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地区民族学调查与研究述论
2016-09-02 16:31:21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颜克成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是我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族群众多，成为抗战时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区域。在梳理中国早期民族学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对有关云南地区抗战时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进行探究，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国民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民族学家个人“三位一体”的调研情况，正是三者的相互促进和影响，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和边政学的兴起，同时也带动了云南地区民族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云南；民族学；调查与研究

我国民族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的标志之一，是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始。民族学特有的学科特点和内容， 决定了学者们要从卷帙浩繁的文献到实地，从书斋到田野。中国广大的疆域和多民族组成的人口特点是民族学家研究调查的活动舞台。回顾一下我国早期民族学史，可以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民族学属性的实地考察是从我国西南地区开始的。故此，本文对抗战时期在云南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进行分析， 把这一时期的调研活动分为国民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民族学家个人三方面来进行具体的考察。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为做长期抗战准备，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亟须开展。民族学家岑家梧曾说：“抗战爆发后， 西南的地位益形重要，而西南种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题，亦益为各方面所重视。欲解决西南种族的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下手。”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云南的调查有：1938 年“西南边区民族调查”；对云南傣族人民调查； 云南地方当局于1939 年、1940年和1943 年对云南土司调查； 云南省边政机构的调查与研究。

1938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文件，“查西南各省边区，汉夷杂处，自古多事。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有以致之，值此全面抗战期间，所有地方秩序之稳定，民力之团结，具关重要。对于苗夷等族亟应因势利导，予以组织训练，使其效忠党国，藉以增强抗战力量。本部现拟编订宣抚苗夷方案，唯恐不明情形，将来实施困难，特制定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式，先事调查，以资参考。”这次调查以表格形式填写，内容有民族类别、居住地区、人口性别和数目、可劳动力数目及其生活习惯等，于1941 年8 月结束， 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的情况。1940 年，暹罗国改名泰国，日本以大泰族主义利用泰国，企图分化、骗诱我国西南地区的傣族外附。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国民政府外交部倍加重视此事，恐其酿成“东方慕尼黑阴谋”。则致函云南当局，“究竟贵省南部是否有所谓泰人杂居？ 如有，其散布之区域如何，人数若干以及有无特殊活动情形？ 相应咨请查明，饬查详情。”云南省民政厅于1940 年5 月开始对境内傣族进行调查，1941年7 月结束，基本上把云南境内的傣族活动情况调查清楚，粉碎了日本的阴谋。

从1939 年10 月至1944 年云南省地方当局分别对省内现任、现存、各属土司进行调查。对现任土司的调查是指对改土归流后各土司的名称、属别、职别和现任土司姓名、年龄、简历、备考等情况的调查，至1941 年5 月调查完成，统计出云南现任土司109 人。对于现存土司的调查是由于土司的状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如病亡、停职和自己要求改土归流。所以1940 年云南当局下令对川、康、滇、黔四省进行现存土司调查。“《现存土司调查表》的内容有：县别、土司名称、设置年代、现任土司、何种民族、管辖面积、人口、财富、学校数、识字人数、土司以下行政组织概况等11 项内容。”对各属土司的调查是因1940 年的土司调查不够全面和深入， 有土司的许多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上报，故1943 年，云南再次下发表格，逐一据实填查。抗战时期云南省三次土司调查，基本上保留了云南省土司的全部资料。与此同时，由于抗战时期云南的特殊地位，边政研究工作也变得极为突出，当时成立了“云南苗夷民族问题研究会”和“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民族学家江应樑为主任委员，并且在1945 年任车里县（今云南省景洪市）县长。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开展研究工作，制定出稳定和开发边疆民族的具体措施。其工作人员撰写了许多考察报告：《边疆行政人员手册》（江应樑）、《大小凉山开发方案》（江应樑）、《腾龙边境开发方案》（江应樑）、《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江应樑）、《云南全省边民分部册（上下册）》（杨履中主编）、《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设立中缅边区及卡拉山区特派员行政公署意见书》、《滇康边区盘夷实况及其治理方案》等等，这些调查报告和方案，对于国民政府治理云南边疆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也为民族学研究汇集了大批珍贵资料。

二

国内学术机构和团体在这一时期对云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当时在云南研究有关民族学的学术机构有：西南联大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云南以外的高校和学术机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云集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另外专门团体有中国民族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

