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何以报国”：民国时期中研院史语所学人与文化抗战研究
2016-08-26 11:31:55  来源：汉尊微信公众号 作者： 刘承军  点击：  复制链接

近代学人好以学派讲学术，虽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也的确存在倒叙历史、简约而不能准确展现复杂事实及其联系纠葛的种种弊端。1928年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跃居学术主流，“不仅在历史学研究方法、手段上有了革新，而且开辟了许多中国旧学术界从未有过的、新的研究领域，像田野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与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等，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时彦或后学为构建现代学术谱系，便以方法或材料为标准，称之为“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

1.“为中国而豪外国”的史语所

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文化自信在西潮的冲击下发生动摇，读书人在哀叹中学式微的同时，民族危机意识也日益强烈。一些强调学术高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他们主张政学分途和学术独立自由，使学术摆脱政治的干扰和功利心态，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乃至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与西方国家相抗衡。

至20世纪20年代，“知识阶级，已觉悟单靠得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关”。顾颉刚把王国维的自杀归结为中国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顾沉痛地谴责和呼吁“中国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当时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知识界日益关注和重视研究机构的设立，成立专门机构、以群体的力量推动学术发展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

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还在选择，到底是英国分散型皇家学会还是德法集中型国家研究院，更能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促进中国科学和学术的迅速发展。1914年，在美国的留美学生胡明复、任鸿隽和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学者聚徒讲学的学术传承已不能适应近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只有成立像英国的皇家学会性质的科学社才能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1918年，随大批社员迁回中国的科学社却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中国科学社作为民间社团，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也没有体制的支持，其学术活动的开展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其影响力毕竟有限。

中国科学社的实践表明，在中国的传统土壤和背景条件下，英国皇家学会型的科学体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育生长，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促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议设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确定其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任命蔡元培为院长。中研院的产生颇类似于苏联国家科学院的产生，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学界的产物。

中研院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没有国家科学院的历史，中国学术界有了期盼已久的国家学术中心。《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刚颁布，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即于1928年1月赶到南京，凭借北京大学读书时与老校长的关系，说服蔡元培成立史语所。3月，蔡元培聘傅斯年等为史语所常务筹备员，开始筹备工作，9月完成。史语所成立伊始，就通过中研院，把学术纳入国家体系之内，实现了学术的体制化、组织化。

10月，具有工作蓝图性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在《旨趣》中，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因而他提倡集众的工作，“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傅斯年要学人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旧风气，创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新风气和研究精神。在《旨趣》的最后，傅斯年喊出了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心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中国当时的学界普遍存在着不满意和不服气的情绪，但直到中研院成立，傅斯年才把握住这一机会，说服院长蔡元培，成立史语所，“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傅向胡适表达设置史语所的动力所在，“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当时与傅氏所持之理想抱负相同的人甚多，其登高一呼，“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所以在很短时间内聚集了不少“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组成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学术团队，也因此有了史语所以后的建树。

面对先生们开拓的疆域，傅斯年、李济和赵元任等人不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借国家最高学术机关的有利地位以及傅斯年的出色办事能力，打下了属于他们的一片天地。史语所迅速而有序地开展“集众”研究与协作，将学人集中在以学科为中心的史学组、语言学组、考古学组和民族学组。四组通过集体搜寻、田野调查与发掘获得个人难以完成的第一手材料的收集，从而为个人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其学术团队的研究拓展了课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开辟出学术研究新课题与新领域，促进了新学术的传播。

史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很快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与尊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十分重视“《集刊》及其他附刊物，特别是《安阳工作报告》”的学术价值，1932年底，经其推荐，法兰西学院将本年度的“儒里安奖”授予史语所，以表彰其在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奖无疑是国际学术界对史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认可。傅斯年致信院长蔡元培：“（史语所）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

1934年史语所搬至南京，语言组专辟四室作语音实验室。其调查计划和灌制音档等学术工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

鉴于李济领导安阳发掘取得的巨大成就，1936～1937年，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邀请李济去英讲学。李济在英国几个研究所和十几所大学进行演讲，英国媒体也做了大量的报道。李济还应瑞典王储的邀请，去斯德哥尔摩进行学术交流。李济的欧洲讲学扩大了史语所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促进了学术的蓬勃发展，朱自清回忆道：“战前的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确在长足的进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学的研究院的工作渐渐有了分量。于是没有研究院的大学纷纷设立研究院，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国人资助之下办起来了。于是研究的空气盛极一时”“知识或学术的估算是到了最高峰”“结果无论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了新发展”。

２.傅斯年：“书生何以报国”

日本的全面侵华使史语所的学术路向发生根本变化。钱穆即认为学界即将“酝酿出一番新风气”“为此下开一新局面”，却因“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战争打乱了史语所学人的学术理想与工作规划，对他们的学术人生造成了很大影响。

