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2016-08-04 09:27:01  来源：《安徽史学》 1991.01 作者：童志强/潘迪友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国共关系由合作转向磨擦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夏天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这一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游击，以配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团结御侮，一致对敌。国共两党关系在抗战之初是比较融洽的，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

　　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态度随之发生变化。

　　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早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3页。)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38页。)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中共。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陈绍禹致中共中央电(1938年12月23日)。)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未料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就有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防共限共方针的产生，就有了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从“政治限共”向“军事限共”的演变。在此前后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一连串由国民党军队挑起的流血事件。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3页。)

　　由于中共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磨擦重心从华北移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1940年3月22日，蒋介石、何应钦批准下达旨在将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连系”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接着便发生了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第五战区副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东西夹击皖东新四军的华中首次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

　　皖东磨擦被新四军江北部队粉碎后，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又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一改要求江北新四军南下的老调，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此方案被中共断然拒绝。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相互承认对方在欧洲和东亚的霸权地位。日军急于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集中力量放手南进攫取东南亚，于是加紧对蒋介石诱降，争取建立“和平”关系。美英则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极力拉拢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为此，美国一次即对华贷款2500万美元，英国也宣布重开滇缅路。苏联也增加了对华武器援助。上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认为在华中发动更大规模反共事变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1页。)

　　10月3日，韩德勤、李守维策动数万兵力向苏北黄桥地区进攻。新四军陈毅、粟裕部以7000兵力迎战，经6昼夜激战，歼韩军1.1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胜利。蒋介石对黄桥战败并不甘心。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1页。)

　　为此，蒋介石在黄桥战后第9天，10月19日，指使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皓电》，将7月16日制定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强迫中共接受，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之有关各部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接着，胡宗南进一步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汤恩伯挥师4个军直指豫皖苏边区；李品仙乘机要新四军交出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要在苏北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霍守义师从山东南下增援韩德勤；冷欣在苏南频频向新四军发起进攻，华中上空战云密布，国共关系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二、中共局部让步，国民党顽固派却步步进逼

　　国民党《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将它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信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延安估计到国际国内局势有可能出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于10月25日提出“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9页。)延安多次召开高层会议研讨应变措施，并不断与在重庆的周恩来、华北的彭德怀、苏北的刘少奇等商量对策。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中指出：“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决定在作好军事准备的前提下，对华中取自卫防御，对皖南取让步(北移)的政策，在全国发动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挑衅，缓和蒋介石的反共进军，延长国共合作时间，争取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11月3日，毛泽东一日之内给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分别发出四电，提出了延安的计划。在致彭德怀电中，毛泽东分析，“蒋已令汤恩伯率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5万人向皖东进攻。判断其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5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毛泽东同时提出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和“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两种对策，抽调15万精锐准备应战，以此征询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31页。)

　　在致刘少奇电中，毛泽东则要刘少奇、黄克诚、罗炳辉率2万人为挺进军，准备西进大别山，“以待汤、李反共军前进时有备无患”之用。(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0年11月3日)。)

　　在致周恩来电中，毛泽东决定待时机成熟时发出宣言和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在致项英电中，毛泽东指出：“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11月9日，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作为对《皓电》的答复。《佳电》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的战绩，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诬蔑，但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

　　国民党视中共《佳电》为向其示弱。11月中旬起，李品仙调桂军一三八师开进皖东津浦路西进攻新四军第四支队。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从鲁南越陇海路南下增援韩德勤。汤恩伯大军则进窥淮北路西豫皖苏边区。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匪军作战计划》，规定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部，加上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2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此计划。8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再次限期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1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对皖南新四军的讨伐令。顾祝同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上官云相迅速制定了进剿计划，他声称：“我的作战要旨是：如果新四军不遵令于年底以前渡江，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指挥要领是：压迫北开，俟其越过守备线，即严阵不使再退入守备线；大部队渡江，必遭日寇袭击消灭。新四军如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坚决消灭他。”(武之?：《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

