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四）
2016-08-29 11:04:4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0年10月19日 作者：占善钦   点击：  复制链接

　　四、余　论

　　至此，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全部结束，达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预期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也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决策，而是服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后，审蒋罪行的决策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是团结抗日。刘少奇就批评：西安事变时“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 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调整决策之后，中共才在实际上取得西安事变的领导地位，并促成整个局势的转变。

　　第二，不依照自己单方主张来决策，而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协调各方主张。在西安事变中，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等几方面的力量，并互为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几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张学良想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和行动、杨虎城对蒋介石不能抗日和日后报复的顾虑、蒋方对在释放蒋介石后执行谈判条件的坚持、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的内战威胁等等，都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决策的成功之处，就是协调各方的力量，审时度势地在协调中灵活地贯彻中共自身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僵化地制定决策，而是密切注视决策后的反馈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依据实情不断调整决策。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逐渐依照各方反馈和事态发展调整了决策，经历了审蒋罪行、保蒋安全、释蒋抗日等三个阶段，使其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得到较理想的结果。当然，在西安事变后期，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又有些乐观，认为“估计到蒋及蒋系欲恢复其已经丧失之威信与权利，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裁判已经膨胀之亲日派势力” ，对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艰巨性一度认识不足。

　　第四，不遥控凭空决策，而是派出专人协调决策过程。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直抵事变现场，不断反馈西安各方实情，及时提出决策调整，促进中共中央决策的转变。周恩来还在西安与各方的接触、谈判中，很好地体现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变通灵活执行，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1:05:1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三）

下一篇：西安事变还有多少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