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谈话会与中国抗战宣言的发表
2016-04-21 09:54:15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何友良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不少名流巨卿，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这份请柬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共同署名，内容是邀请他们前往庐山共商国是、“茗叙候教”。中政会秘书长张群的随柬附函，用语更是华彩而谦恭。抗战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随着这一大批“积学盛名，世所共仰”人士的登山，拉开帷幕。

　　庐山谈话会，是国民党中央为听取民意、集思广益，应对日见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诸多内政问题，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谈话会。谈话会从1937年6月初开始筹备，决定在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参加谈话，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

　　7月16日第一期谈话会由汪精卫、蒋介石共同主持，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交谈(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四个组)两种形式进行。参加者有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等政党社团领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工商财经等各界教授名流，政府院、部、会官员则作为陪客出席。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6日至20日举行，实际出席者158人；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30日举行，实际出席者72人。原定8月15日前举行的第三期谈话会因抗战军事紧张而取消。

　　第一期：放下顾虑，一意应战

　　第一期谈话会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两个下午的分组会。与会者在大会和分组会上踊跃发言，尤其是在17日的第二次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态度。他要求全国国民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也表示，和平未根本绝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决，并提出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最低限度立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的讲演，义正辞严，得到与会者的认同，“蒋致词毕全场鼓掌历数分钟而未歇，并带动此次共同谈话的主题”，“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兴奋”(学者陈立文语)，当时在场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即有“到会者均认为满意”的记载。

　　可顺便提及的是，也许由于某种顾虑以及受亲日派牵制，与中共在卢沟桥事变次日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不同，蒋介石在发不发表该讲演宣言上，曾有过仔细斟酌。

　　7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矣，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因此，他觉得“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17日，在谈话会上讲完后，他基本上放下了顾虑，“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制其野心也”。

　　参加谈话会人士的拥护和赞扬，也坚定了他的决心。1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虽然有人认为危险而劝阻，他却下定决心“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认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当天(即19日)，略加修改后的讲演稿即以《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的告民众书形式，由中央社正式公开发表。

　　第二期：抱定决心，长期抗战

　　第二期谈话会因蒋介石20日下山回南京，由汪精卫主持，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一个下午的分组会。以前一般都说这一期谈话会草草收场，但据对庐山谈话会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吕芳上、陈立文等著述，会议同样十分认真。

　　与会者发言拥护蒋介石抗战宣言所宣示的政府方针，并对长期抗战的准备提出多方建议，主张要抱定决心抗战到底，不必再希望和平了结；实行战时产业政策；注重战时后方组织，动员后方人员积极备战；实行战时外交，注重国际关系和国际宣传，尽量实行南联英美、北联苏俄，等等。最后还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人名义，发出致宋哲元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电，表示对前方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勖勉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发言者主要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章益、卫挺生、吴南轩、潘序伦、洪深、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萧一山、方东美、崔敬伯、刘健群等。

　　第二期谈话会人士中，有的早到庐山者如方东美、刘健群等参加了第一期谈话会，而第一期谈话会晚下山的人士如胡适、陶希圣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因此，与会人士有交叉，小部分人两期谈话会都参加了。

　　积极建言与晦暗消极的与会者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人士，大多数积极建言(未及发言者大多留下了书面稿)，但也有少数人晦暗消极。如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周佛海，心中只有对日“和平”，不但自己无甚建言(周在山上几天的日记中，未记下他自己的主张和发言)，而且对于其他人很有见地的发言，不感兴趣，基本上不以为然；甚至对与会者拥护蒋介石抗战宣言的发言，也认为“均无多精彩”。由此看来，他的日后投敌，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

　　庐山谈话会没有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这应与当时国民党尚未正式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有关。但蒋介石似乎以另一种方法作了替代通融。这就是在第一期谈话会期间，他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到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第一次国共庐山谈判在6月上中旬举行)，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邵力子、蒋鼎文等多有接谈和会面。

　　此外，参加谈话会的一些人士，在会前会外也与周恩来等多有见面和交谈。如15日，周恩来等在仙岩饭店与张伯苓等多位与会人士见面交谈。又据《周佛海日记》记载，他在会间一天下午与陶希圣同访周恩来、林伯渠，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周佛海说他们都是十年前老友，故“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返回寓所后，他与陶希圣谈共产党的将来，认定“其不易维系也”。周佛海之无识，于此也可见一斑。

　　两期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以个人名义，于1938年5月20日，邀请妇女界领袖在庐山举行了谈话会。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江西妇女代表劳君展(许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洁琼，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吴贻芳、刘清扬等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界著名人士5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历时五天，主要讨论战时妇女动员和改善妇女生活、加强妇女团结等议题，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雷洁琼认为，会议“正确切实的认定了动员妇女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改善妇女生活，确立妇女经济独立基础，组训妇女发动启蒙运动。工作方法与内容又完备详细的提出配合全面抗战的一切工作，并决定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工作最高指导机关”。委员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委员则由原来的7名扩大为36名，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当选为委员。这次妇女谈话会，结成了全国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认为是全国妇女大团结的象征，“在妇女运动史上是有绝大意义的”，对动员和团结全国妇女投入抗日战争，起了良好的作用。

　　开创共商国是新形式

　　庐山谈话会的举行和抗战宣言的发表，在中国近代史和民族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自卫”、抵抗日本侵略的动员，为凝聚抗战共识、实现团结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成为中华民族完成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战转变、共赴国难的重要标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雄伟大幕。与此同时，谈话会还开创了各党各派各界共商国是的政治新形式，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最高民意机关的主要渊源”，即继之在南京、武汉、重庆相继举行或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和先导。庐山，也因此成为全面抗战宣言的公告地和民族抗战动员的策源地，而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1 09: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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