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实录（连载五）
2016-08-13 15:50:35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9 　作者：孙科佳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四章　平原起波澜（上）

　　冀中，位于平汉、北宁、津浦三条铁路和沧（县）石（家庄）公路之间，是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平畴阔野，一望无际。全区39个县，800余万人，村镇密布，人口众多。

　　冀中地区的抗日武装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外，还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流散人员及其他各式人员组织的队伍，三教九流纵横，成分十分复杂。1938年4月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3纵队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队伍只是名义上接受军区领导，而且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尚未充分开展，部队未经彻底整顿和严酷的斗争锻炼。

　　120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紧张地进行着。

　　关向应表情严肃地向与会者说道：“冀中军区独立2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乱了。目前的情况十分严重，能否迅速、正确地解决柴恩波的叛乱，关系到冀中抗日武装的巩固。”

　　关向应的话在与会者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澜。人们对是否用武力解决叛乱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柴恩波公开投靠的是国民党，如果对他动武会不会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统一战线？

　　会场又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人们议论纷纷。

　　贺龙站了起来，待大家稍稍平静后，严肃地说：“解决柴恩波，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确已通敌，并扣押我们的干部，这是破坏抗日，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讲客气，讲仁慈吗？”

　　会场平静了。人们都在思考怎样平息这一叛乱。为了体现“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策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人一起研究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先设法争取柴恩波，以免事态扩大；如争取无效，再用武力解决。这个方案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

　　会后，贺龙找到了吕正操，请吕正操写信给柴恩波，晓以大义，示以利害。

　　柴恩波曾在军阀吴佩孚的队伍里当过排长，后来当了新镇县保安队长。抗战以后，被保属省委委任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司令。冀中军区任命他为独立二支队司令。此人利欲熏心，官迷心窍，企图借抗日之名拉队伍自立旗号，作为个人发迹的资本。日本人和国民党都看准了他这一点，分别与其秘密勾结。柴恩波见风使舵，三面周旋，待价而沽。国民党CC分子王宗祺同他作交易，委任他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于是柴恩波在继续与日军勾结的同时，将冀中军区派去的干部、冀中军区三分区政委和文安县抗日政府县长、文安党组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一齐扣押，散发传单，声称脱离冀中军区，扬言“拥护鹿主席（即鹿钟麟，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委任的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司令，是在河北与中国共产党制造摩擦的主要人物之一），统一河北行政”，文安、新镇两县归他管辖，“直属省政府”，表示投靠国民党。

　　柴恩波接到吕正操的信后，毫无悔改表示，气焰十分嚣张。

　　贺龙、关向应见柴恩波已不可救药，决定坚决除之。贺龙将这一决心告之吕正操，并问道：“你是否有力量解决？要不要120师帮助你？你要1个团我出1个团，要1个营出1个营。”吕正操说：“120师是老红军部队，作战干净利索，如果参加平息叛乱，再好不过。冀中3分区配合作战。”于是贺龙命令715团一营和120师独立2支队协助冀中军区3分区部队平定叛乱。

　　冀中军区独立一支队司令朱占奎是柴恩波的把兄弟，他有一个团紧挨着柴恩波部的驻地。关向应考虑，如果对柴恩波发起攻击，朱占奎恐怕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势必增加平息叛乱部队的压力。于是，贺龙、关向应向吕正操建议，在解决柴恩波以前，把朱占奎调到军区来，以防不测。吕正操尚未定下决心，朱占奎却因为有事请示，到军区来了。贺龙便借故请他来120师，把他与柴恩波隔开，让吕正操放手去解决问题。朱占奎早慕贺龙英名，很乐意在师部聆听教诲。贺龙很高兴地借此机会同他彻夜长谈，做教育工作。

　　715团1营和3分区部队在文安以西的大王庄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柴恩波惊魂不定，慌乱中带几个亲信，跑到新镇县公开投靠了日本人。