　　在江北，李品仙也设置了陷阱，他电令所部积极布置配合江南三战区“击灭”新四军：“惟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一七六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乘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上海人民出版社《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5页。)

　　这是一场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蓄谋己久、精心策划的阴谋。无论新四军走还是不走，也无论走哪条路线，国民党都是要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都部署停当了。

　　当时，中共在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唯一可虑者为孤悬江南之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因此从11月起，延安迭次去电催促项英等率部北移。但是由于项英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中央背道而驰，一拖再拖，失去了北移的最好时机，拖至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加上北移时军事指挥失当，终于在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中遭到全部复没的惨痛失败。

　　三、皖南事变的结果是两斗皆伤，但国民党更加孤立

　　在皖南事变中，苦心经营三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军首长中，军长叶挺谈判被扣，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高级干部中，第二支队司令员周桂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胡荣、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在事变中当场牺牲；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等在事变中被俘，后来大部都在上饶集中营里被害。皖南新四军近万名指战员，除千余名分散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围歼。这里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骨干，有从延安派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领导干部，有中共南方各级党组织选派到新四军的优秀党员，有投笔从戎、请缨抗战的知识分子，有毁家纾难的爱国侨胞，有杀敌不让须眉的巾帼英豪。他们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战场，却屈死在“友军”的枪口下。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国民党也未必从皖南事变中得到好处。在国际上，国民党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中国的抗日战场，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以后，美英苏各国先后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各种形式的援助。不管出自什么目的，它们的共同愿望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坚持下去，更多地歼灭和牵制日本法西斯的主力部队于中国大陆，以策应其它反法西斯战场的斗争。而这一愿望唯有建立在拥护、支持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基础之上。因此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均不愿看到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更不允许国民党与中共发生全面内战。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得最为明白：“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之利益计，急应尽量牵制多数在华之日军，是故此刻竞发生此种剧烈内哄，实为极大不幸。”(上海人民出版社《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79页。)美国政府还决定暂停对华援助。英国、苏联驻华大使也分别会见蒋介石，对国共内战表示“非常关怀”，并警告他内战只会加剧日军的攻击。

　　海外华侨反应尤为强烈。来电总数逾千，纷纷指责蒋介石倒行逆施是“自坏长城，自促亡国”。其中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华工合作会致蒋电情辞最为恳切：“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曹植七步之诗，煮豆相煎。岳飞十二金牌之诏，宋室以亡。干戈对内，无异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自相残杀，等于陷万劫于不复之境，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五年抗战之英勇成就，将士热血头颅之牺牲，民众茹辛耐苦之艰困，侨胞节衣缩食之捐输，将一切空付东流，抗战建国之伟业，将功亏一篑。”(上海人民出版社《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57页。)令人读之动容。

　　在国内，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发起抗议运动，多次致书蒋介石，劝其悬崖勒马，勿为奸小所惑。张治中、陈诚、卫立煌、阎锡山等国民党实力派和重要将领也基本上站在中间立场，不赞成内战。国共之外的各民主党派则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谋生存的重要性，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国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大会。民盟的成立，反映了中间力量的团结、壮大和进步。

　　国共相争，为敌所乘。1941年1月底，日军发起河南战役，汤恩伯丧师失地。国民党“煎迫太甚，相激相荡”，制造皖南事变，“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我为鹬蚌，敌作渔人，其与愿违，嗟悔无及”，终为中共《佳电》不幸而言中。血的教训给全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道义的天平迅速倾向中共一边，国民党顽固派越来越陷入孤立之中。

