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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实录(连载十三)
2016-08-24 10:18:21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9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七章 决胜沙场外(下)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局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其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言。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们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的。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采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

  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造成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中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此后不久,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同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

  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度过困难。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的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

  产,那来抵押?你帮了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你银行的资金不就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十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尽管这样,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仍十分注重勤俭节约。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的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下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

  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

  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花了半个月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片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丝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

  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以致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区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贺龙来到延安后,重任在肩,每日忙于繁重的工作,同时,他的感情生活也掀起了波澜。

  由于种种原因,贺龙与他的妻子骞先任感情越来越疏远,鉴于感情已经破裂,俩人终于离婚了。贺龙离婚后,延安的一些老战友、老朋友都忙着为他当起红娘来。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到延安县委。

  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

  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贺龙很认真地问薛明:“你认识叶群?”

  薛明说:“认识。”

  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四,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

  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到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

  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得很不错。”

  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

  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子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有了交往。

  1942年8月11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席间,林伯渠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然后,转过身来对贺龙说:“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站在贺龙身边的薛明心里十分着急,她曾听贺龙的部下介绍过,贺师长有胃病,不宜喝酒。于是,她立即接过林伯渠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大家见状,都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窑洞里笑语欢声,喜气洋洋。

  没过几天,120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在而后的日子里,薛明伴随着贺龙,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历程……

  ……

  往年的南泥湾,

  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每当听到这富有陕北韵味的悦耳的歌声,120师359旅的老战士们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想起了当年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艰苦岁月。

  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拿西北地区来说,从1939年冬到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遣几十万大军,西起宁夏、陇东,南沿泾水,东迄黄河,构筑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既企图从军事上消灭八路军,又妄想从经济上困死八路军。

  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经济落后,加上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八路军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八路军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没有菜吃,没有油吃,吃粮也很困难。

  在这严重困难的关头,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支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活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在敌人包围封锁面前,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来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号召鼓舞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于1940年2月20日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结合自己的条件都陆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朱德于1940年初,在延安提出了“屯田”政策。他认为军队劳动力多,体力强,组织性好,主张军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359旅在1939年秋奉命从华北调回陕北绥德一带,担负守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0年春,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旅就在绥德一带积极开展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生产运动。359旅于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分三批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新的战斗生活。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距离延安城约45公里,是延安县金盆区一个乡。它与临真镇、九龙泉、马坊等地接壤,纵横60公里,土质肥沃,适于开垦。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在南泥湾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顽军在那里驻扎着1个军部和1个师的部队。南泥湾是顽军进犯延安的必经之路。359旅进驻这里,一手拿枪杆,消灭敢于来犯的顽军,一手拿锄头,在广阔的荒山野岭里开荒种地……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双重任务。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南泥湾一带,在100多年以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方,由于清政府制造回汉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加上军阀横行,土匪的抢劫,人民无法生活,相继逃亡,这里便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359旅来到这里的时候,眼前只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横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鸡成群,沟底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体。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4 1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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