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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用毛笔和药纸画地图
2016-05-11 10:32:19  来源:北京晚报 文/张联群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胜利后,太行军区制图股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部队从河南武安(今属河北省)移驻邯郸。
到达邯郸当天正是“五一”劳动节,部队刚到,就听到印刷厂的同志叫他们合影,大家都非常激动。后四排右一为张国器。

  1941年前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革命根据地进入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八路军作战用图非常匮乏,只靠战场缴获已不够用。“决死一纵”决定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复制翻印地形图。

  193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工学院的张国器就是其中一员。从没有接触过地图绘制的他们,边干边学,凭着毛笔和药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此后,在烽火硝烟中,他们走入太行山深处,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巧妙周旋,并深入当地群众了解敌情,翻印绘制了多张精细度极高的军用地图,为部队避开敌人的围剿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战火的洗礼下,张国器和他的战友们也成为我军较早从事专业绘图的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涌现出一大批绘图人才,他们也成为新中国军事测绘队伍的雏形。

  历经枪林弹雨的“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我国军事地图测绘的专业机构——总参测绘局军事图书制印处。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器曾任总参测绘局副局长。2007年5月,张国器病逝于北京。


测图室石印机房驻地旧址

  一:毛笔和药纸翻印地图

  1939年,在晋冀豫革命根据地,以“二沁”(沁源、沁县)为中心的太岳军区八路军部队,除129师的386旅全部外,还有2个山西新军的决死纵队,共有近40个团的正规部队。此时,部队对地图的需求非常大,只靠战场缴获已不够用。“决死一纵”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决定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翻印一批一比五万的地形图,解决部队急用之需。20多名从抗大学习归来的同志,就被抽调集中起来,由侯济东任组长,张国器任学习组长。

  接受任务后,他们直挠头:谁也没有接触过翻印地图的工作。好在组长侯济东当过排长,打仗时用过军用地图,他自己也能勾画草图;张国器在山西大学工学院读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抄讲义、描红机械图挣学费,与图有过接触;张惠民在抗大二分校学过地形测量;裴元晓原来在印钞票的工厂做过校对,也懂一些复印翻版的基本原理。他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会之后,就铺开摊子干了起来。

  他们边干边学,用毛笔和药纸蒙上图底描红,照葫芦画瓢。几天后,每人描出一张,送到司令部,薄一波在张国器画的那张图上批了“大有可观”四个字,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干劲。最后,他们都学会了制图,顺利地完成了翻印复制地图的任务。

  此后,司令部又下达了翻印太岳全区一比五万军用地图的任务。翻印地图工作开展不久后,“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战役开始了。绘图小组便在山里和敌人转圈子。“百团大战”胜利,“二沁”收复后,绘图小组回到原驻地——沁源县流水峪继续制图。

  此时,绘图小组还处于草创阶段,当时手中的唯一工具就是毛笔,画直线就靠把毛笔用笔帽的竹片夹住来画,最后的效果居然还算不错。司令部还有一个小型石印厂,能印刷地图,印完的地图太岳本区用不完,送给机关一部分,也解决了上级和其他部队用图难的问题。

  二:分工合作 一个月绘完地图

  1941年2月,“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也只剩下张国器、张惠民、裴元晓三人,其他成员都已先后调出分配或回原单位了。薄一波找来他们三人谈话,并写了一封给左权副参谋长的亲笔信,介绍他们到八路军总部工作。

  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前方总部驻地辽县五军司后,作战科长王政柱代表左权副参谋长接见了他们三人。王科长问了一些情况,并问还需要什么工具,张国器回答:“‘七紫三羊’鸡狼毫小楷毛笔,制版的药纸、药墨必须有。最好能有一支画直线的乌嘴笔和一支画道路的双线规。另外还需要一个印刷厂。”

  王科长雷厉风行,亲自与冀南银行、新华日报社联系。在衡量了各种客观条件后,左权副参谋长确定使用新华日报社印刷厂。他们三人就到了教导队所在地的辽县苏公村附近的河北沟(一个小村庄),工作单位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总部测图室”,任务是翻印“太北”以桐峪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一比五万的地图。

  他们于1941年3月18日到新华日报社印刷厂,简单商量后,决定采用各取所长的流水作业法:张惠民的字写得好,由他负责地名、山名、河名的文字书写;裴元晓负责画道路、曲线;张国器负责地物的描绘,也画等高线。到4月18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十八幅一比五万的地图。送到科里去后,王政柱科长觉得地图质量不错,他报告首长后,以左权副参谋长的名义给测图室写了一封慰勉信,还带了一挑子猪肉到印刷厂看望慰问他们,这一挑子猪肉在当时可是相当贵重的。测图室三人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三:女烈士宋磊英勇就义

