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反击
2016-08-08 16:21:51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09-12-08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南京失陷后的３个月里，中国政府和人民表明了自己长期抗战的决心。政府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任何“和平”倡议。军队表现出有能力粉碎日本最高统率部的总计划。人民，特别是敌人后方的人民，开始积极参加抗战；游击队的活动日益扩大，对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３月初，日本人决定放弃次要战线的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集中兵力夺取徐州。他们要把南北两条战线连成一片，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的精华，把从山海关到杭州的整个海岸线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傀儡政府，占据控制通向汉口道路的战略要地。南京的沦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于瘫痪。但是如果在徐州大败，中国政府就会在它仍然控制华南和长江中游的时候求和。给中国以“致命的一 击”，仍然是日军的野心。当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时候，究竟在何处下手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是有点难以确定的。在比较分散的几个地点进行试验后，日本人选中了徐州。在这里集结了３０万中国精锐部队。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象一把巨大的钳子一样，在城西的陇海铁路线上收拢，就可以把这支力量聚而歼之。这的确将是致命的一 击，使中国永远不可复原。“在徐州打一场坦嫩贝格战役”，这已成为日军的座右铭。

　　然而，在徐州并没有出现坦嫩贝格那样的情况。进攻一 个月后，日本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强大“钳子”的北部一翼几乎被打散。这个“钳子”只是５月份下半月才合拢，然而他们未能包围任何东西，因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与此同时，日本则吃了两次大败仗，其中一次震动全世界。在日本进入平津时夹着尾巴溜走的、被人瞧不起的北方军队在临沂消灭了４，０００名日军。另一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围消灭了７，０００名日军。日本人不是在徐州，而是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但是被围歼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军队。

　　３月初，主要战场是在晋南豫北沿黄河北岸一带。迅速推进的日军遭到了中国激烈的抵抗。蒋介石亲自在黄河南岸平汉路上的郑州坐镇。企图渡河的日军在这里和晋西被击退。八 路军在晋西把企图进入陕西的日军打退了。

　　３月份第二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分别沿着黄河两岸向东直奔津浦路上的主要战常了解战局的每个人都清楚，争夺徐州之战即将开始。

　　３月１５日，日本人开始沿着津浦路北段长驱直入，在以前几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他们分３路进军。中路沿着铁路线直扑徐州以北大约５０英里处的峄县，右路在铁路以西沿着运河北岸行进，左路在铁路以东进攻临沂（沂州）。左路的目的是切断徐州、连云港之间东西向的陇海路而攻打徐州侧翼。

　　整个战线的中国军队是由广西领导人李宗仁统率的。他和广西另一位领导人白崇禧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白崇禧将军现在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此刻也在徐州。他们共同制定了击溃并消灭敌人先锋部队的计划。他们正确地预计到，日军中路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企图通过穿越平原跟陇海路连在一起的铁路支线逼近城下。他们打算让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前进到徐州以北３０英里处的台儿庄，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侧翼。当敌人到达台儿庄时，他们从两侧包围，孤立并消灭了日本军队凸出的部队。

　　制定计划是一回事，执行计划是另一码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只在平型关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当时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峡谷里消灭了板垣第５师的３，０００人。

　　事实证明，中国士兵是能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好。但是，中国将领在复杂的战役中不善于协调不同训练、不同指挥的省级军队的行动。而台儿庄战役计划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 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

　　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２９军，而那个首当其冲、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临沂的胜利为台儿庄大捷准备了条件。来自青岛的日本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于３月１５日到达该城郊区。中国最高当局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遏制日军左翼的前进。面对着开到临沂的２０，０００名日军和伪军，他们投入了数目相等的华北军，由庞炳勋和张自忠指挥。守军让日本人进入城里后，便把周围的村子放火烧了。接着，他们把日本人赶出城外。由于村庄被毁，日本人无处安身，便又一 次攻打临沂。从３月１５日至１９日，临沂３次易手。当庞炳勋把敌人拖在临沂城周围时，张自忠向北袭击敌人的左翼。日本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后撤１０英里，退到汤头镇。他们损失了４，０００人，包括３名团长，即大佐、中村和中野。

　　中国俘获了６００名战俘和大批战利品，包括一些野战炮和装甲车。虽然中国军队也遭受了同等的伤亡，但他们穷追不舍，收复了日本人安身的汤头镇。这次胜利使日军左翼在２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毫无进展。张自忠将军被官方宽恕了他在北平投降中所起的作用，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而日本板垣将军则赢得了败得最惨的日本将军的“名声”。

　　我当时采访的一位中国战略家说：“这还说不上象坦嫩贝格和马恩那样的大战役，但它将作为我们抗战中的大战役载入史册。这是我军表明它不仅能抵抗，而且能在不利条件下进攻的第一次战役；不仅是进攻，而且是穷追不舍。在临沂击溃敌人后，我们追击了一整天，在汤头镇又大败日军。在上海进行阵地战时，我们表明我们坚持得祝而现在进行运动战时，我们可以准确地执行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实施成功的反击。同时要记得，在临沂作战的师团并非我军最好的部队，而板垣和矶谷则被认为是日本顶好的将领。”

