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抗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2016-07-05 10:54:30  来源：李亚隆 2015-06-04期11版  点击：  复制链接

正确认识“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宜昌抗战”不仅仅是指在宜昌的抗战，“宜昌抗战”是从战略态势的角度提出的，指的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从1939至1945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湖北、河南、湖南约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为了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进行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宜昌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宜昌抗战”是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门户。

从军事上看，“宜昌抗战”是拱卫陪都的战略支点和战役中心。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的战略目标为占领宜昌、控制长江水道、逼降重庆政府。蒋介石曾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而宜昌就处于第六战区的核心。因此，“保卫宜昌”成为华中抗战的主题。此后发生的枣宜会战、反攻宜昌作战、鄂西会战等，不同程度上都是以宜昌为中心的，都贯穿着“拱卫陪都”这个核心，并联动着整个中国战场乃至远东战局。

从政治上看，“宜昌抗战”坚定了全国抗战的信心。“宜昌抗战”处于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在日军加强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下，“亡国论”、“曲线救国论”泛起，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宜昌抗战”坚持6年之久，有效激发了全国抗战信心、有力凝聚了抗日力量。宜昌是抗战中少有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战场，抗日英烈、空军英雄高志航、周志开安葬在宜昌。为了突破“宜昌防线”，日军不顾国际公约，数次使用毒气弹。但即使如此，日军仍未能突破“宜昌防线”，实现以战迫降的战略目的。特别是“鄂西会战”粉碎了日寇自宜昌西窥重庆的图谋，挫败了日军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计划，在中国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来看，“宜昌抗战”促进了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宜昌抗战”之初，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尚未形成，中国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宜昌抗战”因其与重庆安危得失直接关联，成为判断和展示中国抗战决心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受到美苏英等大国高度关注。1943年7月1日，蒋介石总结鄂西会战时说，在鄂西会战以前，“一般中外人士的观感，认为我们战时经济政治与军事，都已感到极端的困难，抗战的局势，已经到了险象环生的境地，尤其是一般人抗战革命的精神，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格外显得低落，因此国内外人士的心理，与一般舆论，对于中国抗战，总是发出悲观。但到了这次鄂西会战以后……从前对于中国军队与一般政治经济社会所怀的杞忧，以及对于抗战局势所抱的悲观心理，已经完全扫除。即如从前中外人士所谓中国军队粮食不够，营养不足，官兵每人只能得到二十四盎司的食物，以致人人都是面黄骨瘦，疲弱不堪，甚至枪都拿不起，路亦走不动，完全是误听了敌伪及反动分子的反宣传”。正是由于“宜昌抗战”所展示的中国抗战精神，成为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力量，使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

第二，“宜昌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影。

“宜昌抗战”既有正面战场又有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分散并牵制了敌军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能力，对保卫重庆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大家对正面战场了解得多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这个地区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难以独立支撑抗战大局的。武汉失守后，共产党成立了鄂豫皖、鄂豫边、鄂西北及鄂中区党委，在河南南部、湖北和湘西北发动并领导民众抗日。

以宜昌地区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湘鄂西地区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枣宜会战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不遗余力配合友军作战。枣宜会战后，新四军第五师在襄西地区布置了第十五旅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在鄂豫地区布置了大量敌后武装，在江汉地区、江湖地区形成了两个敌后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大批兵力，有效支持了宜昌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特殊党员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开展活动，团结抗日力量，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特殊作用。当时驻防远安的国民党77军军长何基沣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在部队中发展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有力打击了驻宜昌日军的嚣张气焰。

同时，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宜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宜昌团部、宜昌抗战剧团，利用各种宣传文化的形式，进行抗战政治动员，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战提供了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第三，“宜昌抗战”是全民参与的抗战。

“宜昌抗战”长达6年，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宜昌人民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兵员补充和粮食供给，还在中华民族抗战中谱写了辉煌的运输保障篇章。

“宜昌大撤退”是民族力量动员和凝聚的结果。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大批人流物流从宜昌涌向重庆。1938年10月这股撤退潮达到顶峰。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进川100多万吨物资、9万多吨极其珍贵的设备仪器，10多万军政要员、机关附属人员和难以计数的难民拥堵在宜昌。当时长江上游仅剩40多天的中水位运输期，近千公里的川江航道上礁石密布、险滩连连，加上日机昼夜轰炸，情况十分危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宜昌各界全力支援，临时增加3000多名装卸工和850余条民间木船，日夜抢运。虽然民生公司和民船损失巨大，但全部转运任务如期完成，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抗战的长期坚持是人民群众全力支持的结果。战时的军需保障、崇山峻岭中军事工程的修筑、民众动员等，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宜昌沦陷之后，长江南津关以下航运中断，下行的弹药、汽油、粮食、被服等物资必须在兴山县香溪、宜昌县三斗坪上岸，走陆路运输，由沿线的县、乡、保甲组织民力背夫接力背运。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从香溪经黄粮到保康、老河口，送五战区；二是从香溪经雾渡河到宜昌前线，送六战区；三是从三斗坪经点军、长阳、五峰到湖南，送六、九两个战区。崎岖的山道上，常年奔走着一支支“铁肩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宜昌伤亡32.5万多人，宜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05 1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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