  测图室绘制地图取得了一些成绩,总部也决定从冀南、晋鲁豫、太行三个军区各调三个人来总部学绘图,为各军区培养绘图人才。宋磊就在这批人员中,她也是我军测绘战线上的第一个女同志。

  1942年2月,日军对华北开始进行疯狂的“扫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测图室的几个同志响应党支部的号召,担任起侦察工作。他们懂地形图的使用,能从图上判断敌人出没的地域和规律,也能深入到群众中了解和侦察敌情,反“扫荡”一个多月,测图室的几个同志在交锋中还处处取得了主动。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军事上采取了所谓“捕捉奇袭”的战术。这次敌人“扫荡”延续了28天,左权副参谋长就是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当时印刷厂得到情报比较迟,印刷厂的同志们只好连夜埋了机器,立即转移。印刷厂(当时也叫七连)在老红军厂长的带领下和老乡们在一起,安全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次敌人进攻的总目标,是袭击和企图摧毁总部和129师的指挥机关。七连在接到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的“就地分散”命令后,从敌人的合击圈里突出来。可是不久,当七连转移到一个北艾铺西南边的小村庄时被敌人包围了。队伍中的10多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有几个同志被抓住,其中就有印刷股的夏股长和调去当校对的宋磊。宋磊被俘后,被敌人押解到太原。敌人企图诱骗招降,被宋磊严词拒绝。后来敌人又对她动用各种酷刑摧残折磨,想从她口里“打”出情报来,宋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在总部阶段,测图室除翻印太北地区一比五万的地图外,还做了一份《最新华北明细图》,并绘制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战略区的地图以及《太行地区路线图》,特别遗憾的是,《太行地区路线图》绘制成功还没来得及印就遭遇了5月份的“大扫荡”。如果能用上地图,会减少部队的损失。而《最新华北明细图》因为难度很大,花了很长的时间。

  四: 熟悉地形 帮助队伍安全转移

  5月反“扫荡”胜利后,总部的人陆续回延安,王政柱科长在回延安前找张国器谈了一次话,决定把测图室全体人员留在太行,拨给129师领导。1942年12月初,129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张廷发到印刷厂听取汇报后,立即以129师司令部的名义,成立了新的机构,任命张国器为制图股长,张惠民为副股长。机构的名称,经向刘伯承师长请示后,正式定名为“129师司令部作战科制图股”。

  此时,制图股的具体任务是:翻印“太南”地区的一比五万地形图,继续完成在总部时没有最后完成的《最新华北明细图》;复制以黄岩地区为中心的一比两万五千地形图,这个地形图是战时实测出来的。

  1943年5月,敌人又开始了“扫荡”。在转移时,制图股碰到抗大6分校的彭宗珠教导员和童国贵大队长,他们正带领学员向黄岩村的山后转移。彭宗珠是张国器在抗大学习时的教导员,他们彼此认识,当时彭教导员问张国器:“你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情况?”张国器就向他讲了这一带的山岭、地势、道路情况,并提示他们拟转移的地方不能去。部队研究了张国器的意见后改变了转移方向,结果,部队得以安全转移。因为地形图上已经标明了山岭走向和山头的高低,制图股的同志就能从地形图上分析判断出敌人进攻的方向和道路。在转移过程中,制图股的八个同志为一个转移单位,因为熟悉地形,没有和敌人遭遇过。

  反“扫荡”后,129师因为刘伯承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都去了延安,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成为军事系统的指挥机构。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找到制图股,要他们做一幅《太行军区形势图》,分层设色,并包括所有太行管辖的地方,他们很快完成这份图的制作任务。另外,《最新华北明细图》也在这段时期完成。

  之后不久,在南委泉举办生产和战绩展览会,制图股绘制的地图全部参展,并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那时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图股的同志们在制图之余,还生产了许多农产品。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太行军区作战科长廖克峰找到张国器,要绘图股绘制一比二十万的地图,以备未来战争之急需。由于绘图股一些同志调出去,张国器就写了一个报告,征调了几个大学生和高中生,开始了地图的缩编翻印工作。1945年,上党战役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延安回太行,成立晋冀鲁豫大军区,原“129师司令部作战科制图股”也改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张国器被任命为科长。他们也开始了为刘邓大军南下作战翻印战略地图的任务。

  1948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合并为华北军区,制图科也改称为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制图科全部迁到北京;1950年春成立总参作战部测绘局,测绘局接受了原华北军区制图科的原班人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11 10: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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