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三）
2016-08-29 15:17: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08月20日 作者：杨奎松  点击：  复制链接

　　张学良达到他的目的了吗?

　　西安事变要想成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和谈。截止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的20日为止，实际上西安与南京都在准备依靠战争解决问题，它们之间的战火早已经点燃，只要中央军再继续进攻和轰炸，随着红军应邀东来咸阳，一场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无论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在短时期内非常之小，因此，和应该是最佳的选择。问题是，既然已经破釜沉舟，张学良已经再三宣布过他的决心，非蒋认输，不能解决问题，而蒋依其性格与威望，又必不肯轻易妥协，僵持下去，难免弄成鱼死网破的局面。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到来，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危险的局面。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名的强硬派，并且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33]辞职之后，宋子文仍积极推动过南京方面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同情过两广事变，甚至背地里明确表示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对宋颇抱好感，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毛泽东得知宋到来后，也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而宋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义举”，认为目前各方响应虽不可能，但只要“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与此同时，宋子文与蒋密谈后，亦显示蒋的态度出现松动。蒋表示：“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34]宋来西安不过一整天时间，其三面逢源，备受欢迎的情况，已十分明显。尽管宋这时的态度和谈话，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35]无论如何不合逻辑。事实表明，宋子文的到来，明显地为蒋提供了一个转环的条件，紧接着宋美龄的到来，则更进一步促使蒋沿着“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虑对策。[36]这样一来，张学良和蒋介石谈判的大门就渐渐地打开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龄推动蒋放弃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

　　关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后曾经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的态度，经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和《人民日报》详细披露中共中央事变后第二天的会议记录，和最初一段时间的报刊宣传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37]其实，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38]直到18日，我们才得以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里，看到可以保蒋安全的许诺，但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39]

　　与中共中央开始时的激烈主张比较起来，这里的条件已相当缓和，但比较张、杨的八项主张，可以看出，它仍要强硬得多。比如，张、杨所提不过“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救国会议”只起监督作用，而中共中央这里主张的却是：“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前者是以南京政府为正统，只要求“容纳”各党各派，后者则是否定南京的正统地位，要求根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意愿，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实上，考察这时中共中央的具体部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毛泽东多次讲，必须切实打几个大的胜仗，打痛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有可能到来。[40]

　　中共中央切实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是在12月19日政治局会后，特别是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之后。从21日参照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的和谈条件上可以看出，它的态度有了重大的改变。在这一天给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议：“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三)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41]

　　由于中共中央基本上接受了前述共产国际的提议，因此，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所提的条件，而这一新的提议，即使与张、杨之八项条件比，也有不小的让步。比如，中共中央不仅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其态度之日趋缓和，可见一斑。

　　但是，用自己方面的大幅度退让来争取和平前景，这却未必是张学良所希望的。[42]根据周恩来随后报告与张、杨商量的结果，可以看出张学良仍坚持应以八项条件的基本要求为谈判基础。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西安方面新提出的条件却仍旧相当强硬。它包括：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43]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换言之，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那种所谓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44]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允许宋子文在谈判问题上走多远，可以断言的只是，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可以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45]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关于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致电通知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他们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在这里，张学良显然放弃了当日白天谈判中曾提出过的三项前提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看来，两宋在谈判过程中充分合作的态度，再加上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促使军人出身的张学良决心不再拘泥于细节。毕竟，和平契机正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46]既然蒋夫人和蒋姻亲都已担保蒋定会接受六项条件，还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些具体的和平形式呢？

　　24日，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47]

　　只要与西安方面前提六条略加对照，即可看出，除西安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蒋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蒋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已一一承诺。

　　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48]

　　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而上午谈判后，蒋介石更接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49]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张学良亦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50]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51]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奋斗。[52]甚至在最终得知他将再无回陕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必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环办法”。[53]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内战停止了，联红容共实行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因此，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张学良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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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8—279页。

　　[2]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等文章和书中找到。

　　[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4]转见徐永昌1935年10月15日日记，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年版。

　　[5]该信写于12月9日，蒋在信中密嘱邵力子将准备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接替张学良的消息，透露给报刊记者。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之蒋介石亲笔函，并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事变史编写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6]张学良前引文。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10月9日，阎锡山建议徐向蒋介石建议“拉东北军入绥”抗日，徐谓：“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戌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失”。阎坚持不可，仍要徐请示于蒋。10月17日，徐到杭州见蒋，询以阎先生拟请东北军守绥事，蒋当场否定，称此议不妥。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10月9、17日条。

