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沦陷：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形成
2016-05-06 14:14:46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兰台 点击： 复制链接
接替犬养毅出任首相的，是海军老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大将。斋藤实虽然是军人，却并不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一路人。上台后，斋藤实内阁采取不扩大战争，防止法西斯政治的政策。虽然迫于军部压力，斋藤实内阁不得不实行斋藤首相自己反对的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的政策，但他毕竟稳定了”五·一五“事件前后危机的非常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军部法西斯势力。
“忠君爱国”愤青们对斋藤实内阁不扩大战争，防止法西斯政治的政策恨之入骨，屡次进行倒阁和刺杀活动，如1933年7月的“神兵队事件、11月的‘琦玉挺身队事件”以及袭击若民政党总裁及鸿山文相等恐怖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正因如此，斋藤实受到军部的强烈反对最终黯然下台。
但“忠君爱国”愤青们并没有放过斋藤实这个“卖国贼”，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已经转任内大臣的前首相斋藤实饮弹毙命，终年79岁。
“忠君爱国”愤青们终于除掉了这个“卖国贼”，这是连续第三位首相成为法西斯分子“天诛国贼”的牺牲品。
在斋藤实任内，久陷于经济危机的日本迎来了转机，这就是老经济专家高桥是清出任藏相。
高桥采取了低汇率、降低利率和以管理通货制度为前提的公债制度。作为主要手段，高桥推行积极的扩张财政，大规模向军事和公共事业投资。
日本军队的军备改良费在1933年列入预算时的数目为2。3亿日元，之后每年递增，到1936年共计支出13。3亿日元。军费的急剧增长给正在经济萧条中挣扎的重工业部门带来了新的需求，重工业的生产额与制造工厂的纯利润大幅增加，膨胀起来的军费开支成为日本经济摆脱危机的杠杆。
军费的增加对长期不景气中的重工业、化学工业等部门来说，犹如一支强心剂，带来了类似一战时期的“军需景气”，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加大了重工业所占比例。随着以军需为主导的重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新兴财阀，他们与军部保持密切关系，加速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角度，为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做好了经济上的准备。
在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为救济农民、稳定农村，1932年高桥又提出了旨在救济农村的时局匡正事业案，以作为失业对策的公共土木事业为中心，以整顿农户负债和扩充农村金融为目的的各种措施所需要的经费。
以军费、重工业投资和土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为支柱的高桥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时的确发挥了恢复日本经济景气的作用，在工业方面，1933年日本就先于世界所有国家从萧条中摆脱出来，景气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高桥由此被称为“日本凯恩斯”。到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较一战之初膨胀了6倍，但这些成绩都建立在赤字财政之上，只是依靠高桥是清的个人声望和魅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苦苦支撑。
但“忠君爱国”愤青看不到这个问题。日本率先走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成为他们的又一管兴奋剂。在他们看来，美英等国仍旧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沼，说明西方世界已经日薄西山，实力大损。而日本看起来的率先走出危机正说明日本快速壮大崛起，正取代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各种虚幻的优越感和自夸日本伟大的自恋让他们以为取代西方领导世界的前景已经唾手可得。
乘着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的美英产业不振，日本借机抄底，大量引进原本得不到的西方先进技术，工业能力也在引进模仿之后有了相当进步。如三菱公司剽窃惠特尼的“黄蜂”航空发动机技术，造出了号称自主研发的“金星”发动机，装备日本海陆军如下饺子般生产的新锐战机，号称“日本心”。一系列来自剽窃抄袭的“军事科技大发展”让日本国内鼓吹对外扩张的“忠君爱国”愤青们如打了鸡血，自以为在军事科技上已经赶英超美，对美英开战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问题高桥是清自己清楚。高桥积极政策的来源不是源于税收，而是几乎全部依靠发行公债的赤字财政。这种依靠通货膨胀来恢复景气的政策，并没有使税收增加，而如果财政继续这样膨胀下去，将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同时，公债的消化也越来越困难，因为成功地使公债在市场上得以消化的银行游资，随着景气的恢复而逐渐消失。军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增加，银行手里的资金开始减少。游资的减少引起利率的提高，从而使维持公债价格变的困难起来，并加大了公债消化的困难。
到1935年日本公债余额已达98亿日元，高桥认为如果公债超过100亿日元这条线，日本财政就会出现危机。因此高桥提出了公债渐减方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也必须要压缩财政开支。所以，高桥是清在抑制增发公债的同时，也提出要压缩军费开支。
而军部在“九·一八事变”后，政治上的发言权进一步加强，他们强烈要求扩从军备、增加军费，军费膨胀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要求压缩军费，无疑等于要求军部停止扩张，在“忠君爱国”愤青看来，这又是个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卖国贼”高官。
于是，高桥是清也上了“忠君爱国”愤青们的必杀名单。
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前首相、藏相高桥是清被杀身亡。这是第四个被“忠君爱国”愤青诛杀的首相高官。
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份子连续刺杀高官，制造恐怖气氛的同时，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也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
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
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
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在日本全社会布下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牢笼。军国主义分子的上位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法西斯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忠君爱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临门一脚最终到来。1933年3月军部压制了一部分重臣和政府上层官僚的稳重论建议，以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借口，退出了国际联盟。在军部的主导下，又相继废止了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条约，大肆扩充军备，使日本在国际社会越发孤立。对此军国主义分子摆出与世界对抗的架势，试图以他们的意志重新安排世界。
他们认为“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在他们计划中，一厢情愿而蛮横地将东亚视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输出市场，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循环，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一旦中国不接受这一安排，则断然动用武力占领。
但对英美的科技以及高端工业制成品和原有的依赖，注定了这种依靠武力的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必然失败，因为这种单边保护必然引起英美对应的遏制。
而英美的反制措施，反倒成为“忠君爱国”愤青鼓噪军国主义的助力，将一切问题推给“西方阴谋”、“亡我之心不死”，成为印证法西斯军国主义正确性与动员迫切性的证据。将事态推送到更加紧张与对立的状态。
最终以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为标志，法西斯军国主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培育土壤、播种发芽，迎风成长之后，终于入主日本中枢。兵变双方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不过是同样信奉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两个群体，区别仅仅在于“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
“二·二六兵变”的结果使陆军内部形成“统制派”独揽大局的局面。对于权柄在手的青年法西斯军人来说，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机会到了。由此，日本全国正式被改造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多年后我们最追究它的起点的时候不难发现，日本在近代不彻底的近代化已经埋下了这条路的起点，经由一系列的复古、煽动、欺骗、洗脑、野心的膨胀，自欺欺人的维护虚幻的自大，最终将那没能彻底近代化的的落后的恶发挥到极致，酿出军国主义的苦酒来。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5-06 14: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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