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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抗战老兵: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二)
2016-05-21 10:04:21  来源:人民日报 2005-08-05 作者:陆平  点击:  复制链接

  刘志坚被日伪军关押在大营据点里。大营在枣强县南,距枣强县城不到三十里路。

  1942年,敌酋驻华北日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的大扫荡,大扫荡时日军实行了疯狂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几乎把冀南地区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部占领了,扫荡之后,日军又在其占领区实行“囚笼政策”。所谓的“囚笼”,就是以“铁路为桩、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在冀南平原日军大量建立据点,修公路、挖三米多宽的封锁沟,筑高达三米的封锁墙,两三公里就建一个碉堡,以碉堡为点,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为线,纵横连接成网,把冀南平原分割成“王”字形,“米”字形,“田”字形的许多小块块,每个小块块都在日军碉堡火力的控制下,到1942年底,日冠在冀南修公里路9000余里,筑封锁墙3000多里,筑碉堡据点780多个,每平方公里内就有碉堡据点近五个,伪军白天派人游动巡视,晚上在电线杆上挂灯照明,走路要过日伪军设立的关卡,日伪军日夜封锁,妄想用“囚笼”把冀南抗日军民困死。当时八路军、游击队中流行一首歌谣:“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爬沟墙,天天闹敌情”,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刘志坚被关押的大营据点,是日军据点中比较大的一个中心据点,除有大量伪军外,还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相当于连),当时日军战线过长,兵员枯竭,很多据点部只有伪军把守,大点的据点里,顶多驻上一个班左右的日军就不错了,因为大营据点是日军的中心据点,所以住了一个中队的日军,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中心据点了。驻在大营的日军中队长叫野村长智。

  刘志坚稍稍清醒后,忍着腿伤处钻心的疼痛,沉着地思考着,这是他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离开自己的部队,而且是落在日本人手上,自己已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但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日冠的深刻仇恨,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和敌人周旋、斗争。他沉着的思索对策,他努力回忆着事发时的情况,心里挂念着其他领导和战友,他们是否冲出去了,损失多大,军区肯定已经知道了六分区被袭的情况,但知不知道我受伤被俘,知道不知道我被关押在哪,如何里外配合争取脱险,他思索着、策划着,首先要把他现在的情况传出去,告诉军区领导,这里是哪个据点,有没有我们的内线人员,要弄清楚,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尽力麻痹敌人,和敌人周旋,给外面的同志争取时间。正在紧张的思索间,刚才送水送饭的伪军又推门进来了,他一面收拾碗筷,一面嘴里叼唠着,“你要多吃点啊”,趁机走到刘志坚的跟前,用手作了个“八”的手势,悄悄说“小李把鞋送走了”,刘志坚知道伪军所指的小李,就是曾当过徐团长警卫员的那个战士,他要是能把自己丢下的鞋带出去,这对军区领导了解情况可太有帮助了,刘志坚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那个伪军也知趣地走了。

  那个曾当过张团长警卫员的伪军,冒死从伪军跑出,把藏起来的刘志坚的那只黑棉鞋送到了六分区部队,交给了易司令,易司令拿到鞋后,马上带人赶到大屯村,刘莱瑛头上缠着毛巾,正靠在被褥上休息。易司令拿出鞋小心的交给刘莱瑛,刘莱瑛接过鞋一看,看到鞋上溅的血迹,联想到拂晓南边传来的枪声,头脑嗡地一下,顿时一阵晕眩,感到天塌下一样,紧抱着那只鞋失声痛哭起来。这双棉鞋,是她亲自给刘志坚做的,刘志坚象宝贝一样穿在脚上,时刻也不离身,现在物在不见人,而且又血迹斑斑,看来刘志坚是凶多吉少了。易品良等马上安慰她,说刘主任只是负了伤,我们一定尽力抢救,同时立即飞马赶回分区,向军区报告。

  根据内线送出来的情报,受伤跑回来的“火车头”(两天后伤重死了),军区断定刘志坚已受伤被俘。这个消息立即由冀南军区报告了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报告了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和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一二九师立即搞清情况,组织抢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更是给冀南军区下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不顾一切伤亡,抢不回 活的,就是打死了尸首也要抢出来。总之一定要把刘志坚抢回来。”一场从日伪军魔爪中抢救刘志坚的战斗迅速打响了。

  当时,由于日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对我冀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在扫荡中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又实行“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内设立“强化治安区”,使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损失,冀南地区对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但是由于我党我军长期的对敌斗争和深入有效的政治宣传工作,日冠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念,不但深入全体抗战军民的心中,而且也深深影响到伪军和伪政权。

