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2016-08-06 17:02:42  来源：网易新闻  点击：  复制链接

上海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人民纷纷起来。上海市民当时民族国家意识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工人，工人走上街头罢工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上海的学生们甚至跑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不仅如此，上海的各界纷纷成立了义勇军，义勇军不仅仅是在东北出现，在上海也有好多，像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复旦大学义勇军、邮电义勇军、上海市商会义勇军、童子军团义勇军、华侨义勇军等等，一共有几十个。

后来上海又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救国会，救国会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公开领导机构。救国会的领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我们后来叫做“救国会七君子”，其中史良女性是律师。当时国民政府借口抗战还没准备好，所以对这个七君子采取了逮捕，并且要在苏州法院公开审判。沈钧儒其实是法学教授，在上海律师协会做过会长。那些审判他的人，很多是他的学生一辈，甚至于学生一辈都够不上，所以法庭变成一个辩论会。在法庭外面也有很多市民声援，比如说宋庆龄女士。她一看她的战友们因为要救国而被抓到苏州监狱，她说我也主张抗日救亡那我也应该到苏州去坐监狱，所以叫她的秘书把被子捆好以后说我们去苏州坐牢去。这个发表以后，蒋介石很惊慌，所以千方百计说不能让她到苏州来，这些活动也是揭露了当时政府确实比较消极。

上海的文艺界也有很多抗日救亡的举动，比如说上海拍了《风云儿女》这部电影。《风云儿女》编剧是田汉先生，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并且他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上海当时的两位京剧大师，一位是周信芳麒派大师。他长期在上海演出，抗战爆发以后他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明末遗恨》，然后再演《香妃恨》、《亡国鉴》、《满清三百年》、《徽钦二帝》，在舞台上周信芳告诉人们亡国是什么滋味，要奋起。还有一位大师是梅兰芳，梅兰芳原来住在北平，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南下到了香港，不太愉快而来到上海，举家来到思南路。当时日伪势力胁迫梅兰芳给他们唱戏听，梅兰芳不愿意，怎么办呢？他就把胡子留起来。但他要生活，所以当时就写书法画国画，上海市民踊跃购买。据说杜月笙叫他的管家拿500银元去买梅兰芳的画，支撑梅兰芳一家渡过难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兰芳马上把胡子剃掉粉墨登场庆祝抗战胜利。周信芳和梅兰芳两种不同的表现，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气节。

上海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

上海爆发了两次抗战。我简单地先回顾一下“一·二八”，“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而且这个仗几乎没怎么打。那时日本方面要在上海搞点事，他们就派来了一个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清朝的格格，父亲肃亲王不甘心清朝的灭亡，希望通过日本的支持复辟，便自己把女儿过继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个川岛芳子既是侵华战争的加害人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她的养父经常强暴她，有苦难言，她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工具，所以她后来干脆不穿女性服装了。川岛芳子在上海制造了事故，事故的地点在今天的双阳路，她命令日本浪人穿上中国工人的服装后袭击了5个敲着木鱼经过的和尚，这5个和尚被打死了1个，2个受伤。日本总领事馆马上就说上海市民打死了日本和尚，增兵上海。1932年的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率领下奋勇抵抗。后来国民政府派了第五军援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拼死抵抗。日本又派来陆军，最后增加到5万人。中国两支军队也是5万人。上海人民很支持，听说十九路军三个月没有发饷，就捐款1000万法币。中国军队打仗很勇敢，但是弹药越来越少，国民政府再也没有派援军过来，所以到3月3日这个仗就不再打下去，最后英美调停，结果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撤出上海。

日本的陆军回去了，但日本的海军还在上海，而且日本的海军在今天的四川北路121号建了一个堡垒，就是陆战队司令部，最近在放的《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我个人感觉是纪录片当中拍得最好的。

第二次淞沪抗战叫“八一三抗战”。1937年8月11日开始，中国的主力87、88师到了上海，然后步行到闸北。8月13日，在今天的横浜路天通庵车站边上一支日本陆战队巡逻队向闸北进发，中国的保安队已经堆垒了沙包不准他们过来，日军就开枪了。当晚蒋介石命令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第二天主动进攻，因此8月14日开始我方就主动攻击。从杨树浦一直到日本的沙场我们全面攻击，一攻击日本就收缩防线。我们总体上打得不错，但伤亡惨重。