西南联大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于1939 年成立，该所以我国民族人口为研究重点。其主要开展的工作有：1939 年1 月至4 月间，对云南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1942 年春进行昆明市、昆阳县、昆明县、晋宁县的户籍示范实验室的研究工作；1940 年2 月至1946 年1 月， 又开展呈贡县和昆阳县一镇三乡的户籍及人事登记情况。1939 年12 月至1940年3 月进行了呈贡县农业普查。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所长陈达于1945 年发表《从战时西南人口研究谈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人员周荣德写有《记昆明市户籍示范调查》。这些调查和研究是当时国内采用现代的普查方法进行的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口调查。对我国现代人口普查方式，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于1942 年6 月成立，由民族学家陶云逵主持，研究人员有冯文潜、黎国彬、高华年等。该研究室曾经为当时云南省政府修建由石屏到佛海（即现在的勐海）的铁路提供调查资料。他们对铁路沿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文、民俗、语言、文化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调查对象包括布依族、哈尼族、傣族、苗族、汉族等民族。取得了丰富的民族学成果，如：陶云逵《云南碧罗雪山之傈僳族》、《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黎宗献《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和《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高华年《黑夷语法》等等。主办杂志《边疆人文》，笔者可以查阅到该杂志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主要文章有：“陶云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张清常《大理民家情歌记谱》、《大理民家情歌之韵律》、《大理民家唱曲子的唱法》；罗常培《路南夷属音乐序》；马学良《黑夷作斋礼俗及其祖筒之关系》；高华年《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方国瑜《孟孝琚碑跋》；袁家骅《阿细情歌及其语言》”。

1938 年， 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创立社会学系，1939 年并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实地调查工作站，因工作站在昆明郊外的魁星阁，故称“魁阁”。后由费孝通负责工作站事宜，成员有田汝康、张之毅、许烺光等。同年，费孝通对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实地调查，写成《禄村农田》，其学生张之毅在随后对云南玉溪调研中，又写出《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 三篇文章后来合在一起， 称之为《云南三村》。除此之外其他人员的成果有：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滇西的巫术和科学》、《在祖先的荫蔽下》。其成员李有义研究了云南汉族、彝族杂居区的民族关系，于1943 年印行《汉夷杂区经济》一书，重点分析了汉夷关系的变迁，和他们的经济生活。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费孝通和他的成员比较注重集体研究，但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研究的专门题目，所涉及的课题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称史语所）在1938 年初迁至昆明，史语所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下属人类学组的《人类学集刊》都曾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做了探讨。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重要文章有陶云逵的《关于么些之名称分部与迁移》、《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人类学集刊》上的文章有：凌纯声的《唐代云南乌蛮与白蛮》，陶云逵的《么些族羊骨卜及蚆卜》，闻宥的《么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芮逸夫的《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攻略》。

在四川成都的华西坝，抗战时汇集了当时国内一批著名高校和研究所，有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抗战前华西协和大学就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边疆学会和边疆民族博物馆，出版杂志《中国边疆》。金陵大学边疆教研室的徐益棠主编了《边疆研究通讯》，李小缘主持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编辑有《边疆研究论丛》。1942 年燕京大学迁蓉后，由李安宅掌管社会学系物，后有林耀华任系主任，徐益棠、周励秋等都在燕京大学上课。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年迁蓉后，先后有顾颉刚、钱穆等主持工作。1941年，几所大学联合组建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语言、中国艺术和边疆问题，出版有《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几所大学的边疆民族学的研究与合作，使“华西坝成为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 甚至被有些人视为中国民族学的中心之一。”在这些研究机构中《中国边疆》发表的对云南民族研究的文章主要有：王建光《西南苗人之生活习俗》、曾问吾《明代平百夷斥地金沙江》等。《边疆研究通讯》中的主要文章有：卫惠林《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芮逸夫《西南民族语言分类》等。发表在《边疆研究论丛》的有：陶云逵《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刘铭恕《南诏来袭与大秦景教之摧残》、张介梅《摆夷婚姻习俗之初步研究》等。《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中的有：闻宥《云南四种儸文的初步计较》、傅懋勣《维西么些语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中的有杨汉先的《滇黔大花苗移入乌撒部考》、《大花苗的社会组织》等。

中山大学在1938 年迁至云南澄江时， 利用靠近边疆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收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也曾对大凉山彝民进行调查。在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 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 对沿途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做了考察。

