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二）
2016-08-29 15:11: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08月20日 作者：杨奎松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学良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要想真正搞清楚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他是不是因为事变后的困境改变了他的初衷，他最后究竟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都必须要弄清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

　　张学良的基本政治诉求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那八项政治主张。即：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

　　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很少有研究者真正重视过这八项主张。其实，只要注意到这八项主张，就不难看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它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几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不难想见，即使是张学良本人，大概也不会奢望，只要把枪口对着蒋介石的头，就能够使其就范吧。何况，蒋不久前刚向张学良讲过，即使共产党当面用枪指着他，他也绝不会与共产党妥协。[20]因此，张学良固然从事变开始就一再表示，他此举“对事而非对人”，拘蒋只为迫其觉悟，放弃过去主张，积极实行抗日，但无可怀疑的是，张学良提出八项主张，既非一时间头脑发热，也不是装门面做样子，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21]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

　　张学良究竟还准备做什么?也就是说，万一蒋介石坚持不在枪口下妥协，万一南京政府坚持诉诸武力，迫使他不得不象他在12月17日当面答应周恩来的那样，对蒋“行最后手段”之后，他准备怎么办?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准备“入山为匪”，或者叫“和红军一起打游击”。[22]

　　还在1936年4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在谈论是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了。[23]到1936年6月底，张更进一步提出了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24]其后，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求，但张学良仍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注意到这些重要的背景情况，就很容易理解张学良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的原因，也就不难想象张除了“兵谏”以外，还在想些什么。

　　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地发动这样一场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最初占了几个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最初显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蒋行动，这多少也在张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25]如此算来，在上述三条件中，张学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地方实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区别，事实上并非真的就支持南京“亲日派”之强硬立场，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之际，张学良的估计相当乐观，相信“此间诸事顺利”，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得到苏联的消息了。一旦苏联暗中同情并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6]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27]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不能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然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因此，苏联舆论的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28]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十七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象“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多半是他得知了苏联广播和报刊在12月14日的公开批评之后，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地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试想，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还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我们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试想，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29]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它固然仍旧不那么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30]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1]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学良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事变开始时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双方甚至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如何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一公开的“三位一体”的政权形式的问题。[32]这也就是说，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在西安城内，存有大量现金和钞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5: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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