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与上海郊县
2016-06-25 14:44:45  来源：《团结报》2015年5月21日第7版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久被其觊觎的上海及其郊县也饱受其铁蹄的践踏；其间，上海人民也以各种方式奋起抗争。

一、日本侵略战火的洗劫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上海郊县饱受其侵略战争的洗劫。1937年9月10日《大公报》记述：“金山县属张堰市房，已毁八九，日军驻有二百余人，四乡劫案迭起，死伤亦日有所闻”；“松江县属亭林镇，当日军进占之时，东南两街早经焚毁，近数日来，全镇房屋已尽付一炬”；奉贤县道院“全镇遭洗劫，奉城炮毁最多，游览胜地已成陈迹”。

1937年10月16日《申报》揭露：“宝山全县，今秋棉稻丰稔，为历年未有之现象。正当农民收获之时，而战事突发，奔逃离散，以致无法收割。顷据关系方面消息，棉花约20万担，米谷约50万担，已悉数为敌人囊括以去，计其所值，约在千万元之巨。”嘉定县，“全境沦陷后，所属居民均尽室西逃，人烟绝迹，而敌寇横行，仅遗之老弱妇孺亦多遭屠戮”。遭受其浩劫的松江城乡，是一个缩影。1937年11月9日《申报》载：“松江城本系浦南繁盛之区，迄今被敌蹂躏致三月以来，居民均逃避一空，人烟稠密之镇市，今则已成死市，阒无一人，敌屡屡在城厢投掷炸弹，松江城已无完整之城垣。沿途稻穗均已成熟，但无人收拾，致稻谷在田中发芽，情景之惨，非人世间所能想象。”

1938年1月15日《申报》以“劫后松江·迢迢长途如同沙漠·城中动物惟余野犬·敌军暴行一斑”为题，转述外电的报道：“某外人今日（指1938年1月14日——引者）乘车前往松江视察，据谓城中荒凉及破坏之情况，颇难以形容。飞机轰炸之结果，无数房屋皆被炸毁，几无一房屋未遭炮火击毁者。已毁之建筑，皆成废墟，其荒凉之景象令人可怖。城中存在之惟一动物，厥为饱啖尸体之野犬。昔日人烟稠密人口十万之松江，今日该外人仅见区区于法国教会内之中国老者五人而已。彼等皆感食物之缺乏而痛哭，并向该外人要求将彼等带回上海。上海南京间昔日人口稠密之区域，今已悉成焦土，松江之凄凉，可为全区之写照。”

1939年1月，汪伪维新学院编印的《江浙皖实态调查汇集》承认：“本市（指上海——引者）农业，经此次事变（指‘八·一三事变’——引者），农村饱经兵燹，疮痍满目。”其中浦东高桥区，“沪战爆发，闸北、江湾一带炮火连天，而高桥只隔一江，民众相率走避，因之商辍于市，农罢于田，工留于所，全家走避，辗转流离，旅食他乡，将平时所蓄坐食殆尽”（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2册，第23页）。

二、日伪的残暴统治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郊县后，在各主要城镇均驻扎有军队，为便于其索取军需，维持地方“治安”，日军在各处派有“宣抚班”，负责“指导”当地汉奸组织成立“维持会”。1937年12月12日，嘉定成立治安维持会。1938年1月1日，青浦成立“维持委员会”，委员长李仲文，警察所长杨安青。日军宣抚班长为财前岁美。2月2日，上海县“治安维持会”成立，会长何尽美，声称指导精神为“民众生活安定复兴，日满支一体以确立世界和平”。接着，宝山、南汇、川沙、奉贤、崇明等县，也相继成立伪维持会、自治会等组织。与县级维持会同时成立的，还有各镇乡的维持会、自治会，如高桥镇民会、顾镇维持会、塘桥自治会、高行南镇商民自治会等。上述伪组织，都是在日军宣抚班的“指导”下成立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组织伪区县乡镇维持会、自治会等，加强其对上海郊县基层地区的统治。

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上海初期，大部分兵力被派往侵略南京及沿津浦线向北进犯，留在上海地区驻守的日军兵力有限，只能重点保证对上海市区及交通要道的控制，而对于上海外围的广大地区要想完全控制，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上海郊县，日军在占领了县城及重要集镇后，更急需通过建立伪地方政权，来维持其对郊县广大农村的统治。但是，在乡镇日军据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乡村空间，这些地带就成为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场所。日伪当局则如临大敌，严加防范。

