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抗战时期的民族实业大迁徙
2016-04-21 15:24:32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梁晓琳  点击：  复制链接

　　“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在创造了世界战争史奇迹———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5年后，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 民生实业公司》中如此回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国家经济命脉，支持抗战，避免为敌所用，无数人在炮火中拼死拆迁工厂，开启了悲壮惨烈的实业大迁徙。至1940年底，沿海和中部等地600多家工矿企业(另一说为400多家)内迁至西南等地，奠定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满足了后方抗战的军需民用。

　　炮火中迁移

　　浴血拆工厂，船运入川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彼时，这间由卢作孚在合川创建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统一川江航业，主要业务在上海、重庆，拥有46只轮船，职工近4000人，资产过千万，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上海工厂迁移正在炮火之中急剧进行。时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林继庸，这样描绘拆卸抢运工厂的情景：“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工们正在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着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了就马上扛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是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机器设备用木船装载，以树枝及茅草等伪装，靠人力划出。遇到敌机来袭，就在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雇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

　　卢作孚开设镇江临时办事处，指挥长江中下游的民生公司轮船以镇江为接运起点，协助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日夜不停运往长江中、上游。并数度与林继庸商洽内迁工厂入川设厂事宜。

　　上海沦陷后，日寇逼近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民生公司又集合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人员和公物，及各学校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抢运金陵兵工厂2000多吨的器材和人员，送往长江上中游。

　　临危受命

　　负责战时运输，全力保船

　　1938年1月6日，卢作孚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负责统一调度指挥战时水陆运输。此时，从长江下游和华东、华北、华中、华南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和器材，需要继续运往长江上游；成千上万涌到武汉的难民，需要运进四川；许许多多抗日的军队和给养，需要从大后方运往前线……

　　“我父亲一生担任了很多政府职务。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很多挫折，被逼接受的。只有三个职务，一点都没推。”

　　卢作孚84岁的三子卢国纶在成都向南都记者讲述当时的情形：“第一个是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因为地方师生联名推荐，刘湘(四川当时是军阀刘湘等人的势力范围)有意让我父亲担任这个职务，但就怕我父亲不敢(兵痞盗匪啸聚)。结果他跟我父亲一谈，我父亲的回答就是四个字———‘愿予一试’。第二个就是交通部常务次长。第三个是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当时抗日前线及战时首都重庆等大后方重要城市，均面临即将断粮的危急境地)。真的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完成任务非常艰难，完不成任务，罪责难逃！”

　　卢作孚将抢运分为汉口至宜昌，宜昌至重庆两段。第一期用两个月运了1.2万吨。第二期运8万吨，此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大半年间，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

　　就在此时，军事委员会却下令，长江上所有船开到田家镇凿沉，阻塞航道，阻止日舰沿江西上。卢作孚十分震惊，立即去找有关当局，指出这种做法极为错误。卢国纶回忆，卢作孚找了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和交通部部长张公权，历数种种弊端，“把这些船凿沉，大撤退靠什么来完成？战时运输又靠什么来维持？交通运输好比一个人的血脉，沉船就等于自断血脉，等于自杀！”最后，在卢作孚的努力下，军事委员会改用水泥造船沉江，所有船只得以保留，在接下来的抢运中发挥了显著成效。

　　撤退奇迹

　　两月创造中国的“敦刻尔克”

　　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器材，拥塞在宜昌。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以当时的运力计算，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更严峻的是，大约40天后就是长江上游的枯水期。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前两天，卢作孚飞抵宜昌，在日机不断轰炸下，仅用两月便将之全部抢运到重庆、万县等地，创造了宜昌大撤退这一奇迹。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其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当时的《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还认为，“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岁月更迭，宜昌码头已难寻旧日痕迹。如今大公桥码头附近修建了夷陵长江大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唯有依旧矗立在南岸、形如金字塔的磨基山，2008年修建的宜昌大撤退纪念碑，无声诉说着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国家命脉生死大转移。

　　宜昌素称“川鄂咽喉”。其上的三峡航道十分险恶，当时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中国轮船共24艘，22艘是民生公司的。晏承华的父亲晏天锡是民生公司船员，曾参与宜昌大撤退，家里往来的都是船员，他从小就在旁边听他们回忆往事。“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办事处，每天挤满人。军队都来要船，甚至抢船。没有船就拿枪出来威胁。”

　　卢作孚飞抵宜昌后，连夜调查、开会研究出运输办法，并亲自安排所有运输。“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这样争分夺秒下，40天内便运完人员和三分之二的器材，两个月后就运完所有器材。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晏承华说，民生公司员工为此没日没夜工作，绝大多数工人为了抗战，不怕死，不管拿多少钱、有多累，都没有二话，坚持完成大撤退。之所以肯这样，是听

　　说了南京大屠杀，看到了武汉失陷、万县被轰炸的惨状。他们都明白，这个时候中国人再不拼命，将来就都要当亡国奴了。

　　三峡历险

　　日机炸船机枪扫射

　　去往重庆的航程如何艰险，当年的亲历者赵锡文至今难忘，尽管那年他才6岁。“我对童年生活记得很清楚，因为很苦。”

