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实录（连载十二）
2016-08-24 10:16:16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9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七章　决胜沙场外（中）

　　微风送爽，艳阳高照。在秋色宜人的季节里，关向应病倒了。

　　他忍着痛苦，静静地躺在床上。

　　早在1940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10月初他日夜不停地主持四五天会议，终于病情大发作，不得不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

　　贺龙望着关向应日渐消瘦的面容，感到非常痛苦。关向应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也是120师乃至晋西北根据地的主心骨。关向应走后，整个军政领导工作都将集于贺龙一身。

　　关向应躺在担架上，伸出瘦弱的双手与战友们一一握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等人挥动着双手目送关向应远去。一群战士擦去脸上的泪水，心中默默祈祷：我们的好政委，祝你早日康复，盼你早日归来……

　　1942年春，中共中央令贺龙速返延安。贺龙将晋西北的工作和反“扫荡”任务向周士第等人作了交待，便匆匆奔向延安。

　　3月25日，在明媚的春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120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115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贺龙和林彪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在人们的眼里，这是两位战功显赫的英雄，会场中，一束束钦佩的目光投向了他们。

　　大会主持人谢觉哉把主席台上的人员一一向大会作了介绍，并首先请林彪师长讲话。林彪怔了片刻，也许因为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话，也许觉得此时此刻不宜多讲话，于是，很得体地说道：“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尽管如此，还是迎来会场一阵热烈的掌声。

　　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并向大会介绍道：“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会场响起了热烈掌声。贺龙站起身来说道：“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的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加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比较短，从1939年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时间不过14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了，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7月，第一次会议可以开幕。”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

　　毛泽东望着贺龙，心中充满信任，毛泽东这次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会后，毛泽东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贺龙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贺龙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命令发布后，毛泽东曾既认真又玩笑地摸着自己的脑袋对贺龙说：“党中央和我的这个就交给你了。”

　　对于毛泽东的信任，贺龙充满感激之情，决心当好联防军司令，并决定把120师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机动警卫部队来使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20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358旅、359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这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快，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120师独一旅的1个团已于1941年调整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整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120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359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 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6月，中共中央军委将358旅调整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358旅进驻今富县以西黑水持、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延安进行了紧急动员。

　　在动员会上，贺龙感慨地说道：“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人，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1938年1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

　　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国民党顽固派没有贸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山的小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送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产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以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恶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120师及陕甘宁部队掀起了训练热潮。贺龙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120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军语。按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或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贺龙历来重视练兵，他一贯认为部队训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艺高人胆大”，训练出战斗力。早在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以后，他就提出要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又特地把富有部队训练经验的刘伯承请来，指导训练二方面军的干部。这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贺龙亲自抓了边区部队的训练工作。他提出了“人人参加，个个都练，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官救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充分调动干部、战士的高度积极性。他强调，部队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扎扎实实；要提倡苦练、巧练，多练几手硬本领；要注意思想、作风、纪律的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以学习三大技术为主的大练兵热潮。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近战、夜战和野战的能力，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英勇、迅速、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经过这次大练兵，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犹如出山猛虎，人人敢于刺刀见红，个个惯于近战夜战，部队里涌现出成批的优秀射击手、投弹能手和刺杀标兵。

　　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去359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士，你们要保卫边区每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120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旅政治部根据王震的讲话精神，很快在359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359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年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358旅考核的结果：全旅步枪命中率由48．5％提高到了93．4％，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84％，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68％，山炮命中率达100％，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6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的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戟入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生活。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120师及陕甘宁部队掀起了训练热潮。贺龙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120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军语。按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或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贺龙历来重视练兵，他一贯认为部队训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艺高人胆大”，训练出战斗力。早在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以后，他就提出要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又特地把富有部队训练经验的刘伯承请来，指导训练二方面军的干部。这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贺龙亲自抓了边区部队的训练工作。他提出了“人人参加，个个都练，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官救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充

　　分调动干部、战士的高度积极性。他强调，部队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扎扎实实；要提倡苦练、巧练，多练几手硬本领；要注意思想、作风、纪律的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以学习三大技术为主的大练兵热潮。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近战、夜战和野战的能力，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英勇、迅速、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经过这次大练兵，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犹如出山猛虎，人人敢于刺刀见红，个个惯于近战夜战，部队里涌现出成批的优秀射击手、投弹能手和刺杀标兵。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4 1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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