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角度：抗战时中日军队的机动力差距
2016-08-06 14:40:36 来源：中国青年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行军中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士兵穿的都是草鞋
军队的机动力，历来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拿破仑就被称为"皇帝不是用枪炮取胜，而是用我们的脚来打胜仗"，通过快速机动，迂回敌军薄弱的侧翼，或趁敌人分散兵力各个击破，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手段。
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是以徒步和骡马为主要机动模式的军队，有少量的汽车作为辅助使用。但是在这个大条件下，双方机动能力的差异还是相当之明显。
中日双方，谁有"铁脚板"？
中国人向来以吃苦耐劳，能走长路而出名，红军、解放军和志愿军都经常有强行军一昼夜强行军上百公里的惊人记录，但是抗日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部队则完全不同。这主要是是由于军队缺乏最起码的装具和营养条件，使得军队的步行能力低下。
任何一个人都明白，走路，最重要的装备是鞋，舒适的鞋可以极大的提高行走的效率，而一双好袜子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而中国民革命军队和日本军队徒步行军能力的差异，就是千里之行，拉开于足下。
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国民革命军队是没有制式的军鞋的，只有战争初期少部分精锐部队和后期的驻印军部队有部分进口军鞋，以及江苏上海的纺织厂生产的棉袜。在抗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国民革命军士兵脚下是赤脚穿着自己打的草鞋。
正在打草鞋的国民革命军士兵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期间在第十四师担任军官，在他的回忆里"对我来说，身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脚，让脚起水泡或磨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上，更可能会引起感染。"新草鞋上还带有大量的草刺，硬且尖，很容易把脚背和脚趾打出条形伤口，而且草鞋底平，长期穿着很容易形成扁平足，使人失去长时间行走的耐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士兵变成飞毛腿明显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国民革命军队从剿共战争时期，一直到被打出大陆，行军迟缓一直是其致命弱点。
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对一首台湾歌曲有印象——《爸爸的草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国民革命军52军从长城抗战到撤往台湾的经历。52军是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嫡系部队，其下属25师素有"千里驹"师之称，但就这么一支以机动能力见长的部队，官兵也穿草鞋，国民革命军其它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
日军方面，则普遍装备了以多层牛皮胶合鞋底制成的皮质军鞋，有鞋跟、脚底线型，对脚的保护更好，同时袜子也是日军的标准配置，在长途行军的时候，日军的脚受到更好的保护。牛皮底皮鞋成本较高，因此日军在41年以后开发了使用橡胶生产硬质鞋底的技术，转而采用南洋的橡胶生产鞋底，相对于牛皮鞋底，橡胶鞋底更耐磨、韧性和强度更好，适合于长途行军。大部分日军还会随身携带类似解放鞋的轻便软胶底帆布鞋，在一些松软路面上穿着。
日本侵略军的牛皮军鞋，鞋底打有防滑钢钉
日本侵略军的橡胶底军鞋
日本侵略军的胶底帆布便鞋
而鲜为人知的是，共产党军队也非常重视鞋袜工作，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妇女救国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妇女纳鞋底。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大部分部队都保证了每个士兵有充足的鞋袜--一年7双布鞋、1双胶鞋，在战时急行军还会动员民工在行军沿线设置补给点，为士兵更换布鞋，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部队才真正能以行军能力见长。
根据地妇女在为八路军做布鞋
战场上的新四军部队，士兵全部打绑腿、穿布鞋
吃得饱，才能走得快
在装具上的巨大劣势，已经造成国民革命军行军能力的不足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恶劣的饮食，也导致了其体力的不足，进一步影响了行军能力。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 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抗战后随着沿海沿江精华地带不断沦陷，国民革命军伙食标准也开始不断下降，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的主食标准是拨付相当于每天24两未脱壳小米的粮食，自行脱壳。二十四两未脱壳小米，不光是主食，实际上还是部队各级军官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办公经费来源，加上脱壳的损耗，每个士兵每天获得的主食不超过4300克，同时由极度缺乏食用油和肉类，使得绝大部分士兵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
