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 ——以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
2016-08-26 10:38:55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 石嘉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1937年3月，日本在上海成立近代科学图书馆。该馆成立伊始，受制于各种不利因素的掣肘，发展缓慢且一度闭馆。上馆复馆后采取一系列行动，在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加强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日本政府则从经济上、政策上加强对上馆的操控，使其全面配合日本当局的侵华国策，该馆嬗变成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个重要机构。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馆最终随着日本的败亡而解散。

关键词：抗战时期；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文化侵略

日本强占东北以后，继而策划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日本加紧对中国军事进攻的同时，亦强化了文化侵略。1935年，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若衫在《对支文化事业改善案》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对支文化事业”根本方针的转变，“我对支文化事业从来脱离政策的立场，采取主要着眼于纯学术研究之方针，今日遭遇重大变局，此种方针有必要发生根本变更，我文化事业部应秉承当局政策，根据日满提携确立东洋和平之经纶，在支那实现文化开发和日支文化联系。”此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定在中国推行所谓的“新规事业”，目的在于介绍日本近代科学，“利用本邦资金、技术应用于支那的资源开发，满足本邦经济之欲求。”此种“新规事业”，主要包括筹建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中日学院附设农事试验场、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上馆）、北京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日本控制华北以后，又企图将其侵略触角伸向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遂成立上馆，作为侵略上海的一个重要据点。本文拟就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及其他资料，介绍上馆的成立始末；上馆复馆后的运营，并揭露其文化侵略行径；分析日本政府对上馆的政策和管理，以论证日本“对支文化事业”的侵略本质。

一、上馆的发轫

1936年5月，日本特别议会提出1936年度新事业预定经费，其中上海和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助成金额各为60,000元，包括图书搜集购入费50,000元、设备费10,000元。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以及日本民间学术、出版、经济等团体的联合赞助下，1936年11月日本在上海开始筹建上馆，1937年3月该馆在上海市四川路一四九号宏业大厦楼下正式开馆。汪精卫为其题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他尚有孔祥熙、孙科、王宠惠、于右任、邵力子、蒋作宾、黄金荣、刘海粟、俞鸿钧等各方名流题词，该馆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上馆成立目的在于，“收藏关于商、工、农业等技术的、实用的图书，供给中华人士公开阅览，举行有关日本事情的演讲、发表、宣传，并介绍日本近代文化产业部门，通过此类活动实现日支经济提携之目的。”另外，方便中国人阅览日译欧美书籍，“欧美各国切合实用书籍，皆已译成日文，故凡已学日文者阅览至便。”毋庸讳言，上馆核心要务还在于加大日本文化宣传，强化对华文化楔入。

上馆成立以还，日本当局以船津辰一郎为名誉馆长，上崎孝之助为馆长，并成立理事会，以下仅列出该馆成立初期主要成员情况：

此后上馆复又增聘铃木贤佑为总务主任、兼副馆长，森清为司书。司书职掌图书馆各项实务，诸如图书目录编制、图书分类、图书购入、图书整理保管及统计、书库整理、图书借阅、图书室设备及整理等事宜。

上馆所藏书籍主要包括哲学、历史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艺学、产业学、语言学、文学等门类，尤重经济、产业方面的书籍，凸显出其藏书鲜明的实用特色，亦是基于上海商业大都市的定位与考量。1937年3月，上馆所藏图书总计10,378册，中、日、英文报纸27种、杂志月报322种、小册450种，合计799种。该馆藏书源自外界购入和团体、个人捐赠。书籍购入方面，如1938年购入789册、价格为2,326.5元，其中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两种书籍最多，合计459册、超过总数的58%。至1938年底，上馆购买各类书籍总数共计11,671册。书籍捐赠方面，1936年共受赠1,547册，1937年增至1,640册，1938年增至2,143册。捐赠者来自中日两国公私团体、个人，如1937年中国赠送《全国文化机关一览》、《常用筒子表》、《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新时代月刊四月号》、《妇女旬刊十年年刊》、《中外经济选萃》（第一卷第四期）、《中国银行月刊》、《中国银行报告》、《Bank of China》、《中国国际图书馆概要》、《中国国际图书馆图册》、《上海图书馆概要》等书籍。1938年日本外务省赠送上馆数十种书籍，以调查报告、统计、经济、产业、政法、教育、史地等类别书籍为主。至1938年6月，上馆全部藏书已达二万余册。1938年底，“本馆又受赠下村宏旧藏海南文库（约三万册）的大部分书籍，掘拔义太郎藏书（约一万册）和入泽达吉遗藏云庄文库（册数不详）的书籍。”使得上馆得以新增两大文库，其藏书在质和量上有了一个大飞跃。

