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在抗日战争中选择游击战争？
2016-08-24 17:23:26  来源：东方学术讲堂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我们讨论为什么采用游击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起之时，所领导的军事力量究竟有多大。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中记载：中共统率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前者4.6万人，装备各种枪4万余支；后者1.03万余人，装备各种枪6200余支。到1945年春，中共军队发展到91余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以上。

这组数据简单，但却直接反应出一个问题：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

这种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综合实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高的。而这种变化，从历史上看，是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国际形势、政治形势、中日状况等深入分析判断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为何选择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一书中，作者这样写到：1936年夏，毛泽东关于对日战争的战略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发表公开谈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落后国家，经济上不统一、不平衡，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迅速地集中和迅速的分散，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同时，还应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敌后打击和牵制敌人，使之疲于奔命。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人民军队“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这表明，党的高层对游击战的认识在深化，游击战的形式就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游击战的作用能发挥红军长处，大大打击敌人。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红军的特长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红军有着丰富的游击战的经验；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

武装斗争的初期，朱德、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就十分重视游击战，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令”，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在游击战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红军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红军的战略开始向正规战争转变，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形式，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在国民政府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以堡垒封锁苏区，步步为营，压缩中央红军的生存空间。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采取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的军事方针，中央红军遭受巨大的失败，以至于放弃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军事斗争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教训，加深了中共领导集体对于各种战争形势的认识。

这里提到的“扬长避短“，不仅仅是基于中共军事力量在抗战初期十分弱小，更是基于中共武器装备极端落后而言的。例如，1937年10月，第一二九师除直属第七七〇团共9367人，各种枪支4965支，其中花机枪3，重机枪29，轻机枪93，各种子弹102828发，大概两人才有一支枪，每支枪20发子弹，不少的马步枪没有刺刀，全师仅有刺刀55把。这种情况在中共的各个部队都大抵类似。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装备落后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当面对日军以碉堡压缩中共军队活动空间时，由于重武器和炸药的缺乏，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无条件地进行游击战。到了1945年，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已经颇有成效，但让中共感到最为困难的事情依然是部队装备和军用器材问题。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只能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与日军周旋，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在战术上则尽量采取袭击伏击的形式。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将游击战争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虽然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没有完全取得一致，指出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做法无疑是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做法，体现了党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随后的1938年 5月，毛泽东于撰写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基于“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在《论持久战》，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宏阔视野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游击战理论，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装备，国内、国际形势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完成了对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的确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最高指挥者的毛泽东，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加以考察，将其作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

游击战的成果与困难

与历史经验类似，抗日战争让中共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太原失陷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第一一五师活动在灵丘、以南，曲阳、行唐、灵寿城以西，五台、孟县边界以东地区，一二〇师主力活动在晋西北和绥东地区，一部活动在五台和阜平地区；第一二九师活动在正太铁路南北地区。各部队要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陷入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围困中。

在山区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和财力受到一定限制，而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和地方游击战争亟待加强的情况下，1938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和刘少奇联名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积极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样，八路军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平原和山区相互依托、彼此支持的格局，构成了对华北日军的严重威胁。敌后根据地建立后，就将周边与日军实际控制区连接的地区变为游击区，形成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相当机动的态势。

至1940年夏季，八路军总兵力发展到约40万人，新四军总兵力发展到约9万人，两者合计达50余万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逐渐形成了“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对日军作战的策略。1939年春季开始，八路军总部将部队相对集中起来，以团为单位，甚至以旅为单位，或者几个团联合起来进行运动战的情况越来越多。其中，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的反扫荡，连续使用几个团协同作战，使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即在此役中被击毙。1940年8月8日，八路军华北各部相继进入攻击状态，此即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一改中共军队游击作战的方式，主要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攻坚战和阵地战。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至1940年10月初，参战各部队基本完成了八路军总部赋予的各项任务。各部队连续两个月的进攻作战，异常疲劳，加之日军增援过多，八路军暂时难以继续扩大战果。

百团大战可以说是中共华北军队和日军全方位的碰撞。结果表明，中共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对日军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的极端落后。如毛泽东所说，“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坚持的可能”。如果中共进行大规模的正规作战，“那就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那就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从1938年开始，到1943年，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了。首先是日军加紧了对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日军从华中调遣两个师团增援华北，连续开展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加强伪政权伪武装是侵华日军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措施。1942年华北伪军的总兵力比百团大战以前增加了近两倍，总兵力达到100000人。其次是随着中共力量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国共关系也趋于恶化，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逐渐断绝，不仅如此，国民党也加紧了对中共根据地的封锁。同时，根据地遭受到自然灾害的频繁打击，加之战争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生产力锐减。

面对困难的局面，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不得不通过游击战来保存有生力量，打击敌人，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建设军队建制、健全军区、提高完善军队的战斗能力，采用“敌进我进”的策略来逐渐恢复军事力量，并逐步向正规站转变。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4 17: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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