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作用
2016-08-26 11:25:42  来源：山西党史微信公众号 作者：郭秀翔  点击：  复制链接

1936年底，在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在山西率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首先开赴山西战场，并以山西为中心建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一、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重要关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与山西只有一河之隔的陕北。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大变动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并“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为此，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渡河东征，开赴山西。

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东征红军在山西转战70余天，取得了巨大战果。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征红军主动回师陕北，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红军回师陕北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阎锡山的斗争策略的转变。

红军东征及其回师通电，促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936年5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在东征中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他遣返山西之便，希望他回太原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临行前，毛泽东让他转交致阎锡山的亲笔信，信中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也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阎锡山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一片赤诚之心，不能不使受到红军东征重创之后、处于日蒋夹击之中的阎锡山有所醒悟。不久，阎锡山便指派其亲信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请与中共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磋商同中共秘密接触等事宜。朱蕴山听取了党的指示，抵达太原后，经过与阎锡山方面数次会谈，双方达成三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目的的组织；（二）取消对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南汉宸到太原，与阎锡山方面会谈。商定中共和红军代表派驻太原，同阎锡山进行直接的、经常的联络。1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彭雪枫在南汉宸的陪同下，与阎锡山举行首次秘密谈判，达成三项协议；（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关；（二）建立彭雪枫与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联络通讯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给中共代表的交通人员，并保证其安全往来于晋陕之间；（三）同意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电台，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

1936年底，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正式建立，不久又建立了与中央空中联络的电台和吉县至延长间的徒步联络站。为便于工作，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对外称彭公馆，彭雪枫化装成上海一家公司的经理，全体工作人员分别化装成彭雪枫的亲属和公司的职员。秘密联络站还在太原建立了春和申商店，在吉县平渡关设立了商号。中共中央派出的人员入晋购买物品都通过这些商号，大量布匹、粮食等货物运往陕北，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缺衣少粮的困难。中共中央还任命宋绍林为徒步交通站站长，经常携带阎锡山绥靖公署颁发的特别护照往返于延安、太原之间，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推动阎锡山抗日。

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为沟通中共与阎锡山的联系、推动阎锡山抗日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亲笔信，信中表示希望阎锡山在国难当头之际，“促成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救此危难”。周小舟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到太原，在彭雪枫的陪同下与阎会晤，商谈有关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7月28日，阎锡山复函毛泽东，表示“先生抗日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7月30日，平津失守，7月31日，阎锡山通知彭雪枫，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可以公开活动。不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二、牺盟会的改组与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形成

我们是牺盟会员，我们生长在山西，战斗在大西北的高原。举起抗战建国的旗帜，用我们一百万坚强的队伍，争取民族革命的实现。……艰苦奋斗，英勇向前，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这首《牺盟大合唱》的歌曲，是活跃在山西抗日前线的牺盟会员的真实写照。

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是由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等发起、经阎锡山批准成立的，它的宗旨是“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一起武装起来！宁做战死的烈士，不做亡国的奴隶！”

牺盟会的诞生是阎锡山实行“守土抗战”的开始，但是，由于阎锡山及其周围反动势力的控制和影响，牺盟会成立不久，工作便陷入停顿状态。

1936年10月，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首先改组了牺盟会的组织机构，杨献珍、董天知等共产党员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逐步掌握了牺盟会的领导权，使牺盟会变成了名义上是阎锡山的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它广泛宣传抗敌救亡，牺牲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大力发展牺盟会员。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牺盟会举办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以及军政训练班和民众干部训练团等训练机构，培训的学员分配到全省各地农村发动群众工作，使山西各地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从接办、改组牺盟会，到抗日战争爆发，在短短的8个月中，以中共山西公开工作系统为核心的山西新派，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充分利用牺盟会官办团体的“合法”地位，紧紧围绕准备抗战这个中心，做了大量工作，宣传、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培养、造就了广大的干部队伍，逐步团聚与形成了名为阎锡山实为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救亡力量，为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群众基础上作了重要的准备。一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在阎锡山领导机关和官办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与阎锡山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帮助阎锡山抗日。从表面上看，是在阎锡山的领导之下，用的是阎锡山的形式和语言，戴着“山西帽子”，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这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正如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所说：“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

三、山西新军的组建和战动总会的成立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于1937年7月8日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由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形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的形势，把发动山西抗战放在了首要地位。为直接部署和领导山西抗战，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山西。在晋期间，周恩来多次与阎锡山进行会谈，并广泛会晤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其他高级将领，进一步密切了国共两党两军的统战关系。

为推动阎锡山抗战，薄一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要他抓抗日武装的指示，建议阎锡山组建新军，阎锡山立即同意并要薄一波具体负责新军的组建工作。1937年8月1日，第一支新军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改称决死第一总队)正式组成，不久扩建为决死队第一纵队。从8月到10月，又建立了决死第二纵队、决死第三纵队、决死第四纵队。同时，还有一支完全由工人组成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称工卫旅)以及战动总会在晋西和晋西北组建的14个游击队，政卫第212、213旅都属于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虽然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部队，并由阎锡山派军官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但政治委员和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的，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八路军派来的干部，因此这支部队完全不同于阎锡山的旧军，它实行的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命令之权”，这样，就使山西新军实际上成为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一支部队。在这支队伍中，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公开，反对打骂士兵等军阀作风。官兵一致，军民一家。他们除进行军事战斗外，还非常重视群众工作，这支特殊的武装中还有党的秘密组织，采取特殊形式开展党的活动，成为山西抗日战场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它在配合八路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战动总会是刘少奇、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该普遍组织合法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参战团体”的指示提出的。1937年8月初，刘少奇在给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指出：“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周恩来到达太原后，就山西统一战线问题同刘少奇进行了深入探讨，确定了第二战区“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中心工作”的方针，并且同山西当局协议在战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针对当时华北战局急剧逆转，察哈尔、绥远已经落入敌手，晋北许多县也已失守的局面，周恩来指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首先就要在绥远、察哈尔和晋北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阎锡山的同意。