为加强管理，上馆制定严格馆则。其中规定馆内图书均免费阅览，然“带有酒气者、着装令他人感到不快者、患有疾病者或其他本馆认为难以成为其借阅者均谢绝入馆。”“严禁在阅览室朗读、谈话、饮食、吸烟等其他喧哗骚扰行为。”如有违反者，馆员即时制止并勒令其退馆。借阅书籍时，“如有丢失、污损者须按该书原价赔偿，且日后谢绝再次入馆。”馆外借阅分个人和团体借阅，“个人借阅时须年满12周岁以上，并持有优待券或有馆长指定保证人的保证书，亦或馆长认同借阅人的身份者。”团体借阅，仅允许上海市内图书馆、政府机关、学校及其他馆长认可的公司、团体、设施。个人或团体借出图书均须出示特许证、保证书和保证金。馆内读者须在阅览票上注明借阅书籍和借阅者信息，退馆时及时归还图书。从以上馆则，可管窥其借阅制度之严苛、繁琐。

上馆肇始之际，主要办理业务有：“1、陈列图书、新闻杂志及其他刊物免费阅读事项；2、上海各中国公共团体及图书馆借阅本馆图书事项；3、日本文化之各种询问查复事项；4、中日两国间之经济产业研究事项；5、各种讲演会及学术研究会主办事宜。”该馆还计划，发行中、日文合刊杂志；主办中日学者、技术家演讲会；公映科学文化电影及介绍日本各种事情；办理中国学者、学生对于研究日本问题之本馆场所租借事宜；介绍日本产业、学术事项及其他事宜。上馆试图通过出版刊物、举办演讲、利用影视、学术交流等方式扩张其影响力和日本文化的渗透力。

二、上馆的运营

上馆起初运营不甚理想。首先，人事与管理机制不善。馆长上崎，“此人系东京朝日经济部次长，从来与图书馆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日本对华侵略方面，是持积极的意见。”尽管上崎在图书馆运营方面没有任何抱负和见地，然而日本当局更重视的还是此人的政治立场和早先身份，故有其任命。副馆长铃木、司书森清原为“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成员，颇具图书馆革新意识，却屡遭馆长上崎反对，铃木、森清与上崎的对立关系日益白热化，二人最终提出辞职。加之上馆成立伊始所定馆则过于严苛，因而限制了读者人数。人事不合、管理欠妥终成其发展之桎梏和束缚。相较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未免相形见绌、逊色一筹，其馆长山室具备丰富的图书馆管理经验，且非常热心于图书馆的运营，又得到菊池租等人协助，其规模不断扩大、业务日趋扩张，1938年该馆成立西城分馆、1939年开设北城阅览所。其次，战争波及。上馆开馆不及半年，1937年8月，日军全面进攻上海，松沪会战爆发，为避免其书籍和设备毁于战火，该馆决定闭馆并迁往日本，仅在日本东亚学校内设立临时事务所，直至1938年6月复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祸及中国，连其本国所谓“对支文化事业”亦难幸免。上馆读者人数较少，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发动野蛮侵略战争，激起全上海、全中国人反抗，“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抗日团体利用‘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纪念日进行抗日宣传、斗争，对本馆利用之消长产生极大影响，在‘七·七’、‘八·一三’当日、数日或数十日之前租界处于全部戒严状态，一般通行人明显减少，本馆利用者人数亦因‘纪念日’活动而波动明显。”鉴于以上缘由，上馆复馆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其一，注重选购书籍，迎合读者兴趣。上馆在彰显其藏书特色之余，亦注重迎合上海市民之阅读偏好，“本馆于日本最近刊行关于经济、产业、技术等主要图书之搜集尤其加以注意外，再网罗法律、自然科学等专门书籍，又再齐备娱乐本位之小说、大众书籍、儿童家庭书籍，再加以在东京购进之新基本图书参考书。”随着藏书量的增加，上馆又先后成立“上海文库”、“西文日本文库”、“华译日本书文库”等书库，分门别类整理各种书籍，便于读者查询、阅读。

