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2016-06-29 09:28:47  来源：《解放军报》2015年08月20日 05版 记者：曲延涛　通讯员：钱宗阳  点击：  复制链接

　　王树增：写在前面   幸而，历史没有假设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军旅作家王树增推出了新作《抗日战争》。这部作品是他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

　　在《抗日战争》之前，王树增还撰写过《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等书。但在他看来，《抗日战争》一书分量最重，对抗战历史的思考、认知，对抗战史料的搜集、阅读、比照、考察，贯穿了他20多年战争史系列丛书撰写的始终。

　　“之所以把它放到最后来写，因为这场战争实在是太沉重了，而中国赢得的最终胜利实在太重要了。”王树增说。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当时中国、今日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都极其重大。回想一下，中国自近代以来经历百年沉沦，面对列强一次次入侵的有限抵抗，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可谓饱受屈辱，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这种屈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块伤疤！只有抗日战争，尽管中国承载了己所不堪的战争重负，经历了难以言尽的战争苦难，但最终以绝不屈服的伟大民族精神赢得了胜利！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后来中国的大国地位！”

　　王树增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在广州工作，住的地方异常繁华，夜晚窗外的霓虹灯总是亮着。那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享受的幸福，其实都离不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和开端，令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谈及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感受，王树增说，那就是在了解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以及战争演进的全部过程后，既感动于中国军队的将士在武器装备极其简陋的境况下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拼杀的壮烈，又感动于被西方人形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全民觉醒”与“万众一心”。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倡导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切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有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直至赢得最后胜利。

　　王树增说，现在有一些人，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规模对比，来质疑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实，可试着设想一下：如果在那个历史的危难时刻，中国各种政治或军事力量没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怎样？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牵制着数十万精锐日军，正面战场又将承受怎样巨大的作战压力？将正面战场说成是战争的全部，或是将敌后战场说成是战争的全部，都无法客观地解释抗日战争的历史原貌。我们一定要摒弃偏狭之见，特别是在历史已经走进21世纪的时候，要深刻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幸而，历史没有假设。否则，任何一种假设都足以让历史改写。”王树增说，“写这本书时，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一些人对抗战的历史认知是否清醒？如果不清醒，又不想去真正了解，就一定会在现实中混沌、偏颇、盲从；而只有对历史清醒，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明白，才会心有定力。”
 

　　为了“一致对外、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宁把牢底坐穿也不曾放弃的政治主张。近代以来的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有这样的胸怀与气魄

　　记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无数共产党人倒在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屠刀下。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却喊出了“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当时为什么要拥护蒋介石？

　　王树增：这是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抗战前中日两国的差距，生产力上自不必说，中国连一辆完整的卡车都不能自主生产，而日本已经有了强大的航母舰队。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落后。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实际上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蒋介石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他只能指挥南京附近的地域以及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中国的各省都有地方军阀盘踞，都是军阀们的势力范围，而每一方军阀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系、粤系、川军、黔军等等。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连铁路轨道的宽窄尺寸都是他定的，与全国不一样。从社会层面上讲，中国广大的国民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甚至没有接受过近代教育；军队也是同样，无论从战争理念、战术方式，乃至单兵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均处于从晚清刚刚过渡到军阀混战时期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来临了，中国靠什么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全民抗战，持久抗战，这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唯一道路。1935年，共产党首次提出：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生死关头”，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7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布后，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说，“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

　　站在狭隘的党派立场上，是提不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之前，国共两党积怨很深，国民党对共产党喊出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历经了国民党残酷屠杀与疯狂“围剿”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作出了国共结成统一战线以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抉择，这足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拥有能够承载民族大义、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胆识与历史胸怀。为了“一致对外、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宁把牢底坐穿也不曾放弃的政治主张，把红军长征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的精华编入全国抗日武装。为了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仍顾全大局，没有与国民党兵戎相见。近代以来的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有这样的历史胸怀？正是因为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桂系也好，东北军、西北军也好，当时中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意识到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基于中国历史的现实角度，应该这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民族的存亡盛衰，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民族大义永远高于一切，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例外。民族灭亡了，国共两党都不会存在，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因此，即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十年的屠杀与“围剿”，共产党人依然坚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精神的推动，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意志的提升，这种推动和提升是赢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记者：当时中日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有时高达10∶1，八年全面抗战，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抗战意志为什么没有垮掉？