他人眼中的史语所走的是一条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路径。但史语所的学术底色仍然是民族主义，史语所学人有着自己的学术关照和救世情怀。史语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但他们究竟在找寻什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从事这些找寻？19世纪的德国学界面临塑造民族和建设国家的重要课题，其学术研究不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也面临“建构国族”的重任，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受其影响，创建的史语所也打上民族主义的烙印。

由李济早年的学术理想也可窥探史语所“找寻的动力”，1920年，其在哈佛大学学人类学时，提到他的学术理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王道还指出，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正因傅斯年和李济的志趣相同，所以李济经李四光推荐时，傅斯年见李济“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于是下决心聘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

如果说和平时期，史语所学人学术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还不算彰显，到了国难时期他们便真的很难再静下心来研究学术，他们发现难以坚持以前的学术理想。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们十分悲愤，两次向院长蔡元培表达忧国之心并恳请政府“对日绝交宣战，自己振作”。傅斯年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在书斋中做研究的学人面临一种难以取舍的纠结、矛盾心情，李济在工作报告中刻画的境况为：“九一八国难发生后，我们常常的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虽然并不懊悔我们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敌去打仗的冲动是免不了的，并且是很强烈的。……现在我们既尚没有机会表现我们这类的志愿，只有继续我们原来的工作。我们一年来都是这样感觉的。”

傅斯年因不能为危难中的国家做些实质的事情而感到痛苦不堪，他向王献唐坦白：“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静不下来，苦不可言。”源于思想与现实的内在紧张，傅斯年走出书斋，积极参与社会，或为抗战从事舆论呼吁，或为澄清内政而驰驱奔走，抨击时弊，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国家事务中。紧张而忙碌的社会生活几乎使他放弃了学术工作，在生命的最后15年中，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

1942年，病中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其中有一段自我剖析尤为深刻：“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但面对日趋严峻的民族、社会危机，“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字里行间透露出傅斯年爱国、爱家的责任感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

傅斯年努力维护着所里浓厚的学术氛围，从未让政治等因素侵染其内。杨志玖回忆“上边”曾有指示要所内人员集体入党，最终文件被傅斯年扣下而没有下文。傅氏细心呵护着年轻的后备人才，不许他们染指学术研究以外的事情。但在民族危机面前还是动员宝贵的研究人才爱国为先，抗日第一。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他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史语所年轻人刘燿、祁延霈（后改名祁天民）、王湘（后改名王元一）、杨廷宾、李景聃、吴金鼎等或奔赴抗战一线，或为抗战做服务工作。

史语所毕竟是一个学术研究机关，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大部分成员仍笔耕不辍，通过学术研究为救亡构筑坚固的文化脊梁。李济自省做学术研究是否是一种浪费，最终他还是坚信“在国难期中仍继续照常进行我们原来的工作”，“是我们报效国家最有效的办法”。王崇武回忆随史语所辗转流离时的情景，“一方面愤恨日寇的凶暴，一方面又目击国民党之无能，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他们在实践中化冲动为深沉，寓爱国思想于实证研究，把对国家与民族的关切升华为一种深邃的学术思想以凝聚民族精神。

史语所重史料，讲专精断代研究的学风也因时局而有所改变。九一八事变后，出于爱国之情，傅斯年提出和其他学人共同编纂一部中国通史。为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傅斯年召集史语所内外的学人共同编纂《东北通史》，因时间仓促，只有傅斯年负责的古代东北以《东北史纲》为名出版，此书由李济节译成英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向国联调查团证明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94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抗战）胜利在望，和平可期”，须加强“关于民族史及疆域史”的研究工作，“以助国际宣传”，于是请傅斯年主持此计划。

史语所学人不仅“集众研究”方向有所调整，个人研究也与抗战相关联。史语所的抗战史学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以李光涛等为代表，其论文选题的动机即从政治策略和军事谋略等各方面来为抗战出谋划策，旨在唤醒民众，敦促政府，偏重于直接为抗战服务；二是以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文化心力救国”，他们的史学实践看似不关现实，实则他们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筑一道最坚固、最持久、最内核的精神防线。他们的治学方向和旨趣因时代的变动由一味求真而兼顾致用，由历史而兼顾现实，但始终以材料为中心，寓论于史。

南渡的悲愤，不屈的意志，北归的决心，因烽火而激发出学人的潜能和情怀，深刻地渗透到他们具体的著述中。“或许是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现状”“只闭门读书，专心找资料”的全汉昇，开始“注意到货币和物价变动问题，不料，三十年出头的经验与体会却成为我毕生心血所关注的课题”。“兀敖，闭门撰述，不与闻外事，不追逐应酬”的岑仲勉也非不闻时事的书呆子，他介绍写《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之情景：“民(国)廿八（1939）客滇，成《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一篇，约二万五千言。奈当时或误信沪上之安全，不悟敌人之阴险，遂而沦陷，然前赴后继，乃克获最后之胜利，兹篇之作，寓意于是。”其爱国之情与必胜信念跃然纸上。