其二，发行图书目录和馆报。1939年3月，上馆刊行《藏书特殊目录：支那·满洲·蒙古》，共介绍1,044种书籍，包括总记、哲学思想、宗教、历史、地志、政治、外交、行政、法制、经济、贸易、商业、工业、农业、自然科学、艺术、语言学、文学等门类。此后该馆又发行《图书分类目录：精神科学》、《图书目录分类目录：历史科学》、《图书目录分类目录：文学》、《增加图书目录》、《消夏读物百种》等目录，其中《消夏读物百种》是由该馆精选120种书籍并将其制成目录，适于读者夏季休闲、消暑时借阅。另外是发行图书馆馆报，其内容涉及，“本馆事业、设施、内容及利用制度的解说，日常业务报告，调查研究的发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动向，图书及图书馆及相关部门的报道、感想或杂文等，新刊书、新到书的介绍，利用者之声等。”藉此增强该馆的宣传力和影响力。

其三，调整人事和管理机制。上馆复馆后，一改以往严苛馆则，例如1940年其管理简章规定，“凡欲借读本馆书籍概不收费；本馆之书籍除在馆阅读外，并可随意借出阅读；若借出仅需缴纳保证金法币5元，本馆即发给图书携出证，日后凭携出证借阅书籍不限次数，年满一年后退还保证金和图书携出证。”由此获悉，其馆则发生明显转变，无须再出示优待券、特许证和其他身份证明，放松了对读者限制，自然有助于增加读者人数。人事方面，上馆成立初期，中国职员仅赖福贵一人，复馆后有意增加了中国职员，“馆长以下十余人，中国人有五人。”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读者。另外，铃木、森清等人辞职后，楠田接任司书，此人热衷于“馆外活动”，曾著有《移动图书馆之研究》（動く図書館の研究），文章认为其时各大小图书馆均以馆内阅览为主，从而陷入闭塞状态，难以真正接近读者、满足读者需求，欲打破此种闭塞状态，就当“移动图书馆”，积极开展各种适当的、不计报酬的馆外活动和服务。据此，楠田组织上馆开展一系列活动：

一是开设夜间街头文库。1940年上馆在上海租界爱多亚路爱多市场开设夜间街头文库，活动时间为7月15～21日每晚8～10点。该馆大肆宣传，“此项文库是为中华人士在意想中所要认识的‘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而设立，内中备有多量的各种书报、照片、杂志、小册子、报纸等，使人百看不厌……至于费用是完全免费，并且对每个来宾都赠送拍纸簿一本，更有茶水等设备专供诸位使用。”此次活动共展出37种书籍，主要介绍日本文化、艺术、城市、旅游、民俗国情等内容。街头文库开设期间，阅览者总计5,989人，中国5,921人，平均每晚阅览者人数846人。看似此种活动为上海民众提供不少文化服务，然仔细分析其设置地点，即可窥见其真正意图。1937年底整个上海除了公共租界这一“孤岛”外，其余均已沦陷，该租界是上海进步人士坚守抗战的最后阵地，因而被日本当局视为“抗日阵营的温床”。在此处设立街头文库其真实目的在于，加强日本文化在租界的渗透和扩张，扼杀中国进步人士反日、抗日运动，同时毒化租界上海青年的思想，令其彻底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