　　他在重庆钢铁集团公司档案馆，向南都记者回忆起那段苦难岁月。

　　1938年旧历十月，赵锡文的母亲、继父在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失业后，带着他和弟弟沿长江步行，准备回老家彭水。当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联合军政部奉蒋介石之令，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重庆钢铁集团前身，以下简称钢迁会)，将汉阳铁厂等中国仅存的钢铁工业血脉西迁重庆。他们一路遇到很多运输设备西迁的船，还有很多逃难的人。一直到接近丰都的时候，“弟弟走得(脚)起泡，我也实在走不动了”。他的母亲恳求一艘木船的船老大捎他们一程。木船是卢作孚为钢迁会安排的，长约十米，满载车床等机器设备，有船老大、撑船人、十几个纤夫、十几个押运设备的工人，加上他们不到30人。

　　木船靠人力拉纤缓缓而行，有时拉不动，就雇附近的人帮忙。但行至长寿下面一个滩口时，当地人少，纤夫拉不动，纤绳一滑，船就不稳，好在掌舵的急忙打方向，船冲到了沙滩上，插进泥沙里面，才稳住了。船老大说，有纤夫就是这样被一下子拉进江，撞到石头死了。他们还遇到过漩涡，好在安全渡过了。

　　一路上，船老大经常给赵锡文兄弟讲述他所目睹的西迁惨事。在西陵峡三斗坪，民生公司一艘运送钢迁会设备的船刚启动，就被日机炸沉了。设备很快沉了下去，只见难民们的头在江面上沉浮，日本人还用机枪扫射，江水都染红了。船老大看着同胞们的头逐渐被淹没，场面极其凄惨，却无能为力。

　　航道礁石密布，稍不注意就碰坏船。他们白天行船，晚上休息，近十天后才到达重庆。因为钢迁会需要很多工人，赵锡文的继父留下当了抬工，负责搬运设备。他们一家从此在钢迁会工作、生活。

　　继续迁徙

　　重建工厂支持抗战

　　宜昌大撤退结束后，实业大迁徙还没有结束。

　　1939年9月，日寇进犯长沙，湘桂兵工厂3万吨器材和兵工署2000吨器材，紧急撤到宜昌，民生公司将其抢运到大后方。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多吨器材。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后，在靠近敌军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最后一部分兵工器材待运，处于敌机空袭威胁之下，抢运风险极大。关键时刻，卢作孚亲自到现场指挥，船只傍晚到达，连夜抢装，很快全部运完。

　　1940年10月，汉阳火药厂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至此，轰轰烈烈的实业大迁徙终于落下帷幕。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建立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后方基地。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

　　全心抗战

　　为国家保存经济命脉

　　卢作孚并非被动完成实业转移的运输任务，而是一直主动为后方的工业建设、抗战大业积极谋划，竭力帮助工厂迁往四川。

　　1938年4月，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抢运到汉口后，七千吨物资无法继续后撤，总经理孙越崎向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求助。“因为没钱，连职工吃饭都成问题。”卢国纶回忆，1984年孙越崎在北京和他讲述与其父的故事时说，在翁文灏安排下，卢作孚与孙越崎见面。正为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缺乏煤炭忧虑的卢作孚，只商谈了五分钟，便决定由民生公司将其所有器材、人员运到四川，并与民生公司投资的天府煤矿、北川铁路公司合作，改组为天府矿业公司，双方各占一半，卢作孚任董事长，孙越崎为总经理。“孙越崎特别赞扬，与我父亲只用五分钟就达成合作协议，且没有签书面协议，双方都信守承诺。”新天府产量迅速提高，1943年日产量超一千吨，供给战时首都重庆所需燃料的三分之一以上。

　　常州的大成纺纱厂仅搬出布机。卢作孚也极力促成，将民生公司的三峡染织厂与之合并，使其迁至重庆北碚，组成大明染织厂，成为后方最大的布厂。“我父亲把厂完全交给大成纺纱厂的刘国钧经营，并不是把大成纺纱厂吃掉。”此外，大鑫炼铁厂(后改名渝鑫)，周恒顺机器厂(后更名恒顺机器厂)，也是卢作孚帮助搬到重庆，后来都在后方占有重要地位。

　　民生公司对于这一次厂矿内迁，所分担的责任最为巨大，成就也最为辉煌。尤其是宜昌大撤退，卢作孚及民生公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彪炳史册。就如卢作孚自己所说，“迁川的事业，无不受民生公司运输的帮助，国家今天亦受此许多事业的帮助了。”

　　卢作孚全心全力投身抗战，曾安排次子卢国纪随船见识抗战运输之艰险，险些让其送命。他为保存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据统计，整个抗战过程，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档案

　　“中国船王”卢作孚

　　卢作孚(1893年- 1952年)。他是一个麻布小贩的儿子，只有小学学历，却自学成才，当过算数老师、国文教员，记者，甚至主笔、社长和总编。参加过同盟会，经历了辛亥革命，致力推进国家现代化。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川江航业，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这位有“中国船王”之称的爱国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1938年10月，他用2个月把中国最重要的兵工、航空和重工业、轻工业的精华，以及大学和研究机关的精英，经三峡航道抢运到了四川大后方，“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把这些船凿沉，大撤退靠什么来完成？战时运输又靠什么来维持？交通运输好比一个人的血脉，沉船就等于自断血脉，等于自杀！”

　　———卢国纶回忆父亲力谏保船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1 15: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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