　　叛乱平息后，贺龙、关向应很快地提出了几项善后措施，主要是：一，就此事的性质进行广泛宣传解释，安定人心；二，以汉奸罪名逮捕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但不捕捉附者和其家属；三，对叛者的处罚，统一由抗日政府处理，不得擅自行事。这些措施政策性强，保证了部队和群众的安定，因而，柴恩波的叛乱不仅没有引起不稳定的情绪，反而使冀中区的一些领导者进一步认识了整训部队的必要。

　　由于冀中军区部队中发生叛乱事件，吕正操感到不安，他对贺龙和关向应说：“冀中部队成分复杂，损害了八路军的名声，我很难过。”贺龙理解他的心情，对他说：“出了个柴恩波没有什么了不起！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吕正操很感动，下决心在120师的帮助下搞好冀中部队的整训。

　　整训是八路军总部下达的第一期整军训令的要求，也是冀中部队正规化之急需，可是，由于日军的频繁围攻，冀中部队忙于作战，无法顺利执行。1939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上决定：3纵队第一期整军要整理几个精干的团，作为坚持冀中长期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3纵队的16团、17团、20团和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整训。根据冀中军区的意见，在冀中的部队由120师派出工作组帮助整训。120师的1个团与相邻的冀中军区的1个团队，经常并肩作战，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后来，冀中军区又决定从各分区抽调9个大队（团）和1个营到冀西山区整训，并且提出了“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3纵队”的口号，整训以后，冀中军区共建成了14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冀中的部队经过整训提高了素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速了“八路军化”的进程。

　　冀中军区都队中，老干部较少，骨干力量薄弱，这是冀中军区领导在部队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难题。120师到了冀中，吕正操、程子华就向120师要干部。贺龙说：“你要哪个，我就给你哪个。”吕正操故意说：“我要三支队长贺炳炎。”贺龙笑着说：“你要贺炳炎？我说光贺炳炎一个人不行，得有一套：有人给你做政治工作，有人给你当参谋长。”虽然，贺龙没有把贺炳炎调出去，却先后从120师抽调了50多名各级领导骨干派往冀中军区，有的同志，例如原716团副团长常德善，长期在冀中平原坚持战斗，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贺龙、关向应都强调要培养冀中区自己的干部。关向应经常在冀中部队中物色和发现优秀干部，他认为，土生土长的干部有自身的优越性，对本地区的情况熟悉，是冀中部队各级干部的主要来源。贺龙曾对吕正操、程子华说：“要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光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来。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自己培养嘛！”

　　冀中部队的军政素质是比较好的。吕正操作为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在各种艰苦条件下不断提高战斗力。贺龙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他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几天，拿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得了！”所以，贺、关两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这支部队。

　　贺龙、关向应及甘泗淇等人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冀中区有些干部对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问题认识不清。贺龙和关向应耐心地反复地给他们讲洛川会议上确定的一些原则，向他们解释：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并向他们指出过去由于认识不清而在工作中作一些无原则让步，给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冀中区一些领导人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作战指导思想、干部使用等问题上，贺龙与吕正操谈得更多。吕正操深情回忆说：“我们经常与贺龙同志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非常坦率。”“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

　　在广阔的冀中平原上，120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不断去影响冀中部队。在冀中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吕正操、程子华经常发动冀中军区部队组织参观团，到120师见习、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此基础上，120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训练班，帮助军区部队训练干部。据统计，在短短的几个月中，120师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锄奸干部训练班和敌工工作训练班各一期，为冀中军区部队训练了410名干部。贺龙还主持了120师与冀中军区干部共同参加的参谋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交流思想。贺龙亲自在会上讲解了120师在冀中作战的若干战例，传授作战经验，对冀中的干部颇有启发。

　　120师对冀中部队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吕正操后来说：“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1942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指导，和120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按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要求，120师进入河北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扩大自己。因此，贺龙、关向应来到冀中后，一方面在本地区发展120师，一方面要求活动于冀西的359 旅719团不断扩充自己。