黄仁宇在回忆中，也提及了他们在云南驻扎时期，必须以粗粝的玉米为主食。
"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自然很难让士兵能扛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进行高速行军了。
国民革命军士兵普遍营养不良、体格瘦弱
而日军在战争前期和中期，依靠在占领区的残酷压榨，一直有比较稳定和高水平的食品供应。日军战前的伙食供应标准，是每天870克精米（原粮脱壳损耗40%左右的大米，相当于1.5公斤未脱壳原粮，相当于国民革命军理论供应标准的1.6倍），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增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1939年日军经理部一份交运清单中，蜜柑罐头、水蜜桃罐头、蜜豆罐头、马手贝罐头、瑶柱罐头、浅利贝罐头等赫然在列。除了浅利贝罐头，运量都在1万罐以上，蜜柑罐头达到31万罐。这些美味佳肴都是随着清酒送来的下酒菜。1938年的陆军纪念日，每名华北日本兵获得了0.4瓶清酒，1份甜品，100克干果，以资庆祝。
抗战初期日军主要的食品供应都是来自于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台湾、东北和朝鲜）的供应，在攻占北京后虏获的巨额库存都用来进行地方抚恤和赈济，部队自身基本不食用。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供应的吃紧，日军转而依赖在中国战场本身获取给养，《1941年度兵站运营要纲》中，经理部提出粮秣以当地(占领区)获得为主，即使运输，也在满洲、内地占领区内部调剂，减少日本本土运送。而主要的获得手段包括扫荡和征收，也就是传说中的"鬼子进村"，日本兵下乡扫荡除了夺取粮食以外，还热衷于劫掠家禽家畜，1941年8月对北岳区的扫荡，就抓了五万多只鸡。通过残酷的压榨，在1944年以前，日军在驻扎据点附近，都能获得比较高质量的饮食，高质量的饮食，也确保了日本士兵拥有远超中国民革命军队的身体素质。
当然相比西方军队，日军的野战后勤能力也是一塌糊涂，在作战行军中，食品供应较差。例如第二师团荻原支队在对山西的进攻作战中，由于交通不便，被迫以当地征集的杂粮为主食，还必须依靠空运才保证了部队给养。
过去我国的抗战老电影经常有日军进村抢掠的场景，这并不是刻意丑化日军，而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
重装备的机动能力
现代军队都是合成化的，都是需要大量的步兵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协同配合，步兵走得快慢也会受到其他兵种速度的影响。比起步兵的行动速度，装备和辎重的机动能力受到国力影响更大。
中国民革命军队大部分火炮采用骡马牵引，弹药也用骡马大车运输，日军的师团火炮也采用骡马牵引，弹药用骡马车辆运输，看起来双方差不多的技术条件，但是这表面的差不多下，能力差异是相当巨大的。
马车马车，先有马后有车，抗战中国的军马一般是云南和四川的川滇马，青海宁夏的蒙古马，川滇马肩高一般为120厘米左右，体重250至300千克，而蒙古马肩高一般为130厘米左右，体重350千克，挽力方面川滇马一般在40千克，蒙古马在45千克左右。而日军常用的是法国血统的诺曼底马，肩高155厘米，体重550千克左右，挽力60千克以上，挽曳能力差距极大。
国民革命军的小战士与身材同样矮小的军马
火炮的机动性，本身就是火炮威力的重要体现，在拿破仑战争中就已经总结出来，一门移动迅速的6磅骑兵炮，可以发挥出比12磅野战炮更大的作用。
据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兵工司副司长的前鞍钢设计院总设计师王国章先生回忆接收苏联火炮的情况：
"115毫米重榴弹炮80门这批炮式样陈旧，构造笨重，炮身上刻着的制造年份是1890年，距我们接收时已将40年，还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帝俄时代的东西。全炮重量特大，射程又近（只5000多米），原来是用6匹马挽拽，但是中国马体小力弱，随炮来的挽具尺寸太大，和中国马体不相配合，用8匹马拉都很吃力。当时中国北方产马地区都已沦陷，马匹来源困难，很成问题。这种炮发给部队以后，据说炮兵指挥官都不敢把它们拉到前线去，因为过于笨重，运动性能太差，射程又近，容易丢失，负不起责任，不敢使用。"115毫米榴弹炮即一战中英国生产的4.5英寸榴弹炮，是一种很轻便的炮种，即使是这样的火炮，以中国马匹挽曳已经极为困难，与采用欧洲血统高头大马的日本炮兵比，火炮机动性自然是天差地别。
火炮除了挽力的区别以外，其他方面双方还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马车上的差异比起火炮更加巨大。中国民革命军队采用的货运马车，大部分都是手工制造的木制车轮、木制车轴，无轴承的老式双轮马车，采用硬辕挽具，只能单马挽曳；而日军的马车，除了就地征用的中国马车以外，基本都是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钢制轮毂橡胶车轮、钢制车轴，滚珠轴承马车，软式挽具，可以多马联合挽曳。
