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吃饱了，打鬼子
2016-06-04 11:38:33  来源：《河北日报》 2015年08月14日  点击：  复制链接

“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一个信奉“民以食为天”的民族千百年来归纳出的最朴素的一条真理。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是抗战之初文艺工作者用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描绘的敌后抗战图景。

“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2/3！”这是战争最艰苦阶段，共产党人对根据地巩固和建设最痛彻的体会。

在敌人残酷的封锁、掠夺和“三光”政策面前，在纷飞的战火和自然灾害面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缺乏现代后勤保障体系的八路军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困苦的根据地人民怎样生存下去？

有了“军粮票”，村村是兵站

“别小看这二指多宽的小纸片，当初凭着它，八路军、武工队走遍根据地，处处有粮仓，村村是兵站，咱的子弟兵到哪儿都饿不着！”

2015年6月24日，博野县南堤圈村村民宋爱和向记者展示了两张其父亲留下来的抗战时期八路军“行军小米证”小票：票长8.5厘米，宽5.5厘米，加盖有“115军部”和“晋察冀军区”红印章。由于年代已久，纸张已现暗黄色，不过字迹清晰，两侧印有“边区通用”“严禁贩卖”字样，面值贰斤五两。

宋爱和的父亲曾告诉他，部队需要粮食时，不管在根据地哪个村庄，只要找到粮秣主任，凭这张特殊的粮票就可以得到所需的粮食。如果转移到一个村庄的部队人太多，粮食不够，凭这种粮票还可以从其他村庄调运。

“作为最早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的问题，所以边区政府成立后，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吃粮问题，便成为头等大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金铮教授告诉记者，在开始阶段，边区政府依靠田赋、税收的现金支付军政费，由各县成立的“军用代办所”代购粮食。这样，军队吃粮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残酷环境中，现金购粮的缺点也逐渐显现。

“在敌后战争频繁、敌人扫荡不断的环境中，现金不能保证随时买到粮食，部队总有挨饿的风险。而且部队用现金大量购粮，还容易使农民吃亏——农民卖了粮食后纳税，卖粮食粮价低，纳税时税额高，无形中增加了农民负担。另外，晋察冀边区地处山地农村，交通方式只能是马拉人扛，运输不便，购粮供给军队很困难。”李金铮分析。

为解决上述问题，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同年11月，晋察冀边区正式开征救国公粮。配合“救国公粮”的征收，边区政府同步实行了“军用粮票制”。政府给各抗日部队发放军用粮票，部队走到哪，凭军用粮票都可以支领公粮。

后来，军用粮票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回执”、“收据”、“缴查”三联，手续更为清楚、核销计算更为迅速，加之专门办理军粮工作的军用代办所成立，坚持敌后抗战的军粮供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对边区粮票的重要作用，曾深入晋察冀考察半年之久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深有体会，他在书中曾这样写道：“还记得刚一到边区的时候，我们花钱买粮食跑了一村也买不到，因为老百姓向我们索要粮票。”

“‘救国公粮’不需全部上缴，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李金铮表示。

对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后来，“救国公粮”和粮食票证制度在其他各根据地相继实行，与著名的减租减息运动相配合，为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今天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6月制定的，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并没有付诸实施。”李金铮告诉记者，减租减息政策在边区的实施，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们在劳力、畜力、生产工具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在敌人掠夺、烧杀不断的环境中，流汗流血，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尤其是在1939年严重水灾之后，减租减息所产生的动力是很明显的。1940年夏收，冀中获得了抗战以来最好的收成。”

在此基础上，从1940年7月到次年春，在武装掩护下，冀中调动民兵62万人次，跨越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将从广大平原汇聚而来的超过2000万斤公粮，成功运入北岳区，保证了其后“百团大战”中主力部队的吃饭问题。

好摘的树叶留给老百姓

“1942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电影《地道战》的导演、91岁高龄的任旭东脱口而出。“衣服到处露棉花，却不能补发新军装，只能发放专门的补丁，一人四片，把膝盖、胳膊肘这些容易磨损的地方整整齐齐补起来……”