３.战争：永远的伤痛

1934年搬至南京的史语所有了稳固的基础，生活和学术研究皆上一层楼。杨步伟在回忆录中描述史语所的学人打算在南京做“‘永久’的计划”。但抗战爆发了，为免遭日寇蹂躏，史语所迁往湖南长沙。1937年末，南京沦陷，长沙很快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史语所决定再度西迁。因前途未卜，史语所决定疏散,“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里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所走也可以自便”。在长沙，人才队伍的流失是史语所成立以来面临的最惨痛的一幕。

1938年4月，史语所各组陆续到达昆明，开始了在昆明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滇边军事紧张，日军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形势日益危急，史语所三迁至“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李庄。问题解决了，但战时物资缺乏，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偏僻的李庄亦不能幸免。潜心研究的学人也因无法维持生活而不得不萌生退志。1943年，第四组研究员凌纯声请辞，致信傅斯年：“弟引咎辞职，承兄托彦堂兄前来慰留，盛意可感，但弟为生活所迫，迟早须离开李庄另谋出路。”最终凌纯声以请假缘由离开，任教中央大学边政系后又出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

1944年李方桂也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一向尊重院章制度的傅斯年，致信李方桂谈到以请假兼职的方式去燕大后的待遇问题，“兄可不必虑及，此时与战前情形完全不同，故杏佛兄（杨杏佛）当年所订限制收入之事，在今日完全不能适用”。此时史语所巨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任教，赵元任赴美国任教，李济掌管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永身患重病几不能工作，只有董作宾在李庄支撑着史语所艰难度日。所幸史语所培养的年青一代如李光涛、傅乐焕、王崇武、劳榦、张政烺、丁声树、石璋如、高去寻、芮逸夫等已成长起来，成为所内研究的主体力量，加之不断有新的生力军如夏鼐、屈万里、黄彰建、杨志玖和严耕望等加入团队，使得史语所薪火相传，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抗战后期，院长朱家骅勉力支撑着中研院，把中研院的发展寄托在战后，傅斯年不同意院长的意见，致信朱家骅：“弟始终以为本院如再有人走，再有一二所如心理所之样子，实在门面也支持不了。若谓一切待战后，则战后求人更难，此时之人才即资本也。”傅斯年为了留住人才，想尽办法帮人治病，替他们找外快。屈万里回忆：“在四川，一到穷的没办法时，就去卖他心爱的书。他除了以书易米以济自己的燃眉之急，还卖书去周济朋友。”卖书对一个爱读书、嗜藏书的人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傅乐成认为：“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的时候，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白色，而‘高血压’的病也是在那时发生。”傅斯年感慨地对朋友说：“我没有经过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

战时的学人少了平时论学的淡定与闲适。傅斯年回忆战前“每与在南京同事商榷，益友之言，慧我良多”，但现在“四邻喧嚣，行处不定，不能运思”。周一良也谈到在南京史语所时“环境很好，尤其同事交谈切磋，获益良多”，可惜在1937年夏，周返天津探亲，抗战军兴，遂滞留北方未能返所。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忆昔时与周一良从容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抑制不住内心波澜而发无限愤慨之情，“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学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读书作文。在《性命古训辨证》的序中，傅斯年讲述早在1933年就与所内学人讨论关于“生”与“性”、“命”与“令”的关系和此关系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但因紧张的局势“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至次年八月上海战事起，一年之中，余三至北平，两候蔡孑民（蔡元培）师之病于上海，游秦蜀，顺江而下，至南京不两旬，又登庐山，七月末乃返京”，因作者时写时辍，直到1938年7月才写成，而出版已到1940年初。战时忙碌的政治生活使他无太多时间读书写作，《性命古训辨证》为他生前出版不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1945年8月中国的抗战取得胜利，史语所学人欣喜若狂，欢喜地收拾行装，准备东归，而李济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写出几段沉重的文字，“这一期的稿件，在抗战的第三年就集成了”，但因战时没能按期出版，“直到敌人投降一年以后，承印人（商务印书馆）才把打的纸板清出来。纸板居然没毁”。抗战胜利着实给了大家一种喜悦，“但这个喜悦却包含着无限的酸辛”。因为六篇报告的作者已死了两位，改业的又有两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寻还从事着考古事业。

抗战虽胜利，但结果并不轻松，学人的学术理想被战争打得粉碎，研究事业被耽误，宝贵的人才牺牲了，李济痛心地问道：“这种损失在将来和会上是否可以列入赔偿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赔偿可以抵补这种损失么？不过无论麦克阿瑟将军所主持的盟军总部对于此类损失作何打算，我们仍希望负责计算中国在战争中文化损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这一项的道义的和法律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6 1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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