内部连绵不断的内战，对外在济南事件、中东路事件时的表现，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虚弱反应，国民政府的国际形象再度跌入低谷。而六年多艰苦卓绝的抗战，大大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了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事务的资格。

　　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中，英国的丘吉尔、艾登等人对中国甚为轻视，苏联对华已是毫无好感。因此，中国要想有所作为，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能够善加运用，使美国能站在中国一边牵制苏联而不是相反，并影响英国采取对华友好的立场，才能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但这些“如果”都因为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过于固执己见及较为短视而失去了，这使中国不仅在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大打折扣，也使中国在属于自身利益的香港问题、东北问题以及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上都变得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0 16: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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