8月23日战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登陆与反登陆，一直打到9月11日。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日本内阁马上组成了上海派遣军，23日凌晨赶到吴淞口开始登陆。这个时候蒋介石派了第十八军，军长是陈诚，就在吴淞、宝山一直到川沙口、罗店。但是长江边没有什么阻挡的地形，日本的舰炮打过来伤亡很重，但是中国军队也没有后退。我个人认为，如果日本的主力也来参战我们是守不住上海的，最好的方式是一边抵抗，一边准备第二个防线。再准备第三道防线，边打边退是最好的战略。

尽管我方往后撤，但淞沪战线还是比较稳定，11月5日日本又派四个师团来到上海，其中第十军三个师团在金山卫登陆，第十六师团在浏河口登陆，11月12日上海失守。

淞沪会战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日本叫嚣三个月占领中国，但结果三个月才刚刚占领上海。这次战役至少消灭敌人4万多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令世界舆论刮目相看，也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会战为我方的工厂、大学、政府机构后撤赢得了时间。蒋介石当时主动在上海抗战逼着日本不断增援，把华北、东北、日本国内的日军调过来，最后上海变成了它主攻的方向。我方是顺长江逐渐往西后撤，日军在后追击。我们从上海退到南京，南京守不住退到武汉，武汉还是守不住退到了宜昌，宜昌还是没守住但是最终守住了三峡，所以我们保有了西南抗日的后方，持久抗战坚持下来，这也是淞沪抗战的重要意义。

上海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典范

我想上海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比如说抗战一爆发上海市民就捐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很多的女孩子把自己的被单缝成一个很大的被单，像今天我们讲堂那么大，10个人、20个人拿着这个大被单上南京路，号召大家捐钱、捐物。那些太太小姐看到女孩子们这么为国家出力，便把项链、耳环、戒指扔到大被单上。上海市民购买的国债、募集的钱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是一种抗战。

文艺界就不断地投入到抗战演出，上海组成了13支抗日演剧队。几百个明星艺术家，其中有现在还在世的秦怡、周小燕教授，上海曾拍过一个14集纪录片《去大后方》，我们采访了100多位的抗战前辈。周小燕教授就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她跟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只有17岁，是中国最好的小提琴选手，一路宣传抗日，没有吃的，非常累，最后她弟弟饿死了，周小燕教授回忆到此老泪纵横，音乐天才就这么走了，所以上海市民为抗战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三毛之父张乐平组成了一个漫画演剧队到武汉，就在黄鹤楼下面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叫《抗战到底》，还有《三毛从军》、《三毛打日军》。

上海整个的城市都动员起来，杜月笙看到张发奎是守卫浦东的总司令，他说你为我们守家乡我要私人买一辆装甲车给你，坐在装甲车里面开到前线去，1937年的11月28日，八路军驻上海代表潘汉年写信给上海抗敌后援会，说我们急缺防毒面具。杜月笙讲了一句“闲话一句”，花了16000块钱买了荷兰进口的1000具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抗战。当时抗战是不分党派的，大家共同投入。

还有就是大学迁到后方去，因为上海市要被占了，上海的十几所大学都内迁了，其中像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同济大学6次迁校，刚刚迁到金华那里日军打过来了，书桌刚刚摆开赶快收摊上路，再迁到广西又要准备复校了日军又要来了，所以一共迁了六次，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内迁的大军当中，有一对宝山兄弟一个叫李崇道、一个叫做李政道，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徒步走向西南，到遵义考入浙江大学，老师们一看李政道是个人才，再推荐到后方最好的学校西南联大，结果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在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当中有两位获奖的学者，还有一位是杨振宁。大学内迁对我们保存中华的文脉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贡献是工厂的内迁，抗战肯定是持久作战，上海的工厂当时占全国的40%。这些厂如果落入敌手就非常糟糕，当时四川那里没工业，结果150家左右的工厂就从上海迁到了后方。前后有150家上海工厂内迁，支撑了持久抗战。其中有一个小资本家叫沈鸿，他迁到武汉后，有一位共产党干部李克农对他说，你迁到延安去也是抗战，我们延安更缺工业。沈鸿一想到哪里不是抗战，那我就迁到延安去吧。到了延安以后，他成为陕甘宁边区总工程师，发挥很大作用，1949年以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部副部长，来领导刘鸿生、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了。