比缺衣少穿更难受的是忍饥挨饿。“以前每人每天有一斤半口粮，后来减到一斤，再后来减到半斤。”当时不满20岁的任旭东在晋冀豫根据地太行一军分区三十一团特务连任排长，“粮食不够，只能用树叶充饥。”

吃树叶度荒，在那个年代曾经是缺粮地区的常态。

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年景不好时，一到青黄不接的春天，人们就要把房前坡后的杨柳、桃李的嫩叶捋下，再用清水沤起来，短的十天半月、长的两三个月之后就能吃了，当地人称之为黄菜。食用时用刀细细切来，拌上少量玉米面、豆面或炒面，或蒸或煮。群众如此，部队也如此。

然而1941年春的一天，阜平百姓却突然发现，前些天和他们一起采摘树叶的八路军战士们不见了。原来，这是因为聂荣臻司令员发现部队采摘树叶是在和百姓争口粮。于是，他签署了一道命令，禁止部队在驻地采摘树叶，必须到驻地方圆5里之外的地方采摘。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还在担任测绘员工作的任旭东第一次接到了摘树叶的任务。“每个班都有任务，一人一天必须完成几十斤，超额完成任务还会受到表扬。树叶摘下来之后会存到屋子里，我们班摘的树叶堆满了赞皇驻地的三间大屋。”

直到那个时候，年轻的任旭东仍不相信这些干巴巴的树叶子真是预备吃的。“没想到第二年开春，我们真的把那些树叶用水泡软，统统吃光了！”70多年后的今天，任旭东还清楚记得，“榆树叶最好吃，但一般吃不到，吃得最多的还是槐树叶。”

“1940年初的严重粮荒在敌后根据地是普遍存在的。”李金铮说，1940年上半年，国统区爆发了粮食危机，抢米风潮迭起，国民党当局开始禁止粮食向中共辖区流通，“百团大战”后又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同时，停止汇兑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向中共的捐款。“这导致八路军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另一方面，八路军部队、政府工作人员数量和抗战初期相比，却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更加剧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同一时期，各根据地还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自1939年以来，华北地区遭遇连年灾害，1942年、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更遭受了罕见的大旱，随旱灾而来的是可怕的蝗灾。

《太行人民打蝗记》中这样记载：“假若有十几亩麦苗，赶进十几群大山羊，让它尽量吃，恐怕半天的时间也吃不完，可是密集的蝗蝻一爬进去，只要一袋烟的工夫，那十几亩麦苗马上会光秃秃的……”据统计，仅1942、1943两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区受蝗灾危害的庄稼达60万亩以上，其中吃光的达27万多亩。

更大的困难来自于日军的不断掠夺和破坏。1940年和1942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自称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力战”，除大肆杀害抗日军民外，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掠夺：1942年8月，仅日军对北岳区进行的两个月扫荡，就抢走粮食5800万斤、现款60余万元、牲口1.1万头，毁坏庄稼5.2万亩。

正如当年《晋察冀日报》报道的那样：“鬼子只要下手抢，便狠狠地达到‘光’的程度。砸锅队后面是捡铁队，铲子小刀都拿走……每家的锅和水缸都有两个以上的窟窿。”

“1942年，冀中区农业收成一般只有5成左右，北岳区有些地区只有三四成，整个晋察冀边区粮食缺乏，其他生活用品也严重不足。”李金铮告诉记者，当年冀西区部分部队的口粮每天只有二两黑豆，除此之外只能靠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充饥。“但他们仍然坚决执行了聂荣臻司令员在上一年发布的命令，把离村近的榆树皮和野菜留给群众，部队到十几里外的高山上采集。”

“部队把好摘的树叶留给群众，群众则把最后一捧食物留给了八路军伤员。”当年泊头军王庄地下医院院长杨国藩的堂弟杨国丰告诉记者，1943年村里因连年大旱遭遇饥荒，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饿得连打水都要两个人抬一桶，很多人蹲下就站不起来，伤员靠一小车柿饼撑了半个月。最后村里实在断了粮，连花生皮、棒子核都碾成了粉掺上红薯叶红薯梗给伤员蒸饼子……“当时村里有个老太太流着泪把仅有的一点萝卜咸菜送给国藩说：‘老杨啊！这点东西真是拿不出手来，可是家里再也找不出吃的东西了，就让伤员同志就着咸菜喝点开水暖暖心吧！’”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

