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八路军总部·王家峪
2016-06-27 15:17:36  来源：发展导报 2015-04-24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 7、8月间，八路军总部从潞城北村转至武乡砖壁村，刚刚进驻，便遭遇了日军的“第二次九路围攻”，在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连续打击、围困下，日军伤亡不断，疲惫不堪，纷纷撤回铁路沿线据点。

然而，总部在砖壁村仅仅驻扎了两个多月，由于干旱少雨，原本就缺水的砖壁村旱情更为严重，人畜饮水困难。10月11日，总部被迫转移至砖壁西南10余公里处的王家峪村。

在王家峪,总部先后驻扎了250多天。在此期间,八路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门打虎，后门拒狼”，不仅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还有力地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保护了根据地，维护了华北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 7、8月间，八路军总部从潞城北村转至武乡砖壁村，成功粉碎了日军的 “第二次九路围攻”。刚刚在砖壁驻扎两个多月，因干旱缺水，10月 11日，总部被迫转移到王家峪村，直到1940年6月27日再次返回砖壁。

总部在王家峪先后驻扎250多天。在此期间，因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上日军封锁，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起 “反共摩擦”，天灾人祸，根据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八路军在总部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门打虎，后门拒狼”，不仅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还有力地挫败了顽固派的 “反共摩擦”，保护了根据地，维护了华北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7、8月间，刚刚转移到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便遭遇了日军的“第二次九路围攻”，在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连续打击、围困下，日军伤亡不断，疲惫不堪，纷纷撤回铁路沿线据点。近两个月反“扫荡”中，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先后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了半数失陷的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九路围攻”的胜利。

进入秋季，久旱不雨，原本就缺水的砖壁村旱情更为严重，人畜饮水困难。尽管八路军在村里修了蓄水池，但一直没有下雨，蓄水池也未能蓄水，无法解决饮水问题。10月11日，总部被迫转移至砖壁西南10余公里处的王家峪村。

移驻王家峪

为什么选择王家峪？“王家峪地形隐蔽，水源丰富，距离砖壁也比较近，方便转移，正好适合总部驻扎。”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老师给我们分析了总部当时选择王家峪的原因。

因为总部在转移时，同时也在砖壁成立了留守处，以方便随时返回驻扎。

地处武乡县城东约30多公里的蟠龙镇王家峪村，是个只有上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它坐落在浊漳河沿岸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地形隐蔽，周围沟岔众多，方便转移。村前有一条季节性小河，雨季有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村后的落风坪是座小山，因为不高，远远看去就像是河流的堤岸。不走近，很难发现这里还藏着一个村庄。

这里自然是不缺水的，隐蔽性也好。《左权传》里描述左权巡视过王家峪后，对这里的地形非常满意，高兴地说道：“就是有3000日军合围王家峪，我们也能巧妙地游出去，不会损兵折将。”

如今，村子还基本保留着当时的原貌。

4月初，我们专门去了一次王家峪。确如左权将军所言，这里是典型的太行山丘陵地区，坡大沟深，树木茂盛，沟沟坎坎长满了杨树和榆树。山里的春天来得晚些，4月了，树枝还光秃秃的。要是夏秋季节，树木会更加茂盛，散落在沟坡间的村子在其遮掩下，会更为隐蔽。难怪总部选择这里！

从蟠龙镇到王家峪的省道S322，一路上岔路极多，如果没有人带路，不知道要多绕多少弯路。看到一处显眼的王家峪旧址路标，顺着大沟拐进去，再绕过几处岔口，突然间便豁然开朗：王家峪就在眼前。

总部旧址和红星杨

下了省道，顺着西北东南向的乡村柏油路进入王家峪村。进村便能看到：村民的房子就分散在道路两旁，最初以为路南边一排气派的延安式的两层窑洞就是总部旧址，一打听才知道不是。这只是新修的停车场，后来因形就势，就在停车场边的土崖上新挖了两排窑洞，作为总部旧址的办公场所。

真正的王家峪总部旧址，则是路北边靠崖的土台上，一溜紧挨着的三个院子。门口是一排参天的杨树和榆树，并不显眼。上了土台，先是当年刘伯承、邓小平前来报告工作时拴马的一棵枣树，走进低矮的院门，就进入一个由窑洞和东西南房组成的小四合院。当年院子的主人叫张昌绪。

2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种了两棵柏树，两棵丁香，地上铺着青砖，肃穆、宁静。就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先后迎接过多位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以及数以万计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

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纪念馆管理员魏菊仙老师告诉我们：1939年深秋时节，总部从砖壁进驻王家峪，当时朱老总就住在落风坪下王家峪村村民张昌绪家院内。这是最东边的院子，朱老总住东屋，左权将军住南屋，彭总则住在紧挨着东院的村民张富生的西房，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八路军领导人回总部开会时，就住在张富生的东房和南房里。因刘、邓都属龙，当时村里人都称他们“二龙”。