上海是国共再度合作的基地

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1930年代中期日本将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谈判，停止内战。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怎样一致对外。这个谈判是从1935年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地点就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解放后陈毅市长的助手潘汉年，他跟张冲、陈立夫等国民党代表谈判，谈了很长时间。

比如说在南京西路有一个沧州饭店，在这里，潘汉年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了陈立夫，然后正式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就是要合作。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美龄、宋子文赶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希望刀下留人，后来蒋介石被和平释放了。

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营垒

那时有50多个国家的外侨住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抗日战争体现了这个国际性。我来说几个故事，第一个上海庇护了3万犹太难民，这个故事现在上海人家喻户晓。

第二小点是南市难民区。这个南市难民区在过去大家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饶家驹，他来到上海生活、传教，也担任震旦大学的教师。1937年的时候，他感觉战争最惨的是难民，有些到租界里面去了，但跑得晚的，租界把门关掉了，因为租界不可能容纳所有的难民。饶家驹很有爱心，他就去找了上海市时任市长俞鸿钧，他说我们现在准备在南市建一个中立的难民区，中国的军队不要进去。市长一想你不是为我们解忧排难吗？我们同意，我们中国军队肯定不上去。他又去找了日军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他用日语跟松井石根说，中国方面同意了我们建立一个中立难民区，日军也不要进去。松井想日军现在还需要一个国际形象，也要有一个文明的形象，他表示同意。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就建立了，在方浜路和民国路之间，现在民国路叫人民路。在里面设立了很多收容所，并每天派发食品。比如说城隍庙的门口每天烧粥给难民吃，难民每天凭粮票去领粮食，尽管一天吃两顿饭，但是你能活下来。饶家驹每天都要到难民区看，口袋里永远藏着糖果，小孩哭了就给你两颗糖果。有问题马上解决问题。

维持难民区需要大量的钱。饶家驹在中国募捐还不够，他跑到美国找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上海的难民区有20万难民，每天的开销好多，美国政府应该援助。罗斯福总统给7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

所以这一个难民区从1937年11月9日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 ，整整32个月，救助中国难民30万人，这是很了不起的。饶家驹建立了一种模式，就是战争状态下相关方都有责任救助难民，你不能够攻击难民，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手无寸铁的、非武装的。当时，在南京的外侨以拉贝为首，就写信给他饶家驹，请他介绍日本的外交官和军官。但后来建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很安全，日军到里面一卡车一卡车地抓走女孩子。

饶家驹后来一看武汉要成为战场，又跑到武汉建立了汉口难民区，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1940年的6月16日，他被法国天主教会召唤，回到巴黎救助自己本国的难民，战争结束以后，他跑到柏林去救助难民，最后因为太劳累1946年死在柏林。尽管去世了，他的理念后来成就了国际公约，这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内容就是暂时保护平民。这里面两次写到了上海难民区，就是说，世界上怎么救助难民是从上海开始实践的，这是上海的荣耀。现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国194个，超过联合国成员国。上海是当时救助难民最出色的城市。

第三，是虹口炸弹案。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以后，朝鲜志士就来到上海、哈尔滨参加抗日斗争。1932年的4月份，当时“一·二八”已经结束了，中国和韩国的志士联合起来准备打一下日本，怎么打呢？4月29日，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尹奉吉模仿日本人走进去，在全体起立高唱天皇国歌的时候，炸弹爆炸。于是，这个白川大将就被炸死躺在棺材里面回国，尹奉吉最后是被处死了，他成为韩国的国家英雄。

综合来看，一般人以为，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大家只会做白领挣钱、纸醉金迷、小市民意识浓重，实际上上海市民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宁死不屈。所以这是上海城市精神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性格。今年尽管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我们还是要发扬这样一种精神。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06 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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