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老兵：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三）
2016-05-21 10:05:51  来源：人民日报 2005-08-05 作者：陆平  点击：  复制链接

　　张茂林犹豫了，关系是有不少，可把刘主任这样重要干部交到这些人手里，万一有个好歹，谁负得起责任？看到张茂林犹豫的神色，宋任穷鼓励他：“捡你认为最可靠的关系，说说看。我们大家研究研究。”张茂林想了想说：“永年县有个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在我们争取教育下，他曾要求反正过来，当时是军区党委指示，为了在平汉路上保留可靠的交通路口，便于和太行山往来，才劝说他暂时留在伪军，我认为这个人是最可靠的。”

　　陈再道、范朝利认为这个人“差不离”，单等宋任穷拍板。宋任穷是个精细、谨慎、办事周到的人，静静地想了一下说：“谁能直接跟韩荫庭谈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他什么忙？”

　　张茂林派韩荫庭的妻兄张德到永年城里找到了他。当初劝他归汉脱曹的就是张德。两个人坐在小屋里，张德开门见山：

　　“八路军有个重伤号，需要养伤，你能保护他么？”

　　“当然可以，可是不能放到我这里。”

　　“放到我家，你能保得稳？”

　　“是什么人？”

　　“这话你不该问，连我也不能问。既然八路来找，总是个大事，咱们就得当大事来办。你说一句吧！办？不办？”

　　“放在你家我放心，保护你家我负责。可是鬼子的腿子我拴不住，谁知道他啥时窜到你那里去？”

　　“那，我就回个话，说不行？”

　　“你等我喘口气！……”

　　韩荫庭想了一下，眉梢一挑，有了。

　　“大哥！你去说：要想保住你庄安全，先要保住这个地区安全，要给我立功的机会，使鬼子相信我的‘忠心’，并能制住‘共军’。……”

　　“怎么办？”

　　“要让我跟八路打上几次，每次都打胜，每次都能缴一些枪回来，我在这里创造一个‘模范治安区’。你明白么？”

　　“是个办法，破枪破炮，有。”

　　张德回来后向张茂林作了汇报，陈再道，宋任穷同意了韩荫庭的意见。经过一番“安排”，打了几次假仗，让韩荫庭检了几支破枪，在一个漆黑的冬夜，由三分区副司令赵海峰带一个排护送，把刘志坚转移到永年县城附近的王沿村，就住进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家里。为了麻痹敌人，敌工部还和韩荫庭商量好，由敌工部散发一些传单，骂他是汉奸，公布他的几条所谓罪行，使他能在日本人面前造成同八路军势不两立的假象。

　　张茂林提出把刘志坚隐藏在韩荫庭处，这是军区敌工部掌握的最保密、最可靠的关系，是张王牌。冀南根据地存在一批韩荫庭这样的可靠的“内线”关系，这是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也是整个抗日战争大气候的始然。

　　从1938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建，到1942年已是5年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军民鱼水情深。在对敌斗争方式上，冀南军区确立了“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骨干”方针，采取以主力部队适时对敌军以武力给予一定打击，动摇其士气，再趁势展开强大政治攻势。

　　日军虽集中了很大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但是捉襟见肘，在占领区维护统治的力量严重不足。那时在柏乡县城里只有8个鬼子和一些伪军看守，周围很多老据点也只剩几个兵留守，敌人后方空虚，露出破绽。冀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乘敌之隙实行“敌进我进”，由主力部队组成的分遣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根据地。

　　武工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内，先后消灭了恩县旧城的特务队，镇压了巨鹿县伪警备队大队长和情报主任，故城的特务队长，成安的特务队长、南和的伪警备队大队长等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头子；抓捕了22名秘密汉奸，根据其罪恶轻重枪决了8名，教育释放了14名。武工队还用各种巧妙手段，机智地和敌特进行斗争，他们把肥乡某村一名敌特密捕密放，利用这一线索，就接连破坏了13个村的秘密特务组组织。

　　随着斗争的展开，武工队在敌占区声威大振，受到了群众热烈的爱护和支持，动摇了日军的统治基础。一些伪组织人员自动找武工队自首听命。有许多敌探汉奸自动来找关系，表示悔改，请求给他一点抗日工作做。对此，日军又恨又怕，说“武工队是最坏的东西”，决心要消灭武工队。“九·一二”大扫荡时，他们专门从德州调20名高级密探，到枣强县配合当地日军侦剿，武工队就乘其初到，以迅雷之举抓捕其中两名当众枪决，其他敌探闻讯，见势不妙，都悄悄溜走了。

