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进攻东北 是消灭日寇还是抢夺利益
2016-08-01 16:38:0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曾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苏军的打击下，顷刻间灰飞烟灭。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东北?这一百多万军队又是如何运往远东地区?苏军撤退前将多少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本文将披露其中的内幕。

来自雅尔塔的承诺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雅尔塔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和艾登。这是苏、美、英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一共开了八次首脑会议，四次工作午餐或晚餐会议，多次双边会谈，多次外长会议。

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在对德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

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美、苏两国也没有同英国商量。但是，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字。直到这时，丘吉尔才看到了协定的文本。于是，这个协定就成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

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1945年8月14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这天，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说《雅尔塔协定》的签订促使苏联出兵东北，那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则是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的直接产物。

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

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本来是沙皇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几十年后，这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成了苏联向中国东北运兵的大动脉。七十多万苏联红军的调动，全靠这一条西伯利亚单轨铁路。苏联把如此多的兵力、武器及其它作战物资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调到远东，而且没有让日军觉察，这确实是一个让世人惊叹的奇迹。

1945年5月至8月，苏联向远东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运去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4月到9月，共发出火车1692列。其中，运送步兵的为502列，运送炮兵的为261列，运送坦克兵的为250列，运送工程兵和其他部队的为670列。在调运高峰的6月和7月，每天晚上发出的火车平均为26列。当时从西线调到远东的苏军有三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共12个军，39个师，使苏军在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的兵力增加了一倍。

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从8月5日起，滨海集团军群改称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方面军改称远东第二方面军。原定于8月11日发动的进攻，因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了两天。8月7日下午4时30分，苏军最高统帅部给华西列夫斯基发来训令：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将于8月9日开始军事行动。

日本对《波茨坦公告》说“不”

波茨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南30公里处，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这里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晤。尽管会议主题是讨论欧洲问题，但对日作战问题在会议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三国外长为此举行过多次会谈。

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的结果，一是招致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二是招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苏联向日本宣战

进入8月份，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8月8日，东乡茂德在万分焦急之中又给佐藤大使发去电报，称“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急复告”。

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考虑的已不是调停，而是如何对日本宣战的问题。莫斯科时间8月7日下午4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

百万大军越过边境

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关东军辖2个方面军、1个独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舰队，近一百万人，其装备和战斗力在日军当中首屈一指。

对于苏军的进攻，关东军一点准备也没有。

8月16日，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攻克了牡丹江市，消灭日军四万多人。后贝加尔方面军向前推进了250至400公里，前锋已直指东北中心地带。至此，苏军在东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从8月19日这天起，关东军开始有组织地向苏军投降。当天拂晓，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飞抵长春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代表面前，山田乙三摘下佩刀，递给苏军代表，然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当晚，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的太阳旗不见了，换上了印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

8月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随即，五万多名日军缴械投降。另外，苏军还在这里俘虏了末代皇帝溥仪。8月20日，关东军第五军司令官清水带着5名将军来到牡丹江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指挥部，向苏军投降。8月22日，哈尔滨日军第四军43，000人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并从苏军那里得到大批武器弹药。苏军撤退前，将70万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

历史点评：对于苏军出兵东北，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是着重看其帮助中国驱逐日寇的主流。几十年来，矗立在东北各地的苏军纪念碑每逢纪念日都摆上花圈，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历史支流的苏军军纪问题，却也在中国人的记忆中长期留下了伤痕，甚至也成为六七十年代中苏对立的一个前因。这一事实说明，一个民族的感情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以傲慢的态度忽视他民族的感情，自己到头来也会受到惩罚。

苏联从东北运走了多少财富?

到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投降后，其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求：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等一伙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做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破坏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但满足了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

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做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罪恶历史，黑土地的悲歌

苏军进入东北，曾给老一辈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苏的关系。过去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在出版物中长期讳言。在苏联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少数，但在各地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沈阳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复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至于以对法西斯的仇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

苏军的这种解释，反映的是一种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其实，这种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本身的“老子党”意识，当然使他不会很好地教育苏军尊重外国人民。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过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发生了一千多起强奸案和抢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苏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苏军攻入德国东部后的掳抢和强奸行为，也严重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成为后来亲苏的东德政权基础不稳的一个原因。苏军在东北的作为，正是这种作为在东方的重演。

客观地讲，当苏联出兵东北的二、三个月后，苏军转入营区驻扎(主要利用日军和日本机关的房屋)，开始整顿军纪并派出纠察队监督，此后驻东北的苏军纪律确实有所改观。但是在许多地方，夜间零星的苏军士兵外出抢劫和强奸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时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军事将领卢冬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行抢时打死。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三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注：王健英：《红军人物志》第三二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美军到中国后，到处奸淫妇女，搞“吉普女郎”，结果“沈崇事件”后几十万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军占领日本时强奸之风更甚，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称，仅在日本关东地区，美军黑人士兵每月犯强奸案三千多起。过去人称美国为帝国主义，这些还好理解;被称为社会主义榜样的苏联，其军队也出现这种现象，则实在令人摇头叹息，令中国方面长期难以公开解释。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01 16: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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