　　临沂的胜利是各条战线共同努力赢得的。在３天的战斗里，在峄县和济宁的日军中路和右翼正忙于对付中国的反攻。

　　河南的中国军队紧紧咬住日军，使之无法去山东增援；并渡过黄河，收复了一些村镇。在河北，游击队进攻了日本大后方的平汉、平津、津浦等铁路线。在绥远、内蒙古，勇猛的东北老英雄马占山率领一支骑兵旅，收复了陶县。在晋西北，八路军消灭了河曲的日军。由于日本人处处挨打，他们无法对主战场派更多的援军。这大大减轻了徐州中国军队的压力。

　　这为下一个战役——在台儿庄包围日军，准备了条件。３月２３日，日军开进该城，上了中国人的钩。中国最高统率部紧张地等待着反攻的结果。

　　为了目睹台儿庄的战况，我于３月下半月离开汉口，前往徐州。

　　汉口一直紧张不安，因为它担心日本人渡过黄河。现在，它屏息地注视着徐州周围地区的严峻的准备工作。到前线时，我更感不安。行驰在陇海铁路线上，这个感觉一直存在。黄河南岸的郑州一个月以前遭到狂轰滥炸，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河南省会开封的防御工事遭到日本的炮轰。火车穿过河南贫瘠的平原，黄土弥漫，旅客不安地注视着有无敌机。对面来的火车满载伤员。成千名难民扒在车厢上面和旁边。

　　当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前线离这里只有３０里远。站台上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个车站，已不能再运了。他们大概只能再活几小时，所以也没有往拥挤的医院送。他们全都昏迷不醒了。车站是荒凉的。

　　但出乎意外的是，市内却充满生机。所有的商店都照常营业。墙上贴满生动的爱国招贴画。街道上熙熙攘攘，士兵、民兵和民众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报童们叫喊着出卖报纸。广告员身上挂着戏剧海报。妇女和儿童们在市内的两个公园悠闲地散步和玩耍。穿着整齐的蓝色制服的男女中学生散发着传单。他们擎着第５战区的旗帜。郑州遭受了一次猛烈的轰炸后，人心惶惶不安，笼罩着一片失望的情绪。徐州遭到的轰炸比郑州多，更靠近敌人，如果敌人突破台儿庄，徐州在一两天之内就可能陷落。然而这里的气氛比郑州更有生气、更鼓舞人心，它比遥远的汉口更使人有信心。这种鲜明的对比，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在汉口，人们希望日本人不会突破。而在徐州，人们正准备粉碎大胆的敌人，因为敌人离城里十分近，３０里以外就是前线，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作吃败仗的打算。

　　当我采访李宗仁将军时，别的人已经先我而到了总部。３个农民赶着一群肥大的黑猪，走过咧嘴笑着的岗哨，径直进入统率着３０万大军的第５战区司令长官的院子。“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陪同我的年轻军官。“农民给军队送慰劳品来了，”他说。“他们走后，你就可以见到司令长官了。”

　　李宗仁将军出身于农民家庭，个子不高，肩宽腰粗，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已是中年人了，短而硬的头发梢开始泛白。但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

　　“保卫徐州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问他。

　　他说：“徐州是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关键。它关系着陇海路、平汉路的安危，因而也是汉口安危之所系。在这个阶段，我们战区是最为重要的。日本人将集中全力打通津浦路。现在他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兵力算不了什么。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才行。即使他们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那也不算完了。这个战区的军队誓死与战区共存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集结在一起，让人家屠杀。我们将分散开来，在广大的地区机动灵活地作战。我们正在动员群众。一俟时机到来，我们将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付敌人。”

　　我对他说，徐州的气氛使我感到吃惊。

　　“你感到神秘不解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平常的。当我来这个战区的时候，敌人前进得很快，人民陷入悲观失望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答案可以在对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判决书中找到。你大概记得，他被处决的罪状包括：擅自撤退、榨取民财、没收乡村居民自卫的武器。但在过去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向老百姓表明，我们的军队是能够抵挡敌人的。我们还证明了：对我们来说，军民合作并不是一味让老百姓出这出那，而军队则什么也拿不出来。”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我问李将军。

　　“我们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由民众、军队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发布了７道命令，规定了军民共同承担的任务，公布于众。不经总司令部的特别许可，本战区的军政官员都无权向群众索要物资、食品或劳力。征兵的原则是：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或以其他方式对防务作出贡献的义务。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如进行贿赂，使富人免服兵役等，都将按军事管制法严惩。征兵服兵役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军政机关不得没收群众用于自卫的武器。另一方面，地方当局有责任组织和训练武装起来的群众，给他们派教官，教会他们以最好的方法保卫自己的村庄。总动员委员会负责发展和协调群众的活动，纠正以前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全战区的人民，除反对抗战的汉奸外，都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08 16: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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