　　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行唐地区，有一个北谭庄。1939年7月，这个位于抗日烽火前沿的村子，写下了它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八路军120师359旅的719团与河北民军——津南自卫军在这里进行了合编。

　　这一年春天，正是小麦扬花的季节。贺庆积作为359旅719团团长，正带领部队活动于晋冀交界的广灵、灵丘、浑源、涞源一带，突然接到旅部的命令，要719团向行唐山地区进发，到师部接受新的任务。719团遵令随即出发，途经灵丘时，贺庆积和政委陈文彬到359旅旅部，见到了旅长兼政委王震，王震简要地向贺庆积谈了一下去行唐的任务，是要719团去与一支河北的民军合编。

　　6月下旬，部队到达了行唐地区。贺庆积接到通知，师长贺龙要召见贺庆积和团政委陈文彬。贺庆积和陈文彬风尘仆仆，赶到了驻在阜平县的王快村的120师师部，见到了敬爱的贺老总。他依然那样魁梧健壮，神采奕奕。贺庆积向贺老总敬礼后，贺龙亲切地和贺庆积、陈文彬握手道辛苦。落座后，贺龙稍微打量了贺庆积一下，以他那军人特有的直率，开门见山地对贺庆积等人说：“这次调719团过来，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王胡子跟你们说了吧！”“是，王旅长已经和我们讲了，要我们收编一支河北民军。”贺庆积和陈文彬回答。贺老总听后，沉思了一下，着重地说：“你们719团，是咱们八路军的正规主力团，连以上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对敌作战，部队减员很大。这次合编，就是要壮大我们的队伍，把津南自卫军这样一个地方抗日武装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考虑到津南自卫军的具体情况，上级决定，合编后对外仍用津南自卫军的番号，由原津南自卫军的司令张仲翰同志任司令员，陈文彬同志任政委，贺庆积同志任副司令员。719团的一部分干部，也要降为副职使用。怎么样？对组织这样安排，你们能想通吗？”

　　听了贺龙的话，贺庆积和陈文彬都感到有点突然：合编后取消719团的番号，一部分干部还要降职使用……这的确是个新情况。在到达师部之前，贺庆积等人思想上也作了一些准备，贺庆积等人都知道，“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了黄河两岸，以抗日为旗号的“自卫军”、“义勇军”、“民军”等一大批地方武装揭竿而起，正如一句顺口溜讲的：“主任如牛毛，司令遍天下。”这些抗日武装鱼龙混杂、良莠不一。自称为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张荫梧，就是一个反动的家伙。自从1937年底，聂荣臻司令员组建晋察冀军区后，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吸收改造了一批成分好、有基础的地方武装。今年年初，贺老总带120师挺进冀中后，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迅速扩大冀中各分区的抗日队伍。这一次，贺庆积原以为要719团来改编一支民军，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贺庆积和陈文彬都清楚，上级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从抗日大局出发的。特别是贺老总亲自谈话，更说明这次合编的重要。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个人服从组织，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想到这里，贺庆积和陈文彬表示了决心，一定服从命令，服从大局，搞好这次合编。

　　贺龙听后，捋了捋浓黑的一字胡说：“好！服从命令，顾全大局。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你们思想通了就好，但是合编的事情很多，任务繁重，还会有人想不通哩。要多做工作，多讲道理，让大家从心里赞成，这样才算完成合编任务啊！”

　　贺龙召见贺庆积等人之后，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和其他领导也分别找他们谈话，具体阐述了这次合编的重大意义，研究了合编的方案和要求。进入7月份，两支部队的领导开始在一起共同研究合编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贺庆积认识了津南自卫军的司令张仲翰。张仲翰是河北献县崔儿庄人，出身官宦世家，是一个书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贺庆积的想象中，他可能是一个公子哥儿的模样，但第一次见面，却出乎意料。他高高的个子，英姿焕发，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给贺庆积的印象很好。时间长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了。当时虽然张仲翰才25岁，比贺庆积小4岁，但已经有着丰富的阅历了。他在北平读书时就追求进步，热衷于抗日爱国活动。在他18岁那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利用伯父的上层关系，担任过国民政府博野县公安局局长，为抗日做了很多工作。

