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二）
2016-08-29 11:02:4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0年10月19日 作者：占善钦   点击：  复制链接

　　　二、保蒋安全决策和三方谈判基础的确定

　　在对西安事变做出初步应对之后，中央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于12月17日前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部下对此意见还很不一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会谈中对此也进行了商讨。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后施加的严重战争威胁，而且对蒋介石在武力威逼下答应条件并无十足把握，“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此时宋子文正拟来西安，两人还商定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主要是融合中共和张、杨的有关主张，提出成立抗日联军、成立肃清亲日派的过渡政府、在西安召开救国会议的筹备会等，还没涉及到释放蒋介石的问题。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还达成共识：“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这就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给中共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极大影响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这次会谈的结果当即就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第二天，即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虽然仍不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仍提出要召集救国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但同时几次强调“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可见，中共中央采纳了 “保蒋安全”策略，开始放弃对外宣传审蒋罪行，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日，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告知了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有关决策。据有关回忆材料，杨虎城表示：“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至此，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同时，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中共中央对局势做出了更准确的判断。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 这种情况是大多中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面对严重的内战威胁要调整决策。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而会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 在此，中共大幅度地公开改变了原来的决策：不再要求召集“救国会议”，而改为“和平会议”；不再要求会议在西安召开，而改为由南京方面召集；不再要求蒋介石交由人民审判，而改为由各方共同讨论。

　　第二个文件是中共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中共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在此，在党内不再认为西安事变是“起义”、“革命行动”等，而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结果，甚至还第一次指出了西安事变的危害，即“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造成新内战的可能；不再认为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与红军联合”，而改为“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并明确党的方针是“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可见，中共在这次会议上根本放弃了“审蒋罪行”的决策，此前提出“保蒋安全”很大程度上出于策略考虑，而这次会议则统一了对党内外的决策，明确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从而否定了在西安另立政府的设想，同时也承认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从而否定了审蒋杀蒋等的可能。这次会议成为中共对西安事变决策的转折点，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就指出：“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也解释说：这次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要求“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

　　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存在争议，不少人认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不是独自做出的，而在此之前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依据目前档案文献，这种看法存在缺陷。第一，12月16日的电报是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据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于12月16日交换意见，“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日记中记述了这个电报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后来在12月20日收到的电报内容是一致的。另外，这份电报的第一句是“答复你们的来电”，这种表述也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几份请示电报的第一份指示。 第二，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是极为重视，都要集体讨论执行。电讯联络在当时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能，而中共的电台多半是缴获而来，型号和配件都很杂乱，功率也较低，受地形和气候等条件限制，电讯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的极少。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全力支持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工作，配备人员较强。当时中共中央是由张闻天分工负责与共产国际电报的联络，对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都要经过集体讨论来贯彻执行。第三，12月20日以前中共没有译出这份电报。12月17日，毛泽东回复张学良对于苏联态度的询问：“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笔者注）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2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 12月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告诉了共产国际来电的主要内容。 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以前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来西安探明情况。毛泽东当即致电周恩来：“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主张“讨伐张、杨”的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还是托人转达了中共的意见。宋子文得知后喜出望外，对中共的态度十分赞赏，“宋对义举同情，对我们表示好意”，“宋认目前外方尚无响应，不便出头，须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另外“宋与蒋谈未得结果。蒋表示，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宋子文“拟带宋美龄再来，以和缓内战，促南京及黄埔分化”。 可见，此时蒋介石仍不愿意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而宋子文同情西安方面主张，并答应促成。12月21日中午，宋子文返回南京汇报情况，争取南京国民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支持。

　　12月20日，除了与宋子文的接触，还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加速了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进一步转变。第一件事情是，由于密码差错，中共在12月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12月16日发出的对于西安事变的电报。共产国际在电报中认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这句话不顾事实地否认了西安事变存在的任何积极意义。同时，共产国际也提出中共要在改组政府、保障人民权利、联合抗日等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和中共后来采取的方针基本一致。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对中共有很大影响。当然，中共中共并非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否定，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早在得知苏联的报刊舆论否定西安事变时就说：“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只是我们的做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一致。 第二件事情是，西安前线战事失利，形势较为严峻，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明显加剧。12月20日，南京政府军队董钊部攻占华县，东北军守军“尽遭枪杀”，投靠南京的冯钦哉部也沿渭河北岸西进。东北军纷纷东开，抵御“讨逆军”进攻。12月21日，一直坐镇西安的张学良甚至向正在囚禁中的蒋介石辞行，“须离此一、二日”，“前方已开战，且杀伤甚多，故推彼往前方指挥”。 这足可见当时军事形势的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保障民主权利、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甚至“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中共此前明知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是“企图利用此事变”，却在这个电报中表示“可以考虑”，由此可见中共当时想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心情。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在西安事变中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第一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并围绕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根本问题列出具体谈判条件。这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重大变化，完成了由审蒋罪行到保蒋安全、再由保蒋安全最终到释蒋抗日的根本转变，从而也使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这一决策的转变，直接保证了此后谈判的进行，有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这一重大的决策转变，中共是认真而全面地去贯彻，在12月21日当天就至少还发出三封相关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不仅告知了中共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而且指出了 “目前局势：南京右派与日本联盟正在夺取蒋系中派造成中国内乱；另方面南京与各地左派正进行调和，中派在动摇中，人民反对内战”和“我们方针：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这也正说明了中共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直接原因。同时，还致电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告知中共关于释放蒋介石的条件，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此外，又致电周恩来，要求“派人去董钊、樊崧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这都可以看出中共进一步调整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对内对外都明确主张有条件地释蒋抗日。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这次来已不再是“私人性质”，而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愿意与“逆军”谈判解决。这也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要素之一，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尤其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愿意谈判，而且对谈判很有诚意，确定了谈判中的让步条件。杨虎城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就指出：宋子文等带来南京政府具体意见，“第一表示，由二十二日下午起到二十六日下午止，南京军队及飞机一切对我军停止活动，其余关于改组政府，统一战线，外交路线在实行前，双方遵守秘密。”　宋子文在当天日记中也证实：“政府要员进行商议，同意我们到西安。我们被授与更多令人满意的停战条件。”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安方面的条件有所认同，但原则是并非立即实行，而且在实行前要“遵守秘密”。

　　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即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的态度马上在当天发生明显转变。据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而这一“暗示”在宋子文日记中却是“明示”：蒋介石“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重组后”，将“抗日、容共、联俄”等。 这充分印证了蒋介石的态度明显转变，开始考虑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蒋介石为何当天会有如此转变？蒋介石在日记中透露宋美龄到西安后“先告余以外间各方情况，并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 ，而没具体透露宋美龄为何力劝不管其他先离开西安；联系此前宋美龄给蒋介石有“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宁抗日勿死敌手”的来函 ，不难推断宋美龄此时会怎么告诉蒋介石“外间各方情况”。

　　当然，蒋介石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由此，保蒋安全的决策使中共方面、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西安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形成谈判的基础，开始围绕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展开谈判。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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