　　四、中共相忍为国，国民党被迫让步，避免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各方面群情激愤，自是意料中事。中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判断，认定皖南事变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妥协投降的重大步骤。因此，一开始，中共决定采取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反攻来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最早提出军事上对蒋采取反攻措施的，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代指挥陈毅。1月12日，在皖南新四军即将被歼灭的最后时刻，刘少奇、陈毅致电延安，建议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1月13日，延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同意刘少奇、陈毅2日电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一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我在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1月14日，毛朱王再次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宣布“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1月15日，毛泽东又发出一电，“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当皖南新四军于1月14日被彻底围歼的消息得到确证，救援无望，中共中央于痛定思痛之后，为了抗日大局，经过冷静分析，改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终于避免了国共全面分裂。

　　最早提出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取守势策略的，仍是刘少奇。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给延安发去一个长电，认为国民党并未实行投降，仍在继续抗战，不敢对中共全面分裂，也没有乘机下令全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中共军队因占领区大，战斗频繁，尚须休整。因此认为中共不宜因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中共中央此后的做法，即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从1月15日以后，中共中央示中，均反复强调“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中专门重申了把握党的政策的问题：“在目前严重局势下，把握党的正确政策是有极端的重要性。与国民党的分裂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要反对‘痛快干一下’，‘这一下子可以恢复内战时代的一套办法了’等等错误认识。相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抗战对民族的叛变，要求我们更加强的争取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友军对我同情，反对当局分裂的政策，这样才使我们不孤立，而使亲日派投降派孤立起来。一切‘左’的陷自己孤立的错误举动应当避免与纠正。”(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此外，当时共产国际反对国共两党破裂的态度，对中共改军事攻势为军事守势对策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缉拿副军长项英，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把这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中共中央随即发起凌厉的政治攻势：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皖南事变谈话。同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1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组织南方局有关同志撰写《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重要文章，以传单的方式迅速传播出去，并通过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向国内外披露事变真相。同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社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此回击国民政府军委会关于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严正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善后办法。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公开发表陈毅等新四军新任领导人就职通电。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公开发表17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声讨亲口派的通电。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在苏北盐城召开，不久即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共9万余人。

　　为挽救时局，维护抗日大局，中共中央在发起政治攻势的同时，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各地领导人，在蒋介石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中央时，不要提整个国民党和中央军，八路军人员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在蒋介石还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之前，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关于皖南事变祸首，只提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也不提在皖南事变中没有捞到实际好处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2月8日，中共中央书处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牺牲烈士大会内容发出通知，指示“应在大会通过致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的电报，请求他们接受中共中央解决时局12条件，平反皖南冤案。驱逐亲日派何应钦等，撤销利敌误国、分裂团结的反共计划，重整抗日阵容，组织对敌反攻。在大会中不应提出成立中央政府，请求八路军派兵南下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大后方去镇压亲日派等主张。这些主张在目前是错误的，不策略的”。(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2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中总结了一个月实行政治反攻取得的成效，认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群众(国内外)”，“我之政治政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8、139、146、147、149、186、207、208页。)

　　中共凌厉的政治攻势和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争取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迫于形势，不得不开始逐步降低反共高潮的温度。

　　1月23日，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和三青团中央联合向各级党部发出宣传要点，强调宣传时务必注意：“一、此次事件纯出于皖南新四军之不遵命令，攻击友军，在纪律上自应受相当之制裁，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二、军纪之执行以行为为根据，此次违抗命令破坏军纪者只新四军，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长篇讲话，力图使事件缩小范围，他提请听众们注意：“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这次处置新四军，纯然为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对于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连，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的态度已明显地从《皓电》、《齐电》后退。其在内部指示中一再强调不许涉及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强调皖南事变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面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始终没有宣布中共和八路军叛变，始终没有下达全面内战的讨伐令；也始终没有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还通过第三者向周恩来表示：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展期北移，允许江北新四军编成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企图以此换取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当中共7名参政员拒绝与会后，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的演说中，虽仍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但也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详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会议仍然选举中共党员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由于国共双方在皖南事变善后处理中都比较冷静，终于缓解了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

　　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关节点。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国共两党坚持抗日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39页。)这就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没有彻底破裂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04 09: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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