　　“七·七”事变后，他高举抗日义旗，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司令。他的目标，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平原燃起抗日的烈火。此后，他一边进行抗日斗争，一边寻机和八路军取得联系。当他得知贺龙率领的120师到达冀中后，非常高兴，主动请求120师对津南自卫军的领导。贺龙师长派梁仁芥到津南自卫军政治部当主任，张仲翰深知，津南自卫军是支基础差、底子薄、战斗经验少的队伍，只有用八路军那一套办法来建军，才能在艰险的抗日战争中生存下去。所以，他对津南自卫军和719团的合编抱着积极的态度，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合编工作之中去。当时，津南自卫军有1500多人，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学生。张仲翰的伯父是河北省民政厅长，与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很熟，通过这层关系，还吸收了29军的少数军官。这些人，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从整体上看，这支队伍抗日热情高，纪律还较好，但缺乏正规训练，作风散漫，作战经验少，被群众称为“三杆子”部队（笔杆子、锄杆子、枪杆子）。

　　719团领导在了解津南自卫军的基本情况后，认为该部队基础不错，又有张仲翰这样明智的领导，两军合编是可以圆满完成的。但是团里有些人对合编的安排有意见：有的说，合编后还叫津南自卫军，那不是八路军让民军吃掉了吗？有的讲，贺团长打了多少胜仗，才当副司令，他张仲翰才摸了几天枪把子，就要领导八路军……针对这些思想问题，贺、陈等人召开了团党委会，决定要层层动员，反复强调合编的重大意义，要求干部党员要带头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起模范作用。由于部队思想基础好，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高，经过动员学习，很快统一了思想，全团齐心协力投入到合编工作中。

　　津南自卫军方面，也有一些思想波动，主要是认为719团是正规军主力军，干部能打仗，会管理，怕合编后自卫军干部受排挤，不被重用，没有实权等等。但是，张仲翰的态度非常坚决，由于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津南自卫军干部战士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转变。经过充分准备，1939年7月30日，这两支部队在北谭庄召开了合编大会。

　　入夏的冀西山区，骄阳似火，山青水秀。在一块大坪上，搭起了临时会场。新合编的津南自卫军2300多人，按编制序列排着整齐的队伍，步入会场。场内气氛热烈，歌声阵阵，秩序井然。大会开始后，首先宣布了津南自卫军新领导的任命：张仲翰为司令员，陈文彬为政治委员，贺庆积为副司令员，郭无猷（原津南自卫军副司令员）为参谋长，王子良（原719团参谋长）为副参谋长，张云善（原719团政治处主任）为政治部主任，随后，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代表师首长讲话。他首先阐述了这次合编的重大意义，表扬了两支部队在合编中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最后，要求两支部队合编后，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把津南自卫军建设成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抗日队伍。甘主任的讲话，激起全场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张司令员讲话，他向师首长表示了全体指战员的决心，要求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成一家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张司令员的讲话慷慨激昂，有力的手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陈文彬政委和贺庆积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合编大会结束后，全体指战员会餐，庆祝合编胜利完成。合编后，津南自卫军共编了3个营。原719团的两个营合编为第1营，原津南自卫军的部队编为第2营、第3营。为了加强2、3营的领导，从719团和358旅、抗大二分校抽调了部分营连干部去担任副职。原津南自卫军的武器配备较弱，决定从719团调整出人员武器为2、3营每个连队增编一个机枪班。司政后机关，以原719团机关干部为主组成。根据师部指示，合编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增强战斗力，决定在北谭庄进行一次军政整训。