二是举办展览会。1940年12月14～27日，上馆举办近代日本文学展览会，欲通过向上海青年知识分子宣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化建设，“发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优秀性和日本国民道德，打破彼等呼号的‘武力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反日观。”该展览会分五部：即总说部、歌人部、小说家部、俳人部、参考部，主要涉及日本文学、小说、戏剧、艺术等内容。该馆有意加强了此次展览会的宣传：“向中国商店、公司、银行、学校、官公署、工部局等其他公私团体发送宣传画；向个人发送请帖、明信片；在《新中国报》、《平报》、《中华日报》、《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新闻广告。”展览会后，上馆对参会者做了详细调查，“依署名簿入场者总数为5,976名，中国人4,620人、占全体的77.3%，日本人1,348人、占总数的22.6%，其他外国人18人、占总数的0.1%；年龄方面，25～30岁的入场者数居首位，占全体的60%，其次为30～35岁者，占全体的19%，20～25岁者居第三位，占总数的18%。”依此调查可窥知，本次展览会主要面向上海青年，通过宣传日本文化，特别是所谓的“东洋道德复归”、“新东亚建设”，对其灌输亲日、媚日意识。此种文化侵略势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事实上，此次展览会举办之前，就遇有爱国反日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抵制，“此次展览会，最初预定租用南京路、四马路旁边的百货店大会场，因突逢意外障害而中止，为避免展列的重要资料毁于抗日分子的灾祸，只得休止图书馆阅览室，将全部馆室用于陈列展览会资料。”此后上馆竟无视上海民众的反对，复又举办华北武汉摄影展览会、日本观光写真展览会、电影与音乐会等活动。

三是推动馆际合作。上馆复馆伊始，就极力寻求与其他图书馆合作。1938年8月，上海福州路成立中国流通图书馆。上馆对这家图书馆的组织、内容进行详查后，便积极展开交涉，中国流通图书馆最终迫于日方压力而与其合作，并实行馆际互借，双方还制定互借规约，其中一条规定，“双方互借之书籍交换书目，借书时按书目互借，惟贵重书及参考书、新闻报纸、杂志不在此例。”据此规定双方互换各自藏书目录，并在日方的监督下，中国流通图书馆所藏抗日图书全部依照目录被清除出去。客观而言，馆际互借着实有利于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便于读者掌握更多文化信息，此种办法至今仍在沿袭。然日本的主观动机，绝非仅限于此，而是欲籍馆际互借之名义在中国占据更多的文化资源，并销毁抗日进步书籍，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奴役与控制。另外，该馆还加入所谓的“上海图书馆人俱乐部”。此俱乐部系由日本在上海的同文书院图书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及稍后加入的上海满铁资料室合力组建，“旨在加强图书馆之间的联络、交换业务上的意见或情报、增进作业上的协作以及同业者之间的亲睦。”该俱乐部每月举行联合会议，1939年1月，会议通过上海满铁资料室的提案，即制作上海各馆图书联合目录和外国杂志联合目录。此俱乐部的成立，无遗又加强了日本在上海几大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加方便了日本在上海搜集文化情报、控制文化资源。

四是开办日语学校。1938年6月，上馆组织日语学习班，对普通中国人实施日语教学。1939年4月，因日语学习班规模扩大，该馆对其进行改组，改称上馆附属日语学院，并设有初级班、中级班，教学人员均为该馆馆员，其选用教材主要有，《日本语读本》（日本东亚学校主编）、《现代日语读本》（将君辉著）、《中日会话集》（丁卓著）、《日本语讲义》（上海大松日语专修学校编）。该院重点招收上海青少年，据统计，1938年10月～1939年3月，正式学员总计49人，14～29岁者37人，占总数的75.5%。上馆创办日语学校，名义上是帮助中国人学习日语，让他们更好地阅读馆内日文书籍，实则为了吸引更多上海青少年读者，同时加强对其进行日本文化的“熏染”与“洗礼”。