  针对敌人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广大军民就在广阔的平原上挖“抗日道沟”,群众都是在夜间悄悄挖,酷暑严冬都不停止,一段一段向前延伸,一条一条连接起来,把地面上的乡村通路,挖成2米宽、1米深,总长有数万公里的“抗日道沟”。它曲曲弯弯,纵横交叉,把各个村镇连接起来,改变了冀南的地貌,象捕猎的兽网,布撒在冀南平原上。这种道沟,使日军的优势装备无用武之地,而我们的小部队、游击队在道沟里活动,却能藏能打又能跑,和敌人巧妙周旋,成为打游击的好战场。“道沟”打断了敌人对根据的分割和封锁,给敌人的交通运输和快速部队行动造成障碍。有的村还把道沟挖到据点附近,监视敌人行动。我们在改造地形的基础上,又动员群众改造村形。在村口和大街砌挡墙、筑街垒,只留单人通过的出入口。在房顶、过道修工事、搭天桥、堵胡同。墙上暗设瞭望孔和射击孔,室内修夹墙、暗道,把村庄建成能打游击的堡垒,并和村外的道沟连接起。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冀南抗日军民依靠道沟和村垒,坚持和发展了冀南游击战争。

  在对日作战方式上,采取军事政治合一、灵活多样的机动方式,特别是建立“武装工作队”,使对日作战方式更加多种多样。

  1942年3月,冀南军区政治部就以民运工作部为基础,选调政治坚强、大胆机敏、有独立活动能力的机关干部和连排军事干部30多名,组成第一个武装工作队。

  6月间,在冀南各分区都组织成立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各区从部队和党政机关中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21个武工队,由军区和分区政治部领导,分别挺进临漳、成安、大名、魏县、邯郸、磁县、肥乡、馆陶、临清、威县、武城、枣强、武邑、南宫、隆平、尧山、南和、平乡等县的敌战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隐蔽的小块根据地。

  冀南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试点区,在日伪精心培植下,建立了一些所谓“模范治安县”、“爱抚村”、“政治据点”。为了打击日伪的奴化政策,发动周围地区的抗日工作,武工队对日伪的奴化样板“政治据点”村里的伪政权,及新建立的情报网等组织实行了武力镇压,彻底摧毁,使周围村镇的汉奸闻风丧胆,再不敢推行汉奸政治了。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量下层伪军经我们教育争取后心向抗战,1942年8、9、10三个月中,仅一分区就有136名伪军携枪反正抗日,有3698名伪军逃亡。在中、上层伪军官中,也有很大变化,他们为今后退身之计,有的找我们搭线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大营据点中,也有我们的内线。刘志坚主任被关押在大营据点的情报,就是由内线送出的。而且他们还做了安排,争取尽快设法靠近刘志坚。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带着一个翻译来审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野村又问:“你是那个部队的?”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并大声对他说:“我的腿被你们打断了,你们把我枪决就是了,你们不要问,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野村长智手拿一本不知怎么弄到的冀南军区部队干部的简历表,围着刘志坚转过来,转过去,探头探脑的看着,比着,刘志坚趁机扫了一眼,看着刘志坚的名字排在前面,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名字后面没有照片。刘志坚心中一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是西安事变后,组织上曾有意派刘志坚去敌后工作,故正式通知刘志坚,叫刘志坚不要照相,要随时准备派出做地下工作。因此,从那以后有好几年刘志坚根本不照像。所以,尽管日军中队长和翻译用简历表上的那些照片对刘志坚进行反复对照,可就是查不出刘志坚究竟是谁。他们又看到刘志坚态度很坚决,就再也没有问了。但野村长智坚信刘志坚是个大官,今后升官发财全着落在此人身上,因此不敢待慢。他们就把冀南抗日文救会干部赵鼎新叫了进来,他是10几天前被日伪军抓来的。刘志坚睁大眼瞪了赵一眼,示意不可说出自己的姓名,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赵即对日本中队长说,他不认识刘。他们得不到刘志坚的有关情况,只好回去了。让赵鼎新留在刘志坚身边。赵等日军中队长和翻译走远了,才低声对刘志坚说:“日军翻译大古把我叫来,名义上是让我照顾你这个“彩号”,实际是让我侦察你到底是谁”。刘志坚觉得赵跟自己说了实话,对他也就放心了。当时,刘刘志坚的断腿痛得很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不能翻身,大小便也坐不起来,全靠赵鼎新照料。他到伪警察所去吃饭时,就给刘志坚带回小米稀饭和咸菜。两人睡在一个炕上。赵鼎新看到刘志坚只求一死的坚决态度,便对刘志坚说,他可以同外面组织联系,要设法拖延时间,应付敌人。