1938年1月15日，汪伪上海市大道政府《紧急布告》称：“现查浦东区内不良分子颇形猖獗，兹定于十六日着手肃清……为此颁布戒严条例”；其共有杀气腾腾的六条：“一、一月十六日起至相当肃清日为止。二、准许人民日间营业，夜间绝对禁止通行。三、陆路上日间举行严厉检查。四、水上交通在此戒严期间禁止通行。五、所有东昌路码头及高桥、东沟、西渡、庆宁寺等处一律封锁。六、以上各条，倘有违犯，格杀勿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第308页）。日伪当局的凶残统治和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三、沦陷时期的“清乡”

汪伪政府在日本的指使和支持下，于1941年至1945年间，在包括上海郊县在内的华中和华南沦陷区。进行了一个以军事清剿为主，兼具政治整肃、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役等多方面内容，大规模的持续性的“清乡”运动。其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即上海郊县所在的江苏南部，扩展于江苏、浙江两省大部分沦陷区，之后推广到安徽、湖北和广东三省沦陷区的一些省份。

“清乡”运动的实施，既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灭亡中国图谋的一项手段，又是配合其发动和进行太平洋战争而在中国占领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对于汪伪政权而言，是企图采取“清乡”的方法，清剿和整肃长江下游地区的一切抗日力量，巩固其统治区。归根到底，“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

浦东地区，紧靠日伪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上海。在这里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初步发展起来，日伪妄想用“清乡”来扑灭抗日战火，以保障这块要害之地。上海长期以来又是革命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策源地，日伪对此不免心惊胆战。汪精卫特别强调：“上海是二十余年来共产思想的策源地，环境特殊，须从思想清乡着手。”1942年8月1日，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8月16日，陈公博与日军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

按照日军的决定，上海地区的“清乡”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浦东的南汇、奉贤、北桥三个区域。沿上述地区的周围，筑起了167公里长的竹篱封锁线，并在每一重要出入路口设置大检问所，在次要出入道口设小检问所，总数有41个，对出入人员、车辆、船只进行严密检查。抗日游击队采取隐蔽坚持方针，机动灵活地与日伪周旋，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后并向浦西及平湖、海盐等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日伪紧接着实施一套政治整肃手段，进行编组保甲，实行户口异动登记、“自新户”管理和连坐切结等各项措施。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还组建汉奸军事保卫团体，在各乡镇成立“警卫团”，强迫18岁至45岁的男子加入，令其协助日伪军警担任警戒、守望、谍报。同时，又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奴化活动，包括广泛建立伪国民党基层党部，诱骗青年参加伪国民党；实行教师登记，对小学教员加强集中训练，对广大中小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1943年3月，日伪宣布浦东“清乡”结束。5月1日，开始第二期，地域为崇明、嘉定和宝山三个区域，矛头指向黄浦江以西的上海东北地区，企图消灭崇明、嘉定等地的抗日游击队。其办法仍然采用在浦东所实施的那一套，首先是严密封锁“清乡”地区，建筑隔离带。4月起，在上述区域周围筑起221公里长的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25个，在封锁线内实施一整套法西斯统治，直至10月告一段落。12月开始，日伪又在川沙、浦西、浦北三个县区进行第三期“清乡”。以后，在1944年至1945年间，日伪在上海市区的沪西等一部分地区进行了“清乡”。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伪在上海的“清乡”才告彻底破产。

四、农村经济的凋敝

1946年的《金山县鉴》载，沦陷时期“本县水道除黄浦泖港以外，无论干河支港，经八年敌寇骚扰，失于疏浚，淤泥日积，河身日高，不惟船舶交通殊感不便，即农田灌溉亦深受影响”。其又记述：“本邑农村在沦陷期间，凋敝至不堪言状，捐税之繁多匪夷所思，每月必十数起，农民剥肤及髓，唯隐忍以待胜利。”嘉定沦陷前，“所产小麦、蚕豆，除少数自食外，每多出售。旧时每届小熟登场，经营小贩肩秤往来农村收购，其价或现付，或销后清付。‘八·一三’抗战以后，币值惊人低落，物价一日数涨，农家视用多少而定出卖数字，无趸卖者，因而小贩绝迹”（民国《嘉定疁东志》，商业）。

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素以商贸活跃闻名遐迩。日寇大举侵华后，上海郊县众多市镇也难逃厄运。嘉定县东门外，原先“自城根外城河逶东，沿练祁河北岸，街道近半里。城根属城镇，吊桥迄东，属澄桥乡寒二十五图，初为布经市场。自洋纱盛行，市遂衰落，商店二三十家，虽不甚热闹，仍有花行、木号等大商肆，而哺坊之营业，全邑只此，最称发达。民国十七年，筑嘉罗县道（嘉定至罗店），以此为起点；二十四年，又于此起至南门外筑环城路（自望春桥至南门外接锡沪路）与嘉罗县道衔接，成为要冲，市面日形热闹。二十一年‘一·二八’役，市廛被敌火炮毁泰半，中间未全恢复，又经二十六年‘八·一三’，复兴者又悉为敌毁，虽经市人力谋重建，依然未复旧观”。

