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一）
2016-08-29 10:57:4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0年10月19日 作者：占善钦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对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已有诸多研究，但其中存在一些尚未认识、有待研究的问题。第一，中共最初提出审蒋罪行，这除了有对形势把握不当的原因，更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也赞成审蒋罪行有关。第二，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提出保蒋安全的主张，使中共决策开始有了转变，南京国民政府也做出回应，成为三方谈判的基础。第三，围绕释放蒋介石条件展开的谈判复杂多变，周恩来灵活地执行中共决策，与蒋介石确定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条件，促成释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并极大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一场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却能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由此推动整个局势的转变。

　　对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至今仍迷雾重重。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和《西安半月记》，新中国成立前的对此问题的研究多以此为据，并在台湾现仍有影响，如姚立夫等编著的《西安事变珍史》（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苏墱基的《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等都或多或少受此影响。中共方面对此长期保持沉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对此问题慢慢展开研究，主要成果有：1978年，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合著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步披露了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些史实；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历时多年，在1986年编写了《西安事变简史》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中共方面的决策过程有较多阐述；2006年，杨奎松撰写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有颇多突破。虽经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但西安事变问题仍存在不少尚未认识、有待深入的地方。近年来，台湾、香港和大陆出版了一些和西安事变有关的日记、电文等文献资料，尤其是蒋介石和宋子文西安事变期间日记的披露，使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本文初步整合了这些文献资料，并谨慎使用个别回忆史料，拟就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做出新的解读，以求教于学界。

　　一、审蒋罪行决策和张、杨的关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并致电中共。有些论著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就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难以置信之中。实际上，突闻巨变，中共中央反应迅即，当天就对西安事变的当前工作和长期打算做出安排。

　　综合1936年12月12日当天中共中央的电报来看，对于西安事变当前的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第二，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 第三，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 ；第四，提醒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周恩来拟前去协商大计 。这就对中共当前的谈判工作、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做出初步安排，其核心是要审判蒋介石、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对西安事变长期的打算则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 在这里，中共更明显地筹划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并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当时会上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周恩来在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较为可贵地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认为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既不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也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赞同这一看法，指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最后毛泽东总结：“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并请派飞机接周恩来前去西安。 同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可见，这次会议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存在较大争论，而对审判蒋介石还是较为一致的，并在会后付诸行动。尤其是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

　　对于上述情况，学术界基本都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当时时局，而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直为诸多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至少是赞成审蒋罪行的，这对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不无影响。这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张、杨的有关电文。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初多次强调只要蒋放弃过去错误主张、同意抗日，就绝对拥护；但发动西安事变的本身就是因为对蒋“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谏，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张学良也并非不了解蒋介石，依其地位、声望和性格，依靠武力的威逼来达到劝说效果，是很难有效的。12月14日张学良还公开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 这就隐含了把蒋介石交人民审判的极大可能。此外，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后致中共电报中第一句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 ，还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之革命”，这都是明显反对蒋介石，把其归类于应被镇压的反革命。

　　第二，蒋介石的有关回忆。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早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就说：“此间事非余-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而蒋介石“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12月13日，张学良来见蒋介石，“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蒋介石的紧张可想而知，甚至“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 蒋介石虽疑心较重，但两次都明确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应该是结合当时情形的切身体会，而不是简单的空穴来风。

　　第三，张、杨部下的有关回忆。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因负责看守蒋介石，见证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的谈话：“张将军又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 这也印证了蒋介石的回忆。

　　第四，中共给张、杨的有关电文。中共在与张、杨往来的电报中，几次都称蒋介石为“元凶”、称西安事变是“起义”之类，可见，张、杨是接受这种说法的。尤其是中共在给张、杨的电报中提出“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发动西安事变扣蒋的是张、杨，而且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比红军保持着更强的实力，怎么处置蒋介石应该主要看张、杨的意图。如果没有对张、杨在这一问题上看法的充分了解，没有对张、杨会实行这一建议的把握，中共应该是不会贸然在电报中提出这样的建议。当时西安也的确有些要求审判蒋介石的群众活动，张、杨部队中也有人参加，张、杨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也提出了审判蒋介石的罪状，只是依目前资料还不能证明张、杨与这些活动有直接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张、杨起初是赞成审蒋罪行的，而且这是张、杨自己的意见，并不是附和中共审蒋罪行的决策。目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给国民党、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士等的电文都多有披露，而给中共方面的电文披露较少。所以，张、杨和中共都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但具体如何审，谁先提出这一决策，谁的决策更具影响，依目前资料还难以判定。但是，作为共患难的盟友，尤其是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并保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这些看法对中共高层决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杨对此的赞同不无关系。

　　当然，审蒋罪行固然有罢蒋乃至杀蒋的结果，但绝对没有挑起内战的企图。无论是中共还是张、杨，当时都是把蒋介石看成是阻碍全国抗日的绊脚石，例如《红色中华》就称蒋介石为“汉奸”，并列数他“五年卖国”的罪状 ，这也正是要审蒋罪行的主要原因。一旦认识到审蒋罪行会妨碍全国抗日，或者蒋介石存在向抗日转变的可能，中共和张、杨自然就放弃了这一决策。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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