　　伪军中许多士兵是被日军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当地有很多社会关系，武工队和抗日军民就利用这一条件对本地伪军的家属进行普遍调查登记，教育他们分清荣辱，当伪军给日军卖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将来没有好下场。同时，宣传八路军既往不咎政策，并向他们提出：“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的口号，争取他们劝导子弟回心抗战。武工队还发动伪属给伪军写信，嘱咐勿做坏事，多交朋友，别得罪人，并通过他们掌握各地伪军的内部情况。伪军做了坏事，让伪属写信发出警告，做了好事，就鼓励继续进步。以后，这项工作发展成伪属向抗日政府签订“协约书”，约定：劝导子弟不当死心汉奸、不危害老百姓、不打抗日军、不捉抗日人员、回心抗战，设法跑回家务农。伪军本人在“协约书”上签名后交当地政府。政府发给“回心抗战证”，保证对他们捉住不杀，家属财产受到保护，逃回者优待。许多伪属都主动要求签约颁证。小屯村就有个伪属对我敌工队员说：“我的孩子当皇协军是没法子，请你们发个证，我绝不让他做坏事”。这些政策，在伪军及其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它从精神上瓦解了伪军队伍，极大地动摇了日伪在冀南的统治。

　　武工队还经常到伪军的碉堡附近喊话，老百姓戏称为“上夜课”。

　　上课之前，由平时负责监视据点的敌工站干部提供据点的内部情况，伪军官兵姓名、个性、嗜好，哪个做过好事或坏事等等，建立名册。每当夜幕降临，武装宣传队便借着夜空闪烁的星光，向伪军的据点炮楼出发了。到了据点、炮楼附近，先把据点炮楼武装封锁起来，然后，选好既隐蔽、伪军又能听得见的位置，开始对伪军上课。讲课内容都联系据点内部的具体人和事，甚至指名道姓地表场或责备他们，伪军听了心服口服，容易接受。以后，我们又进一步把各地据点划分若干片区，由所在县、区武装、分遣小部队、武工队、敌工站等分工负责实施。这种上夜课宣传活动成为冀南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月要对所负责的据点宣传几次。有一次，冀南地区各武工队在军区领导下搞了个统一行动，在同一天的夜间对全区200多个据点上了夜课，以后伪军相互传说，“昨晚八路的宣传队，就有几千人，看来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啦”！

　　武装宣传久而久之，伪军和我们搞熟了，我们对有些据点也用不着武装包围了，彼此间关系由戒备逐渐转向融洽。起初，我们讲课伪军不听，有的甚至还打枪，但以后发展到互相问答对话。有的伪军还捎信提出了想听的内容，要求经常去讲抗战形势和消息。冬天室外很冷，有的伪军就把我们的宣讲员请进屋里，让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讲。

　　冀南军区在对敌宣传中，又适时提出“胜利后算总帐”的口号，对伪军员展开记“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临清县的群众对一些做坏事的伪军非常痛恨，骂他们说：“你们这些黑了心的坏蛋，干坏事吧，我们要让八路军给你们‘逗黑点’、‘吃黑枣（枪弹）’。”有一次军区日军工作科长于文根据群众这些语言，在编写对敌宣传材料时，告诫伪军人员，“你做坏事给你‘点黑点’、做好事给你‘点红点’。”刘志坚听了以后，感到“红黑点”的提法鲜明、形象、具体，能使伪军看到自己的功过，比一般宣传口号有针对性，就肯定了这种方法，并在全区推广。在1942年冬季的对敌政治攻势中，冀南军区普遍开展了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记“红黑点”的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军区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宣传人员在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作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花名册，谁干了坏事给画个黑点，干了好事画个红点。这个花名册就是你们的‘善恶录’、‘生死簿’，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有时宣传队员还指名道姓地警告一些人，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武工队员和游击队员就根据其罪恶大小，出其不意地打掉他一只耳朵，有的打断他一条腿，有的进行处决。

　　“红黑点”运动的展开，对伪军、伪员的心理震动很大，黑点多的害怕八路军算帐、点名（枪毙）。大师友村据点里有个伪军班长向士兵说：“你们出去可小心点，不许坏我的名誉，如果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找你们算帐”！许多伪军属见了我工作人员也都打听自己的子弟有没有黑点。有的伪军在上夜课时问我们“算总帐时候有没有我？”自从开展“红黑点”运动后，许多伪军不敢胡作非为的做坏事了。

　　由于许多日伪军据点内部有了我们的关系，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不仅利用这些关系打进了十几个县城，而且还对那些阻碍我交通和插在小块根据地中的据点，采取内外配合的办法，把它拨掉。例如：枣强县娄子镇据点，有日军一个分队和一部伪军警察据守，平时戒备森严，但每天早晨都要老百姓到炮楼日军住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担水。我们摸清这个规律之后，便和已是内线的伪军队长约定好行动计划。一天早晨，陈再道司令员亲自带手枪队装扮成打扫卫生、担水、送菜的杂工，到了日军住的院子里，日军还在睡觉。突然，一声令下，手枪队的同志一齐动手，便把日军一个小队全部消灭。

　　在我军民强大政治攻势下，不但使大量下层伪军深受教育，也教育和争取了不少中、上层的伪军军官和敌伪官员。

　　和我们建立关系的伪军据点和上层军官，他们身处敌境，要时刻提防日军发觉，担着较大风险。所以，其中有一部分还动摇犹豫，立足两者之间。我们通过敌工站、武工队和小部队加强工作，帮助他们除掉内部的危险分子，打击害群之马；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付的办法，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感，这样促使许多伪军走上了决心抗日的道路。我们还在一些据点中根据伪军的特点，建立了秘密的内线组织，如“抗敌复仇同盟”、“回心社”等，把一些思想进步和决心抗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以他们为核心，在据点里担负起抗日工作，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其他伪军和控制不稳分子。