嘉定县新泾镇，“东至罗店十五里，北至徐行镇三里，北首设嘉罗路汽车站，为东西北往来之要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役，市有毁损。二十六年‘八·一三’役，全市成瓦砾场，今犹未复原状，商店数未至十，仅晨间略有贸易”。嘉定县南新木桥镇，以往“北堍有轧米厂、茶肆、杂货店，‘八·一三’役，全部被毁”（民国《嘉定疁东志》，市集）。金山县，“总计全县各市镇，完好无恙者，仅吕巷、泖港两镇”；其中，“廊下镇在初陷商肆被焚者十许家，既而逐年扫荡，屡次焚掠，幸存者十不一二而已”。奉贤县金汇桥镇，“镇上孙、金二姓居多，市廛甚盛，惟房屋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尽毁于暴敌，至今（时为1948年——引者）大小店铺尚多草屋，未复旧观”（民国《奉贤县志稿》，疆域）。

五、抗日武装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战场溃退时，在上海周围丢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尤其在嘉定、宝山地区步枪和轻重机枪等各类武器更多。于是，郊县的爱国乡民纷纷利用这些武器组织起来，打击日伪，保家护乡。1938年初，共产党员周大根等从上海难民收容所返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一批农民、教员及浦东的一些失业工人、流亡学生等，组成“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南汇还有连柏生的“南汇人民保卫团”；青浦则有顾复生在戈思浜成立的“戈思浜村人民抗日自卫队”；松江原天昆区区长钱锦芳在沦陷后也拉起约三四十人的抗日队伍；嘉定外冈区的农民自发组成外冈民众自卫队；七宝地区各村也都各自成立自卫队；崇明地区则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义勇队”等。

在上海市郊周围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下，日军一面建立和强化伪维持会、自治会，以协助其建立殖民统治；一面对抗日游击队活动较多的地区，集中兵力，进行军事扫荡。1938年6月29日，浦东陈行镇2名日军被游击队击毙，日军即集中兵力围剿，将全镇房屋全部焚毁。7月29日，虹桥镇日军150多人在沪西伪警察局的协同下，围剿北新泾附近村庄的抗日武装。8月13日夜，周浦地区游击队为纪念“八·一三”抗战，兵分三路，进攻设在周浦镇的伪警察署，伪警仓皇撤至日军据点，日伪军在此负隅顽抗。游击队在达到袭扰目的后迅即撤走，至天亮后，日军守备队长才敢率队离开据点尾随“追剿”。

1938年初，日军扶植成立伪维新政府，并改组强化伪上海市政府，以发挥其“辅助”功能。在日军特务部的扶植及伪上海市政公署的催促下，各区伪公署于年内相继组建。它们为日本侵略军供应物资、征收赋税、修桥修路，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重点打击对象，各伪区县长、乡镇长经常接到抗日组织的警告信，警告其不得为虎作伥，卖国害民。在此打击下，抗日游击队活动基地周围地区的伪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1939年4月，新四军的“江南抗日义勇队”开始东进，越过沪宁铁路及苏沪公路，扩大抗日游击区。6月底，江南抗日义勇队自嘉定挺进至青浦，并渡过吴淞江，在青浦凤溪观音堂，江南抗日义勇队先遣部队和青浦三支队会师，青浦地区的抗日力量大大增强。9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队袭击虹桥机场，击毁日机3架，令日伪当局惊恐不已。

1940年起，日军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上海郊县的大扫荡采取了更为残酷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和抢光。其中，继1940年4月的青东大屠杀后，1940年7月又发生灭绝人性的崇明大屠杀。但抗日武装并没有被吓倒，依旧浴血奋战。崇明抗日自卫总队奉命北撤，暂时离开崇明转赴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留下的同志则在“中共崇明临委”的领导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同样，在青浦、嘉定、浦东等地，抗日武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日伪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日伪在上海郊县的统治也从未安稳过。

在从1942年起的反“清乡”斗争中，上海郊县抗日游击队继续进行锄奸反顽行动。1943年1月，浦东游击队一举除鹤沙镇上罪大恶极的伪乡镇长等13人，缴获一批长短枪和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同年春，青东锄奸小组惩处了当地汉奸钱宝昌。在松江叶榭地区有恶霸蒋步青暗中勾结日伪军，直接危害抗日武装，1944年春被击毙。

为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上海郊县的各支抗日武装进一步加紧斗争。其中在崇明地区，中共崇明县工委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开展秘密斗争，保护和发展党的组织，准备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壮大力量，并于1945年8月两次进攻县城，最终获得胜利。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6-25 14: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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