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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2016-08-08 09:27:23  来源:央视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步伐,使中国自明中叶起300多年走下坡路的历史面临振兴的转折机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凌并被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一、抗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是中共初次登上外交舞台的时期,也是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相关。抗战初期,在中共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总构想中,苏联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是当时给予中国巨大援助的惟一国家。中共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将英美作为日本的“战略同盟军”加以抨击。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次策略失误。它削弱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①但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中共对美英等国的认识尽管有所反复,但在总体上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1940年7月以后,随着美国援华制日的立场渐趋明朗,中共对美政策也日益明确,提出应当注意英美与德意的区别,不应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1940年冬,在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散布和谈空气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这是中共第一次主动采取的争取美国以牵制国民党的活动。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美政策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中共努力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并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军合作。美军观察组派赴延安,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它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③中美两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后,194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央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中共明确提出在抗日和民主两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和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与美国抗日军事合作的构想未能实现。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未能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中共发现,扶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到战争结束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显然已经开始恶化。

随着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时期的临近,中共再次调整对外政策,“七大”便是这一调整的转折点。中共放弃了一度奉行的积极的对美政策,将外交重心转移到联合苏联,准备利用配合苏军作战,为战后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以此制约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在中共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过“失去的机会”呢?有学者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四年中,这种机会一直存在着。问题是美国政府从未意识到它需要利用这种“机会”。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没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共的力量;二是它已和国民党政权结成了过于紧密的关系,一个对美国敞开大门的中国已成为美国所构想的战后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共所提出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的任何建议便难以被美国领导人所接受。④

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采取的争取友邦、孤立敌国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⑤中国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并给予中国财政援助,使美国外交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

二、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抗战时期,中国是弱国,美国是强国。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居于主导地位。

1.隔岸观火,绥靖日本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西方大国无动于衷。1938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我们主张在本国和国际上的自我克制。我们主张所有国家在推行政策时都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⑥此类声明标榜“中立”,貌似公允。实际上中国当时没有远洋商船,而日本则有相当强大的远洋商船队,完全可以自运军火,同时租用其他国家船只为日本运输军火也绝不会遭到中国的攻击。所以这个声明无疑是帮助日本封锁和孤立中国。

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却教育了美国的当权人士。1940年3月30日,日本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纠集几个民族败类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国民政府”,使美国感到中国有被日本独占之虞。五六月间,希特勒横扫西欧,法国、荷兰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它们已无力保卫东南亚的属地,从而为日本南进大开方便之门。9月底,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这些变化对美国当权人士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时罗斯福感到问题严重,便催促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并开始坚持要由白宫来控制对华政策。“从此,总统着手制订一项严加管制的计划,其目的不仅要加速对华援助,而且要把中国变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⑦

2.援华抗日,成为盟友

1941年1月,美国《租借法案》出台,这样,罗斯福在对外援助方面就拥有了广泛的权力。驻重庆的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访华报告,建议美国加强援助中国继续抗日,促使蒋介石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防止内战。居里还说,这样的“改革也将使中国成为美国战后较有吸引力的伙伴”。⑧罗斯福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此后的实践证明,这就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直到1944年秋天史迪威返美,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为止。

根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贷款为6.9亿美元,按《租借法》给予的军事援助为8.257亿美元,两项总计为15.157亿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和史迪威主持的培训和装备30多个中国陆军师。即为了联合作战,打击日本侵略军。

第14航空队是由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发展而来的。从1942年12月18日起,美国志愿航空队开始对日作战。在美国空军人员对日作战期间,有800多名美国青年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14航空队的英勇战斗迟滞了日军的进军时间表。

中美人民的战斗情谊更体现在史迪威将军的业绩中。史迪威来华后任中美印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美、英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即身兼六职。⑨他认为,打败日本的关键,一是组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二是使中国拥有取得外援的通道。史迪威在华期间(1942年3月5日至19441944年10月20日)有很多建树:他利用美国军械,装备了30多个中国师,即驻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5月至1945年春歼灭缅甸北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主持修筑了从印度的利多到缅甸的密之那的一条公路,把缅甸公路连接起来。此后,美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大量的援助。两国并肩作战,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

 3.帮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

到1943年时,中国人民已进行了6年的抗日战争,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的联合作战;第二是承认和树立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在战时和战后与西方三大盟国俄、英、美并驾齐驱,这既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为此,美国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和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

战争前期罗斯福采用的亚洲战略是着重把国民党中国抬高到“大国”的地位。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内……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10]根据罗斯福的上述战略思想,美国除给予中国一些援助以外,还采取了一些友好姿态和行动。1943年1月11日,美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年12月,美国国会又废止“不合时代的”排华法。

关于战后和平建设,罗斯福有一个设想,即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每个同盟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但苏、美、英、中成为“四个警察”,组成委员会(即后来的安理会)随时制止侵略行为。此外,中国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1943年10月30日《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绘出战时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条轨迹。

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其必然性。但美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除了极力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大力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因为罗斯福认为充当战后中国领袖的人物只能是蒋介石。为了稳固中国的抗日态势,牵制日军于中国战场,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首先倡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部,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蒋介石表示同意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务。为树立蒋介石大国领袖的形象,美国还做了许多工作。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曾取得了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的资格。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他经常把丘吉尔撇在一边,去同蒋介石谈话,使蒋确实感受到美国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开罗会议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蒋介石坐在左边,挨着他的是罗斯福,然后是丘吉尔,最后是宋美龄。这张照片的象征意义在于罗斯福、丘吉尔给予了蒋介石至高的荣耀,也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毫无疑问,美国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极力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绝不是什么慈善的行为,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中国的强大是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的。1941年1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是战后世界和平警察之一,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战后共同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它大国: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远东可以牵制日本,在联合国里还可以牵制英国,而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的好地方。

4.扶蒋反共,成为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并非时时都晴空万里,有时也有乌云和风雨。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在战争中是一对不协调的盟国,双方的合作中充满了摩擦与冲突。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上。中美战时同盟建立后,蒋介石请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表示同意。史迪威来华标志着中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这种合作却因蒋史矛盾的产生、演变,充满着艰辛和曲折。

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登上国际舞台之后,美国为了与中国一起有效地联合作战,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曾主张促使蒋介石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抗日。“美军延安观察组”就是负责这一使命的特殊组织。但美国的这种努力却因蒋史矛盾而夭折。蒋史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抗日,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倡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蒋介石此时已把战后与中共的斗争考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蒋介石拒绝了交出军权的要求。这是蒋史分歧的根本原因。[11]两人不和,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而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赫尔利。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转折点。史迪威罢官返美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也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12]

赫尔利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背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转而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背离了罗斯福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赫尔利本来是奉罗斯福之命,来华调解史、蒋矛盾,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但他后来却放弃了中立的调解人的立场,这就暴露了他固有的反共原形。赫尔利也因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污点。

在初步“调解”国共矛盾失败后,赫尔利于1945年2月间偕魏德迈和梅乐斯一起回国述职。美国决策人从全球战略考虑,首要问题不是援共抗日,而是怎样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了。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汇报时,定下的基调是讨论“共产党叛乱”问题,即如何扶蒋反共。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4月3日,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在暗地里就加紧鼓励和怂恿蒋介石发动内战。

美国以援华抗日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盟友;然又以扶蒋反共告终,又与中共和中国人民对立。这就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不幸结局,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时至今日,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六十周年。回顾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那段历史,有喜有忧,有合作有冲突,有结盟有对抗。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抗战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复存在,两国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国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可以携手合作,结成盟友,促进人类不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在抗战时期的合作与同盟关系足以充分证明。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08 09: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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