北方局则驻在前王家峪村，总政治部驻下合村，抗大总校驻蟠龙镇，总部特务团驻西营镇，总部直属队驻枣林村。从此，这里便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王家峪有个讲究，有钱不住东南房。”魏老师说，因为潮湿和光线不好，当地人往往不住东屋和南屋，总部搬来后，不愿麻烦老百姓，朱总司令就住在了东屋，左权将军则住在南屋。北屋窑洞最初是老百姓住，后来就成了总部值班室。作战科长王政柱等人就在这里值班。

旧居内，都是按照当时的生活、工作情景布置，对当年使用过的桌椅、电话、煤油灯等生活、办公用品进行了复原陈列，简朴有序。“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他们的办公室。”据魏老师讲，原来的窑洞因雨水浸泡，多已坍塌，后来就在原址上重新整修粉刷了一下，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样子。

出了旧址纪念馆，沿路往南大约七八百米，就能看到神奇的红星杨。

据说1940年清明前后，王家峪一带干旱少雨，朱总司令和战士们一起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返回延安之前，朱老总亲手在王家峪村栽下一棵白杨。

1977年，这棵树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地一位小学生在树下玩耍，偶然发现沿着树枝轻轻掰开，断面就出现一个红色的非常清晰的“五星”图案，就像五角星一样。这一神奇发现后来逐渐传开，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星杨。老百姓都说，这是朱老总把自己的心留在了太行。

后来，纪念馆又在红星杨周围增添了小桥、流水、碑亭、垂柳等景观。如今，神奇的红星杨已成为武乡和王家峪的一大奇观。

关于白杨树中的“红星”，当地百姓还有另一种说法：那是红军帽上的红五星。

1937年 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必须换装，戴青天白日帽徽。许多战士都想不通。朱老总为此专门举行了一个“换帽”仪式，说“我们要抗日，要革命，不在乎穿什么服装，今天我们穿上白军的衣服，照样还是红军的思想，就好比一颗西瓜，它的皮虽然是绿的，但瓜瓤却是红的。就让我们把这颗‘红星’珍藏起来吧。”他带头把红星帽徽摘了下来，装在了贴胸口袋。后来，朱老总离开太行山时，就把红星埋在了树根，以后就长在了树枝中……

王家峪是朱老总在太行山住过的最后一个总部。1940年4月底，朱总司令赴洛阳与卫立煌进行谈判，后经西安回到延安。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太行山。这棵白杨树也成了他在太行山留下的一个永恒的纪念。

前门打虎，后门拒狼

1940年年初，太行山根据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小麦成活率只有三到四成，秋收时候不到两成。蝗虫一过，粮食颗粒无收。粮食减产严重。

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各种困难，总部带领敌后军民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在作战之余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总部还在王家峪开展了“野菜展览大会”，教战士们辨识野菜，每个战士每天必须上交10斤野菜。彭老总因顿顿吃野菜，都饿成了严重的胃溃疡，吃一次吐一次。后来司务长看不下去，悄悄给他煮了碗玉米糊糊，还被他臭骂一顿，说“共产党给我惟一的权力就是吃苦，却有那么一个人，帮着老子搞落后。”

崔韶光告诉我们，当时在根据地，比天灾更严重的是人祸，是日军的“扫荡”、“蚕食”，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为保卫根据地和总部，八路军指战员一面饿着肚子，一面坚持抗战，既打日军，也打顽固派，真是“前门打虎，后门拒狼”。

1939年后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河北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人不断向八路军挑衅。年底，阎锡山又发动了“12月事变”，对八路军和决死纵队发动进攻。盘踞在冀南、豫北一带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更是向太行区进犯，妄图吃掉八路军总部机关。

1940年 2月，朱怀冰到王家峪总部，蛮横无理地提出向八路军要地盘。朱老总为顾全大局，与之进行谈判，劝其以国家利益为重，“我们要求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只有枪口一致对外，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搞摩擦，闹分裂，搞阴谋，反共反人民，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朱怀冰却顽固不化，坚持要抢地盘。朱总司令义正辞严地说：“现在日寇还占着许多地方，有本事自己到日本人手中去夺。八路军的根据地是从日寇手中夺回来的，这是我们抗日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要来找八路军要地盘呢？”左权听了朱怀冰的话更是满腔怒火，拔出手枪，一把拍在桌子上说：“你们把地盘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却又想来我们手中夺取，你先问问广大人民答不答应，如果你们坚持反共，一意孤行，制造摩擦，绝没有好下场的!”朱怀冰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王家峪。

朱怀冰并不甘心。3月，他伙同鹿钟麟、石友三等部向太行根据地发动进攻。总部指示太南地区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其它部队联合编成八路军第二纵队，保卫太南抗日根据地。命令一二九师集中13个团的兵力，于3月5日至8日，进行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反顽战役，一举歼灭了朱怀冰的3个师，打得朱怀冰单人独马负伤而逃。此战一举粉碎了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太行根据地。