五是加强在华调查研究。日本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大批文化、教育、科研、医疗等机构，表面上是援助中国文化事业，实而利用这些机构充当间谍，广泛搜集情报，上馆亦扮演着相同角色。上馆的调查范围主要包括，“本馆运营直接相关事项，中国的产业经济以及日本在中国的产业经济等相关问题。”例如1938年调查要项有，“华人用著者目录及著者目录中标目的排列法；南京、苏州以及杭州分馆设置案；关于日本教习调查及本馆附带教习设置案；虹口分馆设置案；虹口及其附近地带住宅、公寓、旅馆的调查；设立上海经济研究所具体案；上海医学院设立具体案；黄浦江两岸所有码头使用状况；上海的机器厂、造船厂的调查；日本图书在上海的销售制度调查。”分析其调查内容，部分与该馆经营有关，其他则是刺探上海的经济、贸易、工业、文化等情报。

经过楠田等人的努力活动后，上馆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1937年4月阅读者人数为1,917人，5月1,942人，6月1,877人，7月1,957人；1940年4月阅读者人数增至6,814人，5月8,451人，6月8,391人，7月9,037人。读者人数增长，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八一三事变之后，整个上海除租界外均已沦陷，日本侵略者疯狂迫害、屠杀上海抗日进步人士和无辜市民，许多市民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避入图书馆内，因为该馆是“照顾”中国人入馆者的安全的。该馆企图以此方式招睐更多读者，缓解上海民众的反日情绪，并促进所谓的“中日亲善”。然而，“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是不可能的。”

三、日本政府的操控

上馆成立初期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管，图书馆经费主要由该部从“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助成金”中拨付。1937年，外务省预定补给该馆助成金60,000元，后因七七事变资金紧张，遂支付55,000元；1938年补给60,000元；1939年以后转由兴亚院补给，是年补给99,300元。外务省还严格规定助成金使用范围，“1、图书馆的经营；2、关于日本近代科学及产业状况介绍的图书购入、收藏及公开阅览；3、以普及日本近代科学及产业知识为宗旨的讲演、电影、摄影；4、其他外务大臣认为之必要事项。”并从经济上严格管控上馆的运营，该馆助成金及其他收入金，必须由上海日本总领事指定银行以图书馆名义存款；每年必须向外务大臣提交助成金收支出纳统计簿、收支结算书及财产目录；助成金购入设备及图书的处理应预先得到外务大臣之许可，外务大臣随时派遣官员对其收支结算及经营实况进行鉴查；如违反外务省之命令，将立即停付并收回所有助成金。

日本政府还加强对上馆的日常管理。图书馆经营方针及与内外官厅交涉必须遵照外务省指示，具体事宜则由上海日本领事馆操纵。“图书馆馆长、总务主任、司书及会计主任之任免须经外务大臣批准，图书馆助理及嘱托之任免须经在上海帝国总领事批准。”图书馆馆则、运营规程的制定改废必须预先通过外务大臣批准，图书馆出版物必须经外务大臣及上海日本总领事之审核，并随时向外务大臣及上海日本总领事汇报该馆的运营情况，尤其是图书馆的利用情况。因而上馆定期会对入馆者做详细调查，包括图书馆每月利用总数、每日平均数，阅览各类图书册数，利用者目的统计，利用者国籍别构成，利用者职业别构成，阅读者分布情况。日本政府欲通过此类调查，详细了解入馆者特别是中国读者人数、阅读目的、职业、阅读书籍种类乃至居住地分布情况。

