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2016-08-04 09:31:40  来源：《学习与探索》 1985.02 作者：王荣 单位 中央民族学院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国共两党这两次合作所以能够形成，其客观条件和基础大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两次合作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因而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西安事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怎样实现的?围绕着西安事变曾经出现过哪些矛盾斗争?探讨这些问题，不但是了解三十年代下半期我国的历史进程所必需的，而且必定能向人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个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在中国内部引起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抗日的产物。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以后，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占领热河省，一九三五年又侵占了河北省东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内发动反革命内战，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这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我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十一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挽救民族危机。十二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接着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即使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也会发生分化，党应当为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瓦窑堡会议后，我党一方面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着重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争取爱国领袖，争取地方实力派，直到争取国民党、蒋介石。

　　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要争取的对象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九三五年在参加“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两军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普遍厌倦内战，要求奔赴抗日前线。这种情况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使得张、杨及其将领逐渐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转而主张联共抗日。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状况，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给杨虎城等写了亲笔信；一九三六年春，党又派王炳南同志去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及西北军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于东北军，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派李克农同志到洛川会见了张学良，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四月，周恩来同志又同张学良在延安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会谈。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在“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形成的时候，蒋介石还在做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黄粱梦。一九三六年冬，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准备围攻陕北，亲自到西安逼迫张、杨“剿共”。他宣称对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的军人要予以制裁，提出东北军和西北军如不愿“剿共”就要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杨经过商量，共同确定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他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恳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接着，杨虎城又去婉言劝说，也为蒋所拒绝。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西安市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面对游行队伍，蒋介石的特务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这更激起学生们的无比愤怒，临时决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格杀勿论”。这时，张学良立即追赶学生队伍，向示威群众说：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第二天，十二月十日，张学良义正词严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十二月十一日傍晚，张学良又对蒋介石作了一次劝谏，仍为蒋介石所拒绝。至此，“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学良、杨虎城便决心采取“兵谏”，逼蒋抗日。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杨两部密切合作，扣押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发表了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这个南京政府的首脑，曾经是那样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可是在一个早上，就被自己的部下轻而易举地扣押了起来。张学良、杨虎城，在人民抗日浪潮的激励下，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毅然决定采取极不寻常的行动，并且按照预订计划把它实现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反共政策已经无可挽回地彻底破产了，充分说明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事变在其发展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波澜和曲折，但是从事变发生的那一天起，历史进程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它必定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

　　二

　　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事变能不能和平解决。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广大群众中间，还是事变发动者中间，意见并不一致，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党高瞻远瞩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在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蒋介石被扣押后，人民群众欣喜若狂。当天下午六时，西安三十多个救亡团体、群众组织的代表，聚集在西安高中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张、杨的捉蒋行动和八项救国主张，是适应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十二月十六日，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盛大的庆祝捉蒋胜利和拥护张、杨救国主张的民众大会，大会通过了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立即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权等十多个提案。不仅在西安，在其他地方也有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给蒋介石以应得的惩罚。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要求事变后立即成立的“设计委员会”进行研究。在讨论时，绝大多数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罪恶累累，现在既然捉住了蒋介石，就应当立即交付人民公审。张学良、杨虎城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张学良始终认定，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护他作抗战领袖。杨虎城则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抗日的，放掉他，迟早会遭到他的报复。参与事变的官兵，非常担心蒋介石耍两面派手法，普遍感到擒虎容易纵虎难，不如及早杀掉，以防后患。面对杀蒋还是放蒋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杨打电话给中国共产党，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得知蒋介石被捉的消息时，异常兴奋。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疯狂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共卖国政策，打了整整十年的“剿共”内战，欠下了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因此，许多负责同志最初一刹那的想法，也是把蒋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范长江：《陕北行中之印象》。）但是他们很快就冷静了下来，统观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党中央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所欠下的血债来看，蒋介石死有余辜，然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前仇，坚决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党中央决定，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党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两次打电报给国民党，提出召开和平会议，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倡议，给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说明党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迅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了应付万一，党中央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命令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设防，如果南京政府的亲日派进犯西安，就联合张、杨给以粉碎性打击，确保事变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解决。