　　对培养成熟的“两面派据点”双方签订秘密的“抗日守约”。伪军的守约是：忠实抗日，欺骗敌人；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和军队，不镇压抗日活动；不收叛逆，协助锄奸；接到日军命令、指示，和我方商讨对付办法，以及遵守一切临时的约定等。我方守约是：承认他们是隐蔽的抗日分子，在反正、被捕、脱离敌人后给以公民权，保障他们的财产，并绝对给他们保守秘密等项。对已具有反正条件的据点和警备队，我们给上层军官秘密发给“委任状”，给下层官兵发给“公民证”。经过这些工作后，逐步把与我建立关系的伪军和据点，变成在我军掌握下隐蔽在敌人内部的一支抗日力量。

　　有了这些关系，为我们在艰难环境中展开对敌斗争增加了便利条件。他们及时把日军发动“九·一二”大扫荡的情报送了出来，使军区提前作了反扫荡准备，让军区机关和部队安全转移，使日军的扫荡扑了空。日军对我三分区各县实行强化治安的计划，也是由这些与我有关系的伪人员送出来的。这次之所以成功的抢救出了刘志坚，也是因为内线送出的情报的准确。内线关系还利用担任交通守备的便利条件，把日军封锁的交通线变成我们的地下交通线，掩护我军和重要人员通过敌人封锁线。只要我军告诉他们部队要过路，他们都选派可靠的伪军在路两头担任警戒，掩护我军安全通过，并派带路的伪军在我军返回时用树枝扫掉部队通过的脚印。有一次，刘少奇同志从新四军赴延安，就是由一个伪军大队长出面掩护，刘少奇坐着他的牛车，伪大队长亲自护送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封锁线。事后当这个大队长知道他刚护送的是什么人之后，不由惊得吐出舌头，连连擦汗。这一方面使他深感八路军对他的信任，也坚定了他反正的决心。

　　韩荫亭就是军区敌工部所掌握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内线，为照顾刘志坚养伤，韩荫亭颇费了一番心机。他专门在他住的院子里腾出一个跨院安排刘志坚夫妇和随行的医生和警卫人员。当时为了保密，并没有把刘志坚的真实的姓名告诉韩荫亭，只说伤员叫王福贵，是团政治部主任，韩荫亭也就一直称刘志坚为“老王”。为了不暴露这些人的身份，医生和警卫员都穿伪军的衣服，戴伪军的符号。韩荫亭在跨院外加了岗，出入都得经过韩的同意，为了掩护，韩荫亭还让他的二儿子望展拜刘志坚为干爹，以便应付敌人。韩荫亭每次从据点回来，都要去看望刘志坚，嘘寒问暖，刘志坚也趁机跟他介绍八路军，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抗战的形势，使他的思想不断进步，韩荫庭的夫人也时常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晨展和望展过来跟干爹一起玩玩，两家人过得非常融洽，恰值春节将至，韩荫亭专门派人去北平买了很多年货回来，年三十晚两家人在一起包饺子，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这也是五年来刘志坚在冀南过的一个最安定、丰盛的年夜。

　　到了1943年5月，刘志坚伤已痊愈，要返回部队了。临走前，刘志坚拉着韩荫亭的手感激地说：

　　“荫亭，我要走了，我就是刘志坚。”

　　韩荫亭听到“我就是刘志坚”后，张开的嘴半天合不笼，他激动的叫着：“刘主任！”

　　刘志坚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这几个月的照顾，共产党忘不了你，我刘志坚也忘不了你。”

　　韩荫亭紧紧握着刘志坚的手，又激动的叫了一声刘主任。韩荫亭感到自己已成了八路军的一员，八路军这么信任我，把刘主任这样重要的干部安排在自己家里养伤，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是多么大的信任，他感到浑身发热，无限兴奋，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握着刘志坚的手说：“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拉队伍反正。”

　　根据他的表现，冀南军区党委批准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前，他率领全大队起义，并扩编成我军的一个团，由韩荫亭任团长。

　　刘志坚受伤被俘并被抢救出来迤今已有63年了，抗日战争胜利也已60年了。最近我们又探望了已有93岁高龄的刘志坚将军，谈起这些往事时，刘志坚将军仍是非常激动，许许多多的情节都记忆犹新。刘志坚将军深情的对我们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冀南抗击日冠侵略时，我亲眼看到日冠的残暴罪行，我这条腿就是被日本子弹打断的。现在日本一撮反动势力妄想篡改这段历史，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刘志坚将军还告诉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不容易，是无数先烈用血换来的，当时抢救我的易品良、楚大明等人在随后的战斗中都英勇牺牲了。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冀南的人民，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参加七大路过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政委见到我后，深情地说：“刘志坚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冀南的老百姓真了不起。”刘志坚又不无遗憾地表示说，今天在大营参加抢救我的一些老游击队员不知是否还在，我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刘志坚（1912-2006）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长寿区赤色工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四分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昆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21 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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