　　王树增：日本强中国弱，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至少在1931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挑衅，他们的抉择是忍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

　　历史上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销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3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然而，不抗争、不抵抗，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如何捍卫？

　　国民政府的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历史的发展证明，军国主义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坚决抗战，才能捍卫和平。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九一八”事变后就坚持抗日救国，领导东北人民展开抗争。抗战期间，共产党的“硬骨头”成为中华民族苦难中的精神基石与中流砥柱。共产党人在战术上讲究机动灵活，但在抗日意志上坚定不移。战争中，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用共产党恫吓对方。当日本人开出蒋介石无法接受的停战条件时，蒋介石曾经提醒过日本人，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任何议和的可能性就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从来不投降”。日本人则提醒蒋介石，倘若继续坚持抗日，共产党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

　　实事求是地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其心绪之复杂，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日寇凶残，已经深入国土，面对战争压力，从民族大义上讲，集聚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战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除了长期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军事上的严重对抗外，国民党最大的不安是：共产党会在这个历史时机生存下来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国民党的这种复杂心绪，贯穿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党两军的摩擦与冲突。国民党人的不安与忧虑，来自于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固执与偏差。

　　首先，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已到了被彻底“剿灭”的最后时刻。而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方面一厢情愿的判断。自1927年起，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动用国家所有的政权和军力资源，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共产党人的长征在国民党看来无异于穷途末路，共产党人也确实在长征中遭遇几乎是灭顶之灾，比如令工农红军从86000人锐减至30000余人的湘江之战。但是，蒋介石永远也没有明白一点，那就是他要“剿灭”的并不是他所称为的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是这个国家中最大多数的人情愿为之舍身的一种社会理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世界史上至今尚没有用杀戮手段把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其次，国民党方面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壮大。这一判断也属于一厢情愿。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智慧，仅就为了生存而言，也尚有比向国民党方面作出政治与军事让步更为有效的方法。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也没能深入到西北的腹地，共产党人落脚的地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域之一。而为了对日作战，国民党方面将无暇顾及陕甘宁边区，只要置抗战于不顾而只图偏安一隅，共产党人的生存与壮大会有更大的可能。但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人宣布搁置或放弃已经为之奋斗多时的革命目标，而这些革命目标是无数共产党人在困苦、磨难、酷刑，甚至面对死亡时都不曾放弃的。据此，如果将共产党方面把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去与侵略者作战说成是为了生存，逻辑上是荒谬的。

　　至于后来共产党方面的不断壮大，事实上是战争进程本身的趋势所向，应是国共双方当初都不曾预料的。有人说，共产党借机扩展势力，这是一个悖论。要知道敌后战场幅员130多万平方公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必须发动群众，扩展壮大力量，开辟更多的抗日根据地，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对日军形成牵制，对侵略者进行打击。有人说共产党乘机扩大“地盘”，这又是一个悖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从侵略者的手里抢地盘，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村镇和县城，敌后抗日根据地越大对侵略者越不利，难道不应该扩大吗？

　　贫穷落后的中国，凭什么抗击侵略者并赢得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略层面上回答了抗日战争的这一重要问题，即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那时，中国对日作战已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一个巨大的疑问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论持久战》预言了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个阶段，提出了各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原则。这本小册子不是刺刀不是子弹，但它精准地点中了侵华日军的死穴。日本侵略者最大的担心就是战争不能迅速结束，被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即使今天，我们回顾这场战争时也必须承认，持久战是唯一正确的战略原则。《论持久战》让中国人民坚定了抗战信心，必胜的信心。

　　日军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后，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要使中国不抗日，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这与日军刚刚踏上中国战场时的不可一世，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最初只有5万余人、装备极端落后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却让侵华日军失去了后方，让敌后变成了抗战的另一个前线

　　记者：红军被迫长征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这支抗日力量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王树增：抗战期间，共产党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日军为了应对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力量，不得不将正面战场上的一部分兵力调到敌后战场进行“扫荡”。从中国抗战的全局上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能够把数十万日军拖在其占领区并不断地消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敌后抗日武装的存在和作战，不但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极大地牵制着日军的兵力，更主要的是，八路军官兵的决死作战不但向日本而且向全世界证明：日本侵略者可以用武力占据中国的部分国土，但是他们从来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他们占据的每一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都犹如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愤怒的复仇火焰随时可能猛烈地喷发，日本侵略者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只是一厢情愿。