  刘志坚听说他可以同外面的组织联系进行营救,心里就有了希望。他想敌人既然到现在还没认出自己是谁,就一定要同敌人拖时间,争取组织上营救出牢笼。于是,就俏俏和赵鼎新商量采取什么方式营救最妥当,一是我们的部队打敌人的据点,但据点里有日军一个中队,约150人,还有150多名伪军,敌人的工事又有外墙内墙两层,很坚固,不易打下。二是发动我党我军派到伪军、维持会和伪警察所中工作的同志来抢救,但也不易做到,因为伪军里面还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万一漏密更坏事。三是大营是个据点,敌人既然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就一定要把刘押送到枣强县城,如果乘敌人往枣强县城送的时候,我们部队在路上打埋伏,把刘志坚抢救出来,这种方法最妥善。

  第二天,赵鼎新对刘志坚说:“敌人派我来考察了解你,如果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好应付敌人,也不好拖延时间。”刘志坚同意他的意见。俩人反复商量后,给刘志坚编了个假名、假身份决定由他去给日本鬼子说,就说俘虏名叫李英华大概是个连排干部,也可能是分区的一个什么参谋。赵鼎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敌人之后,回来对刘志坚说:“商量的那些话,敌人不全信,要我还要继续了解。”刘志坚一想这样正好达到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组织营救的目的。就嘱咐他继续应付敌人。

  在对日军隐瞒刘志坚身份这件事上,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志坚是冀南地区我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广大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很多群众都认识他,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夫人刘莱瑛就是枣强人。但是不论日军用什么手段,如何盘问,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汇报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伪军中,由于我党长期有效的宣传,政治攻势,伪军,特别是基层的伪军都认识到小日本靠不住了,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特别是我军开展“红黑点”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干好事划红点,胜利后宽大处理,干坏事画黑点,对黑点多的,武工队严厉镇压。这样伪军也靠近我们,他们不但没有暴露刘志坚的身份,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刘表示,不会坏良心,一定要设法救他。刘志坚在大营的情况,每天都由伪军告诉村里的地下党和关系户,再传到军区,敌人要在20日把刘志坚押到枣强的情报,就是由伪军中的内线传到军区的。

  冀南军区接到刘志坚将于二十日被日军押往枣强的情报后,陈再道司令和宋任穷政委立即做了周密的布暑,抽调了18、19、20三个主力团,在大营到枣强的30多里路上,连续布置了六道封锁线,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刘志坚抢回来。第一道抢救封锁线的任务,交给了六分区七旅20团,由副团长楚大明带队,楚大明也是个老红军干部,是一名作战勇猛的战将,楚大明领受任务后,马上召集二连和四连的连、排干部做战前动员,他用湖南口音大声说着“你们知道,这一仗是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的任务,是刘师长邓政委给的任务,是陈司令宋政委下的命令,这是虎口拔牙,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团的光荣,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能打败,谁也不能当孬种,拼命也要把刘主任抢回来。”

  楚大明领着大家在地图上指出设伏抢救刘志坚的地点,接着又到现场去视察,就地分配了任务:主力埋伏在公路两旁夹击敌人,公路东侧放一个排堵击敌人,指定一个班的人配上熟悉刘志坚的人专门负责抢救,并安排了几个大个子战士负责背刘志坚。指挥所就设在有几棵树的一个土坎子上。

  “连夜挖好工事,天亮之前,进入阵地”。楚大明命令。

  20日清晨,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亲自带了4个日本兵来,把刘志坚连人带被一起抬到一辆牛车上,野村长智隐约觉得刘志坚是个大官,可是又没有搞清楚身份,虽然他很重视亲自押运,但是并未出全力,只带着30多个日本兵和30多个伪军押送,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也没有通知枣强日军派队伍接应,野村押着3辆大车出发了,前面两辆装着我们部队丢掉的背包、挎包等东西算是日军的战利品,刘志坚躺在后面的牛车上。出发前一个伪军假装给刘志坚盖被子凑上前朝刘伸出手做了八字状,刘志坚会意的点点头。被俘的艾大炎和胡景云等人跟在牛车的后面。刚一出大营,刘志坚就看到公路以西路上有自行车来往,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刘志坚一眼就看出,这是我们的侦察员在那侦察,野村长智骑在马上不断的用望远镜向两边紧张的观察。牛车在公路上缓慢地前进,一路上,押送的伪军,不时的借故凑上来,悄悄安慰刘志坚,还有的给刘点烟。刘志坚也借机向伪军宣传,“如果遇到八路,你们不要开枪或者朝天开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都点头称是。车队刚走出大营据点五、六里路,就遇到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楚大明一声令下,我们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部队就向敌人猛烈开火,机枪打的像泼雨似地,手榴弹像冰雹般的砸下来,杀声震天。野村的马首先中弹,一声长鸣,就把野村掀翻在地,日军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出门不久就挨了打,一下就被打懵了,顿时乱了阵脚,被压在公路两边的道沟里,尽管野村挥舞着军刀“八格、八格”的叫骂着指挥者日军卧倒抵抗,可是由于我军火力猛烈,日军连头都抬不起来,那些伪军在听到枪响的同时,又听到八路军喊着“伪军趴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往公路东边的沟里一趴,一动也不动了。见此情况,刘志坚急忙爬起身来叫赶大车的老百姓把大车调头往南跑,赶快离开敌人。大车调头一下子就跑出一里多路。这时,营救部队的一个班冲上来了,大个子排长纪志明同志背起刘志坚主任就跑,一口气跑出一里多地,然后把刘志坚放在担架上,抬到了安全区。这一仗打得漂亮, 部队设伏地点选得好,战斗发起突然,火力配备得当,打得敌人头都抬不起来,等敌人醒过劲来,我们的部队早已撤出战斗,连人影都不见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我军无一伤亡,顺利完成了任务。