1940年，中国的全面抗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4、5月间，世界形势风云突变，德国短时间内便席卷了半个欧洲，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日军一方面对蒋介石展开政治诱降，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的封锁和进攻，扬言要在8月份南进昆明，北攻西安。同时，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断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蒋介石加紧向根据地进犯。为争取共同抗日，4月下旬，朱总司令被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进行谈判，在八路军做出较大让步，主动退出太南、晋豫区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共识，终于维持了国共两方军队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朱总司令祝寿与五五步枪

1939年年底，天灾人祸使太行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为打开抗日局面，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北方局决定利用朱总司令的抗日威望，在其生日的时候发起祝寿活动，希望以此给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华北军民以鼓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朱总司令是 1886年 12月 1日生人。1939年是其五十四岁的生日，虚岁五十五，这不是一个大寿，他本人也极力反对，一再谢绝。北方局还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祝寿活动，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向王家峪总部发来贺电、贺信和祝辞，高度赞扬功高德重的朱德和他指挥的八路军。仅贺寿的诗文和信件就达四五千份。“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朱总司令为答谢大家的祝贺，表彰华北前线广大军民的辉煌战绩，在王家峪总部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的《赠友人》。

之后，朱总司令还收到了另一份特殊的礼物——五五式步枪。

1940年春，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了第一批步枪，这是八路军自行制造的第一种步枪：枪全长1390毫米，口径7.9毫米，重量4.05公斤，有效射程为250米至350米。造枪用的钢材是从日军白晋铁路上扒下来的轨道钢。

为表达对总司令的敬意，本来想取名为朱德式步枪，后来左权建议取名为五五式步枪。因为1940年正好是朱老总55周岁。

后来，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等人，在五五式步枪的基础上，参考“捷克”、“三八”、“中正”、“汉阳”等经典步枪，扬长避短，于当年8月1日再成功研制出另一款新式步枪。这种枪比五五式更轻巧、坚固和美观。只有3.06公斤，有效射程达到400米。朱德、彭德怀、左权等看后十分赞赏，当即以总部名义给予嘉奖，并定名为八一式步枪。

据了解，八一式步枪最大的特点是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枪身和刺刀总长超过三八式步枪。当时，八路军缺少弹药，不得不经常采用近身肉搏战，长度超过日军三八式对拼刺刀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弥补了当时中国军队普遍配置的中正式步枪配刺刀短的遗憾。

此后，黄崖洞兵工厂开始大批量生产八一式步枪，并将图样和制造技术推广到柳沟、梁沟、高峪沟等其它抗日兵工厂，八一式也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枪型。特别是折叠式三棱刺刀，在以后的五六式半自动、五六式冲锋枪及六三式自动步枪都在使用，这几乎成了解放军步枪的经典配置。

白晋破袭战——百团大战的预演

1939年开始，为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日寇在华北地区实行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依靠铁路、公路交通线及各种据点、碉堡，日寇不断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另外还采用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等多种手段来配合其军事进攻。

从1940年3月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大片变为游击区。百团大战前，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县和晋西北的偏关县两座县城。

如何打破“囚笼政策”，破坏敌人的交通就成为关键。

实际上，开展交通破击战，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也是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总部首长们自1940年春就开始思考的问题。

1940年4月1日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配合，从10日开始，对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进行一次总破袭。但4月2日，朱德收到中央电报，要回延安参加七大会议。只得暂时搁置原定的对敌交通总破袭的计划。后来又因其它变化，作战计划不断推迟，直到8月18日，破击正太路的《战役行动命令》才正式下达各作战部队。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作战计划。

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曾对深入太行根据地的白晋铁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此战不仅破坏了日军的白晋铁路，还为即将开始的总破袭战积累了实战经验，堪称百团大战的预演。

1940年春，日军开始修筑白晋（祁县白圭至晋城）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八路军太行区和太岳区的联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心在白晋铁路线上对日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

5月5日，一二九师及各破击部队在根据地两万余名群众协助下，在南北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破击作战，袭击了日军白晋路沿线沁县、固驿、漳源、杈店、南关及来远各据点。当晚，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攻入南关镇，歼灭守军200余人，解救被抓工人1000多名，缴获炸药1000余箱。

6日，驻太谷、来远、权店、沁源、南沟等地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决死队第一纵队乘虚攻克霍县东南刘家庄据点，歼灭日军40余名。

7日，八路军主力撤出白晋线，战役结束。此役，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350余人，破坏铁路50多公里，摧毁大小桥梁50多座，火车1列，取得了破袭战的全面胜利。

白晋破袭战后，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展开疯狂报复。1940年6月21日，太谷、襄垣、长治等地日军相继侵占了武乡东村、段村，并在此驻扎。

6月27日，驻段村和襄垣的日军继续向蟠龙镇进攻，进逼王家峪。彭德怀等人在王家峪总部为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过完满月之后，从容率领总部机关离开王家峪。当日便返回砖壁驻扎。

自此，也结束了总部在王家峪先后八个半月，250多天的驻扎，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6-27 15: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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