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在一个战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在阎锡山的领导下，由各党派、各团体、晋、察、绥政界和社会名流共25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和南汉宸参加领导。主任委员由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共产党员程子华和南汉宸、武新宇分别担任了武装部长、组织部长和动员分配部副部长，在战动总会5个部的部长、副部长中，阎方代表均未到任，这就使共产党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动总会围绕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开展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当时，在战动总会的动员组织下，不仅青壮年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就连从前足不出户的妇女也走出家庭，纷纷参加到抗日运动中，她们尽其所能地为抗战工作。在广大的战区农村，到处都有抗日宣传的标语，一位日本兵在其日记中曾这样写到：“据我在山东、河南、河北行军的经验，要算山西对日本恶宣传最厉害，各民房之墙上，都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去……”为了广泛发动民众，战动总会宣传部还成立了一个有22人参加的“动员宣传团” ,用两个月时间辗转于晋西北 的静乐、岢岚、五寨、保德、兴县、临县、离石等地，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在动委会的宣传动员下，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武装。在晋北各县普遍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就连五台山的僧人也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和游击队。由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的开展，各地都加强了战争准备工作，有力地维护了抗战秩序，抗战动员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周恩来曾称赞战动总会“是最好最实际的政权组织，它作为统一战线‘初步政权’能把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群众与地方当局几方面结合起来”。刘少奇也指出，战动总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战动总会的成立，为山西抗日高潮的掀起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全民抗战高潮的掀起

全国抗战爆发后，牺盟会号召每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应立即准备对日作战。并提出“全民总动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口号，呼吁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加紧行动起来，参加对日作战；号召组织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动员全省人民，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阵营。1937年9月12日，牺盟会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为：颁布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颁布战时工厂法；改革政府机构；下令普遍减租减息，废除一切省地方税，实行合理负担；实行军队政治化等。后来，又推动山西当局颁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牺盟会还从适应抗战的需要出发，向阎锡山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保障人民爱国运动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等重要政治主张。在牺盟会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的积极努力下，全省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1937年9月，牺盟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之后，把“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前方后方的抗战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然后把这些团体吸收为团体会员。到1939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山西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70万，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万，青救会会员和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在工人组织方面，1937年9月19日，在牺盟会太原市委的直接组织下，成立了山西省总工会，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山西各界抗敌后援会、太原市总工会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太原市就有近30个工厂成立了基层工会，会员达5万余人，而且迅速发展到全省。

牺盟会提出“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号召全体会员参加决死队、自卫队和游击队。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纷纷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到1937年12月，第115师扩大新兵5000多人，第120师扩大新兵7000多人，第129师扩大新兵7500人。八路军部队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的发展，为在山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日军的侵略，山西的地方旧政权纷纷土崩瓦解，各县县长大都逃之夭夭，牺盟会会员积极掌握领导权，组建抗日县政府，在全省105个县中，有70多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这些人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担任县长后，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度评价牺盟会“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建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日本学者内田知行在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进行深入研究后曾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了抗战，但是共产党提倡并实践了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上所采取的游击战术的人民战争，并且成功地调动了中国人民大众持续的抗日热情。”因此，他认为“领导中国的抗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五、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内妥协投降空气的上升，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会议，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共产党、八路军以及牺盟会、决死队等新派力量。会后，撤换了大部分牺盟会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了旧军人的手中，并对山西新军进行整编，取消新军的政委制。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走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从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发生分裂，团结抗战的局面遇到了严重危机。1939年6月，阎锡山以取消一切各种名义的动员机关为理由，解散了战动总会。

为维护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秋林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于5月13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指明了山西反顽斗争的指导方针是“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义，发表了《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山西各界同胞、各党派先进人士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巩固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山西的一切进步事业。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当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首先发动了以消灭决死队为目的的“十二月事变”。在这次事变中，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进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第二纵队为第一线，5日向同蒲路之灵石、霍县段破击，又命令其第19军和第61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作战，使决死第二纵队处于日阎夹击的状态。决死第二纵队领导人韩钧识破了他的阴谋，拒绝执行阎的命令，阎锡山立即下令讨伐，第19军和第61军随即向决死第二纵队发动了进攻。先是捣毁了永和、蒲县、石楼等县政府，接着又捣毁了临汾、洪洞、赵城等县政府，杀害了洪洞、蒲县县长以及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在晋西北和晋西南、晋东南等地，阎锡山的旧军向新军也发动了全面进攻，杀害了213旅旅长郝玉玺，捣毁了襄陵、沁水等8县的抗日县政府，杀害进步人士400余人，绑架千余人，使决死第三纵队损失3500余人，150余名政工干部被俘，30余人被杀。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山西新军对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坚决反击，将决死队和牺盟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予以彻底清除。随后，山西新军正式并入了八路军的建制。

为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恢复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阎锡山。经过与阎锡山谈判，于1940年4月间正式达成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了新旧军的驻防区：晋西南为晋绥军的驻防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驻防区。同时，朱德总司令于4月中旬到达阳城，派代表与卫立煌的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在晋东南分区驻防的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驻防区。按照协议划分驻防区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共产党、八路军与阎锡山和国民党军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关系。

1940年5月9日，周恩来致信阎锡山：“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解决，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十二月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恢复了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和维持了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为在山西继续坚持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继1935年12月17日的瓦窑堡会议后，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巩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6 1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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