粮食，粮食！

“如果能够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2/3。”正如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一文中说的那样，掌握住粮食已经成为边区重要的战略问题之一。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仅1941年北岳区和平西区的巩固区面积，就比1940年缩小了四分之一，冀中区基本区缩小了一半，人力、物力、财力都大大减少。针对这一情况，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推行了‘精兵简政’，到1942年底，晋冀鲁豫边区脱产人员从6万余人减至1.5万人，使脱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成效十分明显。”李金铮告诉记者，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实行了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边区政府重新制定了行政经费开支标准，普遍降低津贴，缩紧了办公开支。部队津贴费也普遍降低一半。”

与此同时，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河北各根据地也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与众所周知的南泥湾所不同的是，北岳区等根据地大多地处深山，耕地较少，水浇地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机关部队发展生产不能与民争地，因此，当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与老百姓伙种，一是寻找熟荒地自种。在冀中等地，则尽可能地平毁封锁沟墙、敌人汽车路进行耕种。甚至采取过武装掩护、部队化装，趁月夜强种或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的土地，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李金铮说，配合“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从1941年到1943年，边区军民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粮食战，主要包括运粮战、粮食平粜、反抢粮反破坏和武装保卫秋收等形式。

“不论是在山地还是平原，不论是部队还是民兵，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敌来则打，敌退则耕，自1942年以后，燕赵大地到处都是在紧张的劳武结合战斗中生产的。在有些地方，夏秋收时为保卫血汗成果，甚至做到地净场光，地不见穗、场不见垛、家不见粮，粮食收晒之后直接坚壁清野。”李金铮说，1943年10月中旬，敌人企图到北岳区腹地走马驿、倒马关、川里、神南等一带近万亩的产稻区抢粮，边区军民同心协力快割、快收、快藏，变稻田为战场，反复激战多次，最终抢回8034亩稻子的收成。到当年年底，敌人的这次“毁灭扫荡”终于被彻底粉碎，至此，敌人再也未敢对北岳区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扫荡战争。

在千方百计保卫粮食的同时，根据地也开始千方百计调动生产的积极性。

“父亲生前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他们向各单位要求，组织起来，自己负责种菜，自己运粮、运煤。不久，又在驻地动员组织了参谋处、情报处的指战员开荒500亩，种了粮食。父亲和副参谋长杨立三也在一处开荒种了地，没想到，这一种，不仅种出了粮食蔬菜，还种出了个《滕杨方案》。”7月7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讲述了《滕杨方案》的来历。

“1944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但此时，部队中对生产物品的分配上，出现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和‘个人应该多多分享’等种种模糊认识。”为此，一道亲手开荒种地的滕代远和杨立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公布了全名为《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的文件。

《滕杨方案》明确规定了每个人参加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副业生产的任务、办法及收益分配标准，详细规定大生产运动中节约要求及奖励办法等等，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充分调动了机关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到1944年，太行区党政机关新垦荒地7629亩，共种地10332亩，生产细粮10.5万公斤，蔬菜75万公斤，平均每人自给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

就在这一年，在太行一分区，已经1年多没吃过饱饭的八路军排长任旭东欣喜地发现：“终于可以吃饱了！还有菜！每人还发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而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二团战士的平均体重也“从94.5斤增加到了114斤”。

也是在这一年，开国少将、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四区队区队长的曾美同样也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4年的冬天，和去年大不相同了。每个人都戴上了又暖又软的毡帽，每人每天5钱油和盐，每月半斤肉，几年没用过的牙刷、识字课本都有了……”

还是在这一年，由于机关部队实行一定的自给生产，北岳区决定减征公粮2万石。

“根据地深入敌后，远离大后方，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粮食是战时财政的核心问题。牢牢掌握战时财政的主动权，根据抗日战争的最低需要和人民负担能力的最大可能，始终保持粮食自给，可以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李金铮这样评说。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6-04 11: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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