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
2016-07-08 11:33:19  来源：铁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日军战史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1939年5月，日军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

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1940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作了详细的叙述：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

1943年春，日军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

从1942年至1944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

日军在华北敌后面对人民战争，他们一筹莫展。

日本战史写道：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经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其战史还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崛晃中佐回忆：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山的寺庙、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日军战史记载：“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在内蒙古地区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不得不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战史记载，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冀南作战曾遇见如下事件：

“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所在地。”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据，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和“清剿”，抗日军民挖掘了长达2．5万里的地道，形成了既能防守又能进攻的地下工事，有效地保护自己，有力地打击敌人，让日本侵略者饱尝了地道战的苦头，也深刻地体验到人民战争的厉害。

日军战史记载：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他隐匿设施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3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日军）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回忆：“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加岛武哀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时费力，真想举手服输。”

经历了人民战争，日本侵略者对于民众的力量还是有所认识的，其战史写道：“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其战史还写道：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可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在中国作战有4年的时间，并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作战方式，他这样进行的比较与总结：“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08 1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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