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沟桥事变到全面抗战
2016-07-16 14:49:16  来源：军报记者微信公众号 2016-07-07 作者：王虎强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发生后，是什么原因使得曾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下决心全面抗日了呢？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看看促使蒋介石定下全面抗战决心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辞拒绝。在双方谈判期间，7月8日拂晓，日军炮轰宛平城，向城内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由此揭开了日本武装侵略华北的序幕。

　　当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时，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他每年夏天都要到这座名山去避暑办公。1937年，蒋介石在5月份就早早地上了庐山。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收到了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当得知华北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后，蒋介石的心情非常复杂，据当事人回忆，他收到电报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很明显，这三个猜测表明蒋介石认为日本只是针对华北地区的局部企图，并没有看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只有6000余人，而宋哲元的29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左右。这种力量对比，使蒋介石判断日军此举的目的，是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

　　基于这个判断，蒋介石决心表明中方的坚定立场，以强硬态度阻止日本实现其阴谋。因此，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应对方针。“七七事变”10天后的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庐山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他以罕见的慷慨激昂的语气讲到：“……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此刻终于有了回音。

　　那么，此前一直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为什么此时能转变立场，表明全面抗战的决心呢？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日本的“一击论”

　　蒋介石看明白一点，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过去所秉持的以退缩、回避为主的“不抵抗”策略，并不能换来日本的收敛与中国的安宁，反倒是日本得陇望蜀、变本加厉地侵犯中国。

　　卢沟桥事发之后，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这个“不扩大”其实挺懵人的，因为日方的所谓“不扩大”，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并不是要控制冲突的升级，因为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控制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联进行战争准备的重要一环。

　　果然，7月11日，日本内阁一面表示“不扩大”事态，一面同意了陆军省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

　　对于近卫文麿的公开谈话，蒋介石的判断是：日本的目标仍在华北，并不是对整个中国开战，其增兵乃是为了逼迫中方屈服。基于此判断，蒋介石定下了“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应对策略，希望以中国坚决抗战的强硬态度，吓阻日本对华北侵略的野心。

　　但让蒋介石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并未被“庐山讲话”的强硬态度所震慑，仍然坚持大举向华北增兵。

　　日本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讲话”，是因为其陆军内部，对华战争“扩大派”的力量已大大压过“不扩大派”，而且“一击论”盛行。什么是“一击论”？就是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的观点。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

　　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在日本军方和内阁占了上风。所以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日本内阁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作出了派出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驻中国东北和朝鲜的3个师团，向中国华北出动的决定。

　　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地“不抵抗”，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

　　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人。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 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起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抗战、抗日救国的呼声更加强烈。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给予了大力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红军将士一致抗日的决心

　　7月7号夜间11点多，新华社电台就抄收到了中央社关于日军要求进宛平县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第二天，中共高层获知了卢沟桥爆发战事的消息。

　　对这起事件，中国共产党高度敏感，迅速作出反应。“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强烈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就在当天，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七人的名义，向蒋介石发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表明了红军将士一致抗日的决心。

　　7月9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向蒋介石发电：“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再次表明红军抗日的坚定决心。

　　其实，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吁。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自1937年初开始启动。一个多月前的6月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赴庐山，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举行了谈判。7月初，蒋介石再次向周恩来发出邀请，让他前往庐山继续就军队改编等问题进行磋商。

　　在中共团结抗日的积极主张面前，蒋介石实在找不出加以拒绝的理由。第四，是对西安事变承诺的兑现。

　　在“七七事变”头一年年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策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旋即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共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承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时隔6个多月，当卢沟桥烽烟燃起之际，自然就到了蒋介石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到了7月24日，鉴于日本增兵华北、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以前的判断了，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

　　7月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29日，北平、天津失陷，29军被迫撤离北平、天津。同日，蒋介石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到了“七七事变”一个月后的8月7日，蒋介石终于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召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面军事首领，与会者一致赞同全面抗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16 14: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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