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 胡适竟说共产党军队在中国根本不存在
2016-08-29 10:48:31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李传玺 2010年11月26日  点击：  复制链接

　　据斯诺记载，斯诺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出来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军队，他还要求我的编辑表示道歉，但遭到拒绝。”

　　1939年10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虽然刊登启事宣布因编辑人员全体回国参战而暂时停刊清理，但实际上已于当年2月将之迁到美国纽约与其他报合并后仍在出版发行。

　　此时在美国纽约有一份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小型周刊——《先锋报》。《救国时报》迁到美国，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1940年7月，《救国日报》经过扩充改组，更名为《华侨日报》。冀贡泉出任总编，社长为唐明照，副刊主笔为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为张希先，张希先是唐明照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就是“文革”后期一直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唐闻生。

　　冀贡泉，山西汾阳人，1905年留学日本，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曾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与鲁迅同事。返回山西后，先后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教授兼法科学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抗战爆发后，跟随大儿子，中共党员，其时正担任国民政府驻美经济特使陈光甫助手的冀朝鼎来到美国。由于冀贡泉的社会地位和努力，在他主持下，《华侨日报》很快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华侨日报》开辟专栏，聘请法律顾问，运用消息、社评、专论等形式，不断编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美国共产党所属《工人日报》、《工作周刊》和《美亚》杂志的文章，其中有“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等人的通讯以及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的情况，从而使订户由原来的五六百户增加到九百多户。

　　在这段时间所登文章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第一次将毛泽东、朱德的诗词介绍到美国。为我们今天探索毛泽东、朱德诗词何时传到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响保留了份难得的历史资料。胡适日记记载了“介绍”的全貌，及其读后的评价。1941年2月1日胡适日记黏附了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和朱德的两首诗《移太行侧》(即后来的《寄语蜀中父老》)与《住太行春感》(即后来的《太行春感》)的剪报。毛泽东的词，词前没有标题，只有一句:“还有词一首。”在这句前，胡适加了一个字“毛”。并在全词最后用小括号根据自己对诗词格律的掌握标出了词牌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断”或者是介绍者错成或者是媒体印成“渐”字，胡适将它圈掉，在旁边加一问号。在朱德的两首诗前，原文有一句:“朱德将军在华北战场上的诗有几首，照录如下。”这里显然不是两首，但胡适只摘了两首。那天胡适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诗词并没有交代出自哪里。2月2日日记，胡适记道:“《华侨日报》转载《关于朱毛的片断》一文，署名‘叶林’，里面有朱德的诗三首，毛泽东的诗一首，词一首。”胡适此日的日记交代了毛泽东和朱德诗词刊登的媒体、介绍的作者与文章。毛泽东的词即是《六盘山》，诗即后来公布的七律《长征》，于是在2日胡适将此抄出。朱德的诗是三首，还有一首胡适2日也将此抄出，即《贺友人诗》(即后来的《赠友人诗》)。以上的毛泽东诗词均作于1935年10月，又均公开发表于1957年1月号的《诗刊》。朱德的诗，前两首作于1939年，后一首作于1941年初，也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发表。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些诗词都是公开发表后才广为流传。但从胡适的记载来看，这些诗词在一开始写出时，即广为传抄，并立即被《华侨日报》介绍到了国外。

　　由于是哥大校友，冀朝鼎和胡适于1936年开始了交往，也许是慕胡适之名吧，冀朝鼎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胡适，请胡适指教。抗战后冀朝鼎担任陈光甫助手，而陈光甫正是国民政府派来会同胡适争取战时美援的，因而冀此时同胡适的交往更加频繁。1939年3月，冀朝鼎带着父亲等人一起来到美国。一到美国，冀朝鼎就带着父亲冀贡泉前来拜访胡适。胡适早就认识冀贡泉老先生，并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之后，两人也是交往不断。冀贡泉曾请胡适帮助介绍工作，夫人张陶然是著名的指画家，曾带几幅指画，请求胡适题词。胡适应约题了首，“耐得雪，耐得寒，我们的国花，大家看。”冀贡泉来华盛顿，有时胡适不仅接待他，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还一连住好几天。正是有这样的交往，当冀贡泉开始主持《华侨日报》后，自然会约胡适写稿，并将每期报纸寄于胡适。胡适抄下毛泽东、朱德诗词正是这样来的。也正是由于每期阅读《华侨日报》，在对待随之发生的皖南事变问题上，胡适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

　　1941年元月3日，刚从国内来的冀朝鼎来拜访胡适，向他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好处以及目前的困难:“(1)兵士识字，有知识；(2)兵官廉洁；(3)确有民主倾向，如到处令人民选村长，最受欢迎。他们的短处:(1)军械不够；(2)给养不够。”胡适毕竟存有偏见以及由于此时国民政府传来的对新四军的批评留下的先见，对冀朝鼎的介绍存有戒心，于是对冀朝鼎给予了规劝性批评:“共产党拿两师兵的钱去招二十师兵，军械如何能足？给养如何能够？从前冯玉祥等就是这样到底失败的。”皖南事变消息一传到美国后，据斯诺记载，斯诺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出来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军队，他还要求我的编辑表示道歉，但遭到拒绝。”但在冀朝鼎和《华侨日报》影响下，胡适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很快变得审慎起来。

　　首先他没有随便听信国民政府的统一口径要求，而是要求国民政府提供事实真相。“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共军十一月佳电已见。倘蒙将何(何应钦)、白(白崇禧)两部长十月皓电及其他重要文件摘要电示，并将全文航寄，至感。共方宣称十四个月不曾领饷械，药品；又称彼以五十万人至今犹领四万五千人之饷云云。此类宣传最能惑乱视听，故切盼多得资料证据，以供急用。”随后胡适又就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3月7日，在给陈布雷的电报中，胡适说:“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美方舆论，大抵可分三种:(一)左倾分子当然不免与共党同情。适遇机解释，恐无大效。幸为数不多，无足轻重；(二)一般民众不知我国详情，亦不愿深知一切，只望我国不起内争，不影响抗日前途；(三)政府领袖明悉我国实况，同情政府苦心，但因美国民众意见，深望我政府能:(A)避免直接冲突，以息外间反感；(B)官场营私舞弊恶习竭力肃清；(C)资产阶级应使平均负担战争责任；(D)现中国米珠薪桂，必有极多不满意分子，政府当设法助之，以免左倾；(E)农工情形，当有明显救济办法，如此则共党或可失去其号召能力，而不再扩充云云。”虽然发出这三种“舆论”的人身份和倾向不一样，但有一样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我国不起内争；虽然电文中有个别词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不太顺眼，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胡适的思考已经跳开事件的单一性，已经站到了民族抗战的整体高度；虽然胡适仍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但他无疑听取了左倾人士的介绍和《华侨日报》的宣传，并作了相当深的思考；虽然取的口吻是规劝性的，但其平静的表述下隐藏的正是无奈的焦虑与失望的批判。这里我们又看出这位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处境的尴尬，一方面他必须按照国民政府的口径作出解释，一方面他又不知道事实真相；一方面他必须维护政府的面子，一方面他又感到宣传的无能为力；一方面他对中共抱着成见，一方面他又对国内局势忧心忡忡；一方面他恭维着蒋介石，一方面对关于左倾的宣传又采取了相信的态度，并对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批判。总之，胡适在美国对皖南事变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从胡适态度变化这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华侨日报》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0: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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