根据建国后的养马学教材，滚珠轴承胶轮大车在良好土路上的阻力系数为0.013，几十一头挽力45千克的蒙古马可以拉一部全重3470千克的马车，而中国式木质载货车的阻力系数在同样条件下为0.065，足足是胶轮车的五倍，同样挽力只能拉一部700千克的马车。如果考虑胶轮大车的单位自重远低于木质马车，一部胶轮大车的运力能达到木质马车的六到七倍。
尤其是考虑到马车和马车夫本身也要消耗车载的给养，胶轮大车的有效运力可以达到木质马车的八倍以上。即使在泥泞道路上，胶轮大车的实际运力也接近木质马车的三倍，也就是说使用同样规模的畜力，日军的马车可以运输至少相当于中国民革命军队三倍以上的物资，或者依靠轻载获得更高的移动速度。
日本侵略军的大车队采用的都是制式大车
不光在质上有巨大区别，在量上中国民革命军队也处于劣势，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立的军马采购机构，整个抗战期间采购马匹不到十万匹，且多有老弱病残马匹，而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内马匹就超过2500匹，实战中马匹超过4000匹，在中国战场部署的马匹总数近百万匹，使得日本军队随时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弹药和粮秣补给。
除粮秣外，最重要的后勤物资是弹药，而且粮秣可以依靠就地征集，弹药则基本要依靠后勤供应，对于后勤是重要的考验。在抗战期间，除中美空中力量掌握制空权的44年以后，日军在进攻作战中一般都能随队携带一个弹药基数以上的炮弹，以75毫米野战炮为例，其随行弹药总重超过两吨，需要六到八匹马牵引。而中国民革命军队的炮兵则严重缺乏运输能力，火炮、弹药等的运输都依靠人力，还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代马输卒"。
代马输卒在国民革命军中属于最底层，饱受压迫，健康状况极差，其运输能力实际上严重受限。台湾作家张拓芜的自传文学作品《代马输卒手记》就道尽了国民革命军后勤运输领域让人扼腕叹息的场面。
国民革命军的代马输卒
在骡马以外，汽车运输也是战场上的有力补充，与需要消耗大量饲料和干草，又每天行进距离只有几十公里的马车相比，汽车的消耗远小于骡马，而运力远大于骡马，是战场上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日本是一个不发达的半工业国，具有有限的汽车生产能力，而中国只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殖民地国家，根本不具备汽车生产能力，甚至连汽车修理能力都很有限。
日军侵华战争初期，单纯后勤方面就为华北方面军迅速的动员了三个兵站自动车队，约六十个自动车中队，拥有超过4000部汽车，两个月内就将其中俄二十个中队一千多部汽车部署到位。而日军的各级作战部队，也有其大量的随行车辆，每个师团有100辆左右的汽车。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国长期部署了数万部汽车，哪怕是穷途末路的1945年，在大量装备被抽调到南洋等地以后，仅国民政府一方就在关内接收了16000余辆汽车，其中载重卡车12726部。
在美援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前，整个国统区军民用汽车保有量不足四千辆，连军长、集团军司令级别的高级军官都没有座车。同时国内严重缺乏染料，大量的车辆甚至依靠煤气发生炉或者酒精燃料驱动，因此在军事后勤和机动上，汽车能发挥的作用极小。
在这之外，日军还长期控制了宜昌以下的长江主航道，以及华北的主要铁路网，因此可以通过水运和铁路大规模的对驻军和仓库进行补给，有效的提高了补给和机动效率，这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也是日军长期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平型关战斗中被八路军全歼的日军汽车队
运动能力和运输能力的巨大差异，直接反应在战场上就是火力的贫弱，以第一次长沙会战为例，第九战区在赣北的参战兵力为第19、第30两个集团军，9个军19个步兵师，近15万部队的兵力，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消耗的枪弹只有步枪弹989220颗、轻机弹725931颗，重机弹920630颗，平均每挺轻机枪每日消耗子弹仅有30发，每挺重机枪每日消耗子弹仅有不到150发，整个战役赣北部队轻重机枪弹药消耗只相当于日军半个基数，而日军光是部队随身机枪弹药，就消耗了超过三个基数。
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尤其是炮兵弹药消耗，差距更加巨大。美援大规模进入以前，中国民革命军队最大规模的一次火力集结是晋绥军在忻口战役，忻口战场靠近铁路火车站，补给便利。晋绥军集中了九个炮兵团200多门山野炮，以火车补给弹药，从10月23日到11月12日，20天的战斗中，从太原运到前线的炮弹只有八万发，200多门火炮消耗了只六万发炮弹，平均每天不足10发炮弹发射量，还不如日军一个师团数十门火炮高峰期一天的弹药消耗。
在机动力的巨大差距下，抗战战场往往就呈现这样一副场景：日军迂回部队突然出现在国民革命军薄弱侧翼，迂回日军人数虽少、但仍凭借着旺盛火力所向披靡，使国民革命军费尽苦心编织的正面防线不战即溃。
现在回首抗战，不少人指责国民革命军作战消极、经常望风而逃，这有失公允，很少人注意到中日两军机动力之差距对战局的巨大影响。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06 14: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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