  刘志坚被救了,设伏部队也马上撤出了战斗。刘志坚主任因受重伤被日军俘虏,在被敌人关押了四天三夜后,被我部队成功的抢救出来。刘志坚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敌人抓去又被我军从战场成功抢救出来的我军职务最高的干部,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劫法场”。

  刘志坚被成功抢救出来的喜讯,很快报到了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日酋岗村宁次也得到了确实情报,在大营被抢走的八路军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岗村宁次闻讯,恼羞成怒,把枣强驻军的头头和野村长智都叫了去,大骂了一顿,野村升官梦没做成,反被撤了职。岗村宁次还对冀南地区的日伪军部队发了一道命令:

  “查共军匪首刘志坚已负重伤,潜藏冀南地区,各军必须严密封锁铁路、公路交通线,对匪区各地反复剔块,必须抓获伤匪刘志坚”,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扫荡。

  刘志坚脱险回到部队后,20团马上派人把刘志坚送到军区驻地马头镇(在丘县北面)。当天晚上就由军区的郝保康医生给刘志坚做了手术,郝保康医生抗战前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学习过,是当时冀南军区医术最好的医生。手术很成功,取出了重机枪弹头。可是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对断腿骨的固定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菜刀削两块木板,用绷带把它捆扎起来。在岗村宁次的督令下,日军在到处搜索着受重伤的刘志坚,为了保护刘志坚,军区领导派敌工科长周时霖、医生郝保康和警卫员刘华英等同志把刘志坚送到肥乡县城附近的敌占区,在与我们有关系的村庄住了两三天。一天,敌人突然进村来了。周时霖等同志迅速将刘志坚抬进睡觉炕底下预先挖好的洞里,然后铺上炕席,让一位老太太坐在炕边上纺棉纱作掩护。敌人果然没有发现,他们在村里吃喝一顿之后就走了。军区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感到这里不安全,不能长住,又把刘志坚抬回到安全条件较好的丘县城附近的村庄里住下。敌工科长周时霖这时才敢到大屯把刘志坚已安全解救的消息告诉刘志坚的爱人刘莱瑛。刘莱瑛听到消息后,把刚满月的孩子留在老乡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赶去照顾刘志坚。由于日寇疯狂的扫荡,这个孩子在“跑反”时不久就夭折了,这个噩耗刘莱瑛的母亲很久之后才敢告诉刘志坚夫妇。

  为了刘志坚的安全,象打游击一样,在这个村里住几天,在那个村子里住几天,总是转来转去,同敌人周旋。有一次,又发现了敌情,随行人员就赶紧把刘志坚抬到地洞里藏起来。这个地洞设计得很巧妙,是在老百姓猪圈里挖一个洞,出口在猪粪池子的边上,把担架从边上塞进去,然后把砖再垒起来,泼上猪粪,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再在猪圈里挖一个通气洞,洞口上放一个喂猪食的盆。又在洞里装一个铃铛,用绳子同外面院子里的铃铛相连,洞内、院里若有事,一拉铃铛双方就知道了。刘志坚在地洞里住了几天,敌人始终没有发现。

  就这样在这个村躲两天,在那个村藏三天,经过一个多月,刘志坚的伤口开始愈合。但老是这样藏来躲去,即不安全,又不利于伤口愈合,冀南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和参谋长范朝利,都认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送到延安吧,要经过几道封锁线,刘志坚现时还不能走动,根本去不了,怎么办呢?陈司令员和宋政委把敌工部长张茂林找来让他帮助想想办法。宋政委说:“过去有些重伤员藏在敌伪关系家里,张茂林你看有没有可靠稳妥的关系。”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21 1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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