　　进入8月份，冀西山区烈日焰焰，热浪袭人，津南自卫军开始了紧张的军政整训。司令员张仲翰在整训中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对推动训练和稳定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陈文彬等人考虑到2、3营的战士已养成了一些散漫、拖拉的习气，对他们不能急于求成，因而采取了先松后紧、循序渐进的方法，并在政治思想上加强教育，使他们对人民军队的宗旨、建军原则等问题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次整训的成果十分明显，部队上下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提高了战斗技术水平，士气高昂，军心大振。张仲翰司令员看到部队可喜的进步，非常高兴。他深有感触地说：“两军合编这样顺利，部队团结这样好，进步这么快，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能做到啊！”这段时间贺庆积和张仲翰同吃、同住、同工作，休息时在一块摆龙门阵，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张仲翰虽然出身显贵，但从小丧母，失去照顾，生活并不优裕。青少年时期，又一人长期在外求学，所以身上少有公子哥的习气。他很平易近人，生活也很简朴，不是那么讲究。他睡觉时，盖着一床特制的八尺长的被子，把头蒙上，说是怕感冒。他吃饭时要在菜里加花椒大料，吃馒头还要放盐。他的文化水平很高。贺庆积经常说，张仲翰是个文化人。张仲翰说他念书时偏科，不喜欢数学，经常“吃鸭蛋”，其他科成绩很好，得满分。贺庆积很钦佩他知识渊博，有时打开话匣子，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头头是道。719团的一些干部读书少，文化水平低，从他那里经常能学到很多知识，对贺庆积来说也受益不浅。张仲翰在文体方面很有特长，打球，唱戏，写字，样样都会。他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和钢笔字，经常给老乡们写条幅对联什么的。唱京剧也是他拿手的，生、旦、净、丑，样样都能来几段。许多人从他那里才知道了京剧有四大名旦，还有什么马派、谭派、余派、高派等等。有时休息，大伙就欢迎他来一段儿，他就唱一段梅兰芳或马连良的戏，那身段、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手叫好。后来到了延安，他成了有名气的票友，客串演出的诸葛亮、宋士杰，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赞不绝口。津南自卫军有了这样一位司令，文体活动开展得很活跃，丰富了干部战士的文化生活。贺庆积对张仲翰是很钦佩的，他忠于革命，热爱工作，干啥学啥，不耻下问。在部队作战训练工作上，他十分尊重贺庆积的意见。原津南自卫军的某些干部私下里议论：作战训练都要贺庆积管，张司令还有什么权？张仲翰对这种意见给予了批评，他说：“人家经过长征，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不向这样的同志学习，怎么提高自己！”正是由于张仲翰虚心好学，努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使他从一名不谙军事的“书生”而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建国后，张仲翰率部进军新疆，担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他又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屯垦戍边的事业中去，为建设新疆、保卫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王震非常器重张仲翰，对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仲翰这个人是不打个人算盘的。”在张仲翰的培养和带动下，原津南自卫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很多人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除了津南自卫军外，一些冀中部队也逐步与120师合编了。这些部队有：高士一领导的独立四支队、魏大光领导的独立五支队、江东升领导的独立六支队等。这些部队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要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坚强的战斗力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他们大都来自旧营垒，各自带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怎样帮助他们不断进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有一次对人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贺龙对高士一、魏大光这样从旧营垒里出来的人，可以说了如指掌。他知道，要把这些部队锤炼成八路军的主力，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这些上层人士团结好，促进他们自身的变化。对于他们，贺龙、关向应采取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方针。贺龙认为，其次才是适当地采取改善部队素质的组织措施。贺龙和关向应商量了几条办法：在团结问题上，一要表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这是团结的基础，不要因为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他们；二是对他们的批评，一定要谨慎；三要加强引导，主要引导他

　　们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部队合编的组织措施上，一是上层领导不变；二是把120师的部队编给他们，不是120师吃掉他们；三是下面的干部因某原因需要变动的，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些措施有很强的策略性，对促使部队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13 15: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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