以1940年上半期为例，图书阅读者中国8,839人、日本739人、其他国159人，杂志阅读者中国14,706人、日本3,018人、其他国98人，图书借出者中国201人、日本508人。读者职业：职业不明者达5,053人，商业者2,524人，公法务697人，学生156人……。阅读书籍种类：阅读杂志者最多，达5,951人；其次是小说，人数为1,904人；再次为文学，人数1,438人。借阅者总体分布状况：公共租界中央部，中国14,689人，日本2,773人；法国租界，中国3,535人，日本44人；公共租界北部，中国1,870人，日本904人；公共租界西部，中国1,911人，日本8人…。对比借出者和馆内阅读者人数，中国读者绝大多数在馆内阅读，这应与战时上海之情势有关，部分普通市民出于安全考量，避入图书馆且可免费阅读书籍，是时抱此想法者不足为奇；然中国借出者竟不及日本半数，战时上海市民维持生计尚且困难，自是难以支付借出保证金。从职业看，职业不明者占绝大多数（大多应为青年学生，故未有确切职业记载），其次为商业人士，折射出上海商业大都市之实态。从读书种类看，杂志、小说和文学颇受欢迎，由此管窥出其时上海市民之阅读取向。从分布情况看，读者人数以公共租界中央部为最多，依次向周边地区递减，显示出上馆的宣传网络，即以租界中部为核心，以周边区域为重点的辐射网，从而加大了对租界内外上海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宣传和诱导。

上馆各项工作必须全面配合日本侵华国策。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所谓“对支文化事业”侵略本质日趋显现。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外务省曾极力宣扬其文化政策，“旨在推进新东亚建设，实现东洋民族自觉和东洋道德复活的要求。”美化其侵华战争，“圣战的精神在于实现包括全支那民众的东洋民族之道德复归，此亦为我对支文化工作之主要目标，日本负有教导者的任务，即引导东洋民族向新东亚建设进军。”日本当局非常重视在上海的“文化事业”，认为在上海租界的文化工作比中国其他地区具有更重要的“使命”。鉴于上海受欧美思潮影响较大，加之租界内仍聚有大批反日进步人士，日本欲通过鼓吹“东洋民族觉醒”，排挤欧美国家在沪上势力，清洗租界内抗日力量，以实现日本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主宰地位。上馆由是成为日本实现此种“使命”的重要机构，日本当局明确要求上馆在公共租界内频繁举办展览会、街头文库、电影会、音乐会等活动，通过此种现实的、大众的日本文化介绍，彻底“矫正”上海民众以往的排日观，培养新型的亲日观。该馆也正是基于此种政治动机，进行文化侵略、渗透，全力配合日本当局侵华政策，馆长上崎直言不讳道，“本馆创设之目的在于，对支那介绍、传播日本文化；而时代要求则是日本人有关支那、满洲、蒙古实情的积极调查研究，实为当前紧急而又重要之课题。”上海许多进步人士对该馆的文化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和反击，如1941年上馆开设第二次夜间街头文库，其会场遍布各种写有“打倒日本走狗”、“打倒日本军阀”、“打倒汪派走狗”等字样的传单。之后该馆又计划在外滩公园举办公园文库，终因上海反日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而作罢。

四、结语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绝不限于军事、政治侵略，文化侵略亦是重要一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亦强化了对华文化侵略，日本外务省抛出所谓的“新规事业”，并在上海创办上馆，使其成为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据点。该馆成立初期，因其经营、管理不善，又逢松沪会战，加之上海民众的排日、反日情绪高涨，职是之故该馆发展迟缓，且一度闭馆。上馆复馆后进行诸多调适，例如注重选购图书、建立各种文库，发行图书目录和馆报，调整人事和管理，特别是楠田继替司书以后，组织该馆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诸如开设夜间街头文库、举办各种展览会、推动馆际合作、开办日语学校、加强在华调查研究。客观而论，部分举措不啻为打破图书馆闭塞状态和陈旧运营模式之要径，有些方法至今仍为一些图书馆所借鉴，然该馆并非真心服务于上海民众，而是通过此类活动宣传日本文化、排挤西方势力、毒化上海民众思想，进而消泯其反日、排日意识，维系日本在上海的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更是在经济上、管理上操纵上馆的运营，使其各项工作紧密配合其侵华政策，该馆最终嬗变成日本侵略、控制上海的重要机构。黄福庆一语中的，“这些文化社会事业，在日本军阀侵华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无形的武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实为不可忽略的问题。”日本对华善用两面开弓战略，一面为军事的，另一面为非军事的，二者契合点在于彻底征服中国。所幸的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败亡，上馆最终解散，所藏书籍最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6 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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