　　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间断地与日军战斗，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的战地报道中，充满了八路军在敌后袭击日军的消息。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战后著文分析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认为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日军对中国的占领只是“名义上”的，他只控制着重要的城镇以及交通线，敌后大片的土地是抗日战场。八路军曾破坏日本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的重要基地井陉煤矿，使之半年无法开工，日方统计损失一亿日元以上。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而没有后方的军队注定以悲剧收场。

　　中国的国情与中日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抗战必须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二者相辅相成。蒋介石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随着战局的发展演变，国民党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三分之一”计划，提出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一线作战，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训。这表明在蒋介石的眼里，敌后战场的重要性已经等同于正面战场。

　　为什么最初只有5万余人、装备极端落后的共产党抗日武装，能让侵华日军失去了后方，让敌后变成了抗战的另一个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却难以在敌后立足？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解放区。敌后战场不在于你有多少正规军有多少枪炮，关键是民心所向。八路军一两个干部，就能从零开始创建一支抗日武装，创建一个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人绝对做不到。毛泽东曾给各根据地的领导人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中开列了十个问题要求各根据地领导人予以详细回答。其中就有这样的问题：“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毛泽东想知道，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的各项工作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以及怎样才能得到这种真心拥护？毫无疑问，依据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能够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即是否得到了本国最广大的人民的拥戴与支持。人民的命运，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吕梁山区曾亲眼见到农民手拿棍子和绳子，自发翻山去抬八路军伤员。这正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尽管蒋介石意识到敌后战场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实践的失败，他也终于明白，共产党的招数国民党学不来，因为国民党无法真正发动民众，依靠民众，这是国民党的本质决定的。

　　抗日战争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必须靠自己的流血牺牲来争取和捍卫

　　记者：近代中国屡遭列强欺凌，抗日战争是我们第一次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给我们什么启示？

　　王树增：《抗日战争》这部书，我是以民族精神为轴来写的。从精神层面上认识这场战争，高度是不一样的。近代中国人饱受屈辱，精神上一直是跪着的。日本人认为我们是“低劣的民族”，他的原话是“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当时，日本已经进入现代工业时代了，而我们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是，自日本发动侵略的那个时刻，中国人却勇敢不屈地说了“不”。

　　共产党人很早的时候就明白了，民族尊严要靠自己来捍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以为满蒙地域辽阔，列强不会坐视日本占领，但国际联盟却没有为蒋介石“主持公道”。“一二八”事变，蒋介石认为上海是各国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列强一定会插手，然而“国联”调停的结果，却是国民政府签订了侮辱中国主权的《上海停战协定》。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对列强的干预抱有幻想。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他三次叫停进攻，其中两次有据可查，就是因为指望列强把上海设为“不设防城市”和“中立区”。然而，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蒋介石，没能阻挡住日军侵华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了民族大义，共产党宁愿放下国共两党矛盾。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重新合作，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卫和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如若国民党人能够做到，共产党人将“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以最坚韧的耐力和最顽强的不屈赢得胜利的中国，尽管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仍旧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的全民族之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战争。当入侵者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国土之上时，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赢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以及社会各界，最广泛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潮流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显现出空前的全民族的觉醒。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自“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八年全面抗战，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达到1335万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而那些留在田地上耕作的老幼妇孺，皆面朝黄土背朝天，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须的沉重的公粮税赋。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的产业工人，抛家舍业，跟随工业大转移到大后方，然后冒着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持生产，用血与汗支撑着艰难的战争进程，维系着前线数百万军队的作战所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中离开教室，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奔走呼号。身处国外的一千多万爱国华侨，与处于战争苦难中的祖国生死与共，他们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把毕生劳作所积蓄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大批回国参战的华侨儿女血洒疆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成立了无数支抗日游击队、自卫队，顽强地抵抗着入侵者，他们在这片国土的偏僻之地让侵略者领略到中国人的不屈。

　　中国国土广袤，她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而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从来不曾依靠外来力量摆脱任何苦难。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依靠自己的不屈抗争。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抗日战争的最伟大意义在于：中国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不但拥有自己的民族尊严，而且将誓死捍卫自己的国家权益。尽管国衰民穷，尽管军备简陋，但自入侵者踏入国土之日起，中国军民承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牺牲，却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直到让入侵者在中国人民面前投降。

　　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曙光。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就是要向全世界发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宣言。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6-29 09: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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