　　[7]李云汉前引书，第98，104－105页。

　　[8]蒋介石前引文。

　　[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3－1054页。

　　[1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6－1057页。

　　[11]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66－1067页。

　　[12] 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0页。

　　[13]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73，1075－1077页。

　　[14]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0－1081页。

　　[15]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8页。

　　[16]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9－1090页。

　　[17]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96－1097页。

　　[18]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02－1103页。

　　[19]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55页。

　　[20]徐永昌1936年10月30日日记记述说，蒋当时对主张和共的张学良说：“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见前引《徐永昌日记》，第3册。

　　[21]即使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也多次谈到张再三要蒋接受八项主张的情况。

　　[22]据《刘鼎札记》称，1936年7月初，张学良曾准备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合在一起，放开手干，以免遭蒋介石的暗算。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68—169页。刘鼎在这里回忆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时间上差了两个月。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3]见《周恩来致洛、毛、彭电》，1936年4月11日，其中周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24]见拙作：《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6]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7]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64—67页。

　　[28]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张魁堂前引书，第208页。

　　[29] 《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17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085页。

　　[30]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48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３期，第78页。

　　[32]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3]参见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０年版，第213－221页。

　　[34] 《李允生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9月16日；《周恩来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

　　[35]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的，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36]蒋介石前引书，其中明确记述说，这是宋美龄劝告他的话。　

　　[37]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38]见《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据张培森等文章说，直到12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才明确否定了公审蒋介石的口号。张培森前引文。

　　[39]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0]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1] 《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42]申伯纯回忆说，当张学良对中共态度的日趋软化颇有牢骚，称“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1页。

　　[43]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44]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

　　[45]同前引《周恩来选集》(上)，第70页。据周报告：“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46]蒋介石12月17日曾有手令由蒋鼎文转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进攻和轰炸三天，即以17日至19日三天为限停止进攻和轰炸。后因宋子文20日赴西安调处，宋美龄坚持展期三日。至22日，宋美龄再赴西安，进攻自然再度展期，据宋美龄告诉张学良，12月25日圣诞节为停止进攻最后一天。因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这时均在西安，南京内部主和力量大弱，此确实非常关键，因再无人能够阻止南京发动进攻了。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47]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张学良当日是否见了蒋介石，而蒋是否当面对他作出上述许诺？无论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或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皆无蛛丝马迹可寻，甚至连当日蒋与张见面的事都未提及。从周恩来的报告中也不能看得很清楚，电报中只有“今日蒋答复张”六个字。至于这究竟是蒋自己答复张，还是两宋转述蒋的答复，也不得而知。但联系23日夜周恩来转述的西安方面的要求，可知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直接担保下，取得蒋对以后实行六项条件的允诺，至少还是西安方面是否放蒋的重要条件。张学良无论如何不会连这一点也弃之不顾。问题只是在于，无论周恩来，还是杨虎城，此后都没有能够照原议“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周虽于23、24两日见过宋美龄两次，并于25日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亲口”就西安方面六条做出保证者，恐怕仅此一次，而这一次却又恰恰不能得到确切的证实，这就使得这一问题长期成为历史的悬案，惹得后人争论不休。

　　[48]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在这里，关于周恩来所报告的这次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以及周恩来见蒋介石的时间，一般史书上均认为是12月24日的事。如《西安事变简史》、张魁堂《张学良传》、周毅等《东北军史》等均称：周恩来等与宋氏兄妹的谈判日期是在24日上午，见蒋是24日晚上，并说是由宋氏兄妹陪同去的。但这种说法看来很值得怀疑。首先，根据张学良的说法，已知陪同周去见蒋者，实际应为张学良，而非宋氏兄妹。其次，周报告与两宋谈判情况的电报是25日晚7时发出的，其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所报告的这次谈判是前一天上午发生的。而周自到西安之后，每天一般都有几封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有关情况，从早到晚，有事必报，没有一次重要谈判、谈话和有关的决定不是当天并且是事过不久即报告中共中央的。何以这次24日上午的谈判结果、24日晚上周恩来见蒋这样一些几乎是最重要的情况，周恩来要拖到第二天蒋介石走后的晚上7点钟才报告中共中央？何况，如果24日白天真的有过与两宋的谈判，为什么24日晚7时半周恩来只报告了蒋介石答复张学良对于六项条件的承诺，却不报告当天上午已经完成的内容大致相同的谈判情况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依笔者之见，周恩来25日晚7时报告的与两宋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在25日上午进行的。而从周恩来25日晚电报报告的顺序判断，周之见蒋似应在谈判之后，故此判断周见蒋也是在25日，即在谈判结束之后。

　　[49]前引《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50]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0—1111页。

　　[51]转见《周、博致彭、任电》，1936年12月30日。

　　[52]张学良：《元旦告东北军将士书》，1937年1月1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3—1114页。

　　[53] 《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前引《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17—1119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9 15: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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