　　十二月十六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同志向张、杨分析了事变两种可能的前途，强调应当竭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解决，实现全国抗战。对于蒋介石本人，周恩来同志指出，只要他决定放弃反共内战的政策，赞成联合抗日，就可以释放他。对于我党这一方针，张学良毫无迟疑地表示赞同。杨虎城开始时态度犹豫，但随即也被周恩来同志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崇高精神和精辟入微的分析所说服。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地对社会人士、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进行工作，耐心开导他们放弃杀蒋的主张，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同志还把在西安工作的地下党员召集起来开会，告诉他们：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周恩来同志要求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同志，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贡献。

　　周恩来同志在努力争取同志们、朋友们统一思想的同时，也开展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工作。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同志向他阐明了我党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希望他能够说服蒋介石真正改变政策。二十三日，在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谈判中，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得到张、杨同意的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既表明了我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的原则立场，也充分表现了我党为寻求和平解决以利于全国抗日的诚意。经过谈判，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以上条件。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周恩来同志亲自会见了蒋介石，指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灭亡。蒋介石当时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的内战。”（《蒋介石的诺言与自由》，《解放日报》编著，1945年10月。）并以“人格”担保履行双方在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杨虎城明知释放蒋介石后必定会遭到蒋的报复，仍然顾全大局，赞成放蒋。中国共产党人远见卓识，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西安事变向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前途发展，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全国团结抗日局面的出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亲日派，固然竭力破坏，蒋介石与亲英美派也并不心甘情愿，这中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斗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内阁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力图改变事态的目的、方向，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便从中取利，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说南京政府如果能够这样做，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同一天，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本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日本帝国主义除公开威胁南京当局外，还暗中支持亲日派“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托派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

　　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企图利用事变，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以“冒犯长官、劫持统帅”的罪名，下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他打着“救蒋”的旗号，举行所谓白衣誓师仪式，声言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并作了进攻西安的军事部署。何应钦如此积极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实际上是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何一方面组织“讨伐军”进逼潼关，一面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企图与汪组织亲日政府。

　　英美帝国主义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日本不同。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严重的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蒋介石被扣后，他们担心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他们看到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只会对日本有利。因此，他们支持宋子文兄妹和孔祥熙为营救蒋介石所进行的活动，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至于蒋介石，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西安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对此蒋介石当然是不甘心的。尽管他离开西安时满口承应，对参加事变的人员，一概不追究责任。但一到南京，就陷害张学良，对张学良采取报复手段，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使张学良将军从此失去自由。接着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提出了一项办法，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防，移驻甘肃和渭北，陇海路沿线由中央军接管，并设防西安。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任免令，包括对杨虎城的撤职留任，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等，并指使中央军向西安推进。蒋介石企图用军事压力造成西安内部分化，从而削弱西北革命势力，伺机撕毁协议。

　　我们党在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为排除各种破坏和干扰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前，党着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打着“讨伐”“救蒋”的旗号，企图制造分裂，扩大内战的阴谋。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政治揭露、军事准备和必要的让步等，促使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时允诺的联共抗日条件。

　　在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篇内容曲折含糊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以后，毛主席立即代表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并严正地指出：“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声明说，蒋介石如果能彻底改变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政策，而走上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路线，共产党必定会给予赞助。对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我们党作了相应的部署。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作了大量工作，以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并努力引导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方针。

　　面对西安方面的强硬态度，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开会前夕，我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敦促国民党实行联共抗日的基本国策，并提出在这个前提下，我党愿意履行以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我党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广泛赞同。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作了某些改变，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等。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建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也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始。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为着解决国共两党合作中的各种问题，我党同国民党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第二天，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由中央社公布了我党早在七月十五日送去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我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倡议和组织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为着国家的独立、完整，为着民族的解放，竭力争取并实现了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安危，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努力促进联共抗日，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而那些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集团和个人，或者遭到了失败，或者不得不改变初衷，顺应时势的发展。合乎国家民族的利益，合乎人心者昌，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违背人心者败，这个真理，在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得到了证实。这是一切有识之士都会明白的。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04 09: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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