中国民族学会是当时研究中国民族学的重要学术团体，它的成立“说明中国民族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学在中国由学科的创建发展到学术研究的气氛已初步形成”。学会当时在昆明发行的杂志是《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成为我国当时研究民族学的主要阵地。计这一时期在《西南边疆》发表的有关云南地区民族学研究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陶云逵《俅江纪程》；凌纯声《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研究》；江应樑《蛮彝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方国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卡瓦山闻见记》、《裸黑山旅行记》；赵晚屏《芒市摆夷的汉化程度》；周光倬《滇缅边境之种族界线》；岑家梧《云南嵩明县之花苗》；李景汉《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和永惠《云南西北之康族》；白寿彝《关于咸同滇乱之弹词及小说》；马学良《云南倮族之神话》、《宣威倮民的丧葬制度》、《云南倮民的神话》；伊子建《滇西野人山纪实》等等。在《边疆研究周刊》上发表的有：南江《记云南民家人》、《滇边土司》、《摆夷人的婚姻》；吴之光《哀牢考》；江风《滇缅边境上的掸人研究》。

除中国民族学会外， 中国边政学会于1941 年建立，出版《边政公论》杂志，是抗战时研究民族学的重要刊物。“闻宥的《哀牢与南诏》，以及与杨汉先合作撰写的《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陶云逵的《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的关系》；罗莘田的《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 丁骕的《西南民族考释》；李洁非的《南诏建国始末》；雷金流的《云南澄江倮倮的祖先崇拜》；岑家梧的《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罗常培的《贡山怒语初探叙论》；芮逸夫的《西南边民与缅甸民族》；吴泽霖的《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等是《边政公论》上刊登的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主要文章。

三

抗战时期，许多民族学家跋山涉水，或随国民政府组织的考察团调查民情，或受所属机构派遣进行研究。1937 年7 月，中山大学文科院研究所和云南省政府派遣江应樑以“云南西部民族考察团”的身份进入德宏傣族地区调查。“江应樑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人类学者身份进入高黎贡山以西，对傣族社会进行较为细致的田野考察研究的。”历时10个月， 著有《滇西摆夷研究》、《摆夷的文化生活》、《滇南沙甸回族农村研究》、《傣族史》等。1938 年，在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下，岑家梧赴云南东北部的嵩明苗族聚居地调查，后写成《云南嵩明县花苗研究》和《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等高水准的学术文章。1941 年许烺光对大理“西镇”（西洲）之祖先崇拜进行调研，经过14 个月调查，写成《滇西的巫术和科学》。1942 年芮逸夫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派遣下对川南和黔滇交界地区的苗族族群进行调查，对白苗和花苗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做了重点的考察，又请苗胞到研究所里补充苗语和婚丧嫁娶的资料”。1943 年10 月，陈翰笙等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进行农村调研，著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同年，陶云逵带领人员“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西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开展工作调研，对鲁勉山纳西族的社会组织与宗教、傣族的人文地理、纳西的语言文字、彝族社会组织及宗教、手工艺术等做了大量调查工作。”

国外民族学家在抗战时期也有许多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成果， 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20—40年代长期在云南丽江等地的纳西族中生活，广泛收集东巴文经书，著有《中国的西南古纳西王国》等著作和文章”，另有德国女民族学家鲍克兰著有《大理地名考》（英文）和《读东南亚州铜鼓考》。日本的和田清、松本信广等学者在日本的《史学杂志》上也曾有介绍云南地区历史、社会的文章。

四

因抗战烽火燃起，使得西南地位骤显，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的重视程度大为增加，形成了政府、高校学术研究机关和团体、民族学家个人“三位一体”的调研情况。“抗战救国”的共同目标使三方面相互促进。因为有了民族学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时的传播和初步发展，才能使国民政府首次运用民族学的方法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政府有关机构的调查和派出的考察团又多是邀请有民族学背景的学者（如江应樑、陶云逵、李景汉等）参加，则可以使民族学家们亲自进行专业调查方法上的实践，收集第一手材料，使得研究情况摆脱了抗战前机械运用西方民族学理论上的缺陷，可以使理论和实践同时进行，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高校和学术机关团体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国民政府的配合和支持（如边政学会的成立就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下属机构蒙藏委员会）， 研究者个人和学术团体可以系统地收集民族资料，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如对傣族地区的调查）。所以此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某些借鉴。当然，国民政府的民族调查工作是在抗战这一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政治上是为了稳定抗战的大后方，维护其统治地位，在具体的工作中也有很多错误，有些地方出现了有令不行或者借故拖延的情况。如对现任土司的调查中，1939 年10 月发布命令，要求时间是1 个月，但最后完成是在1941年，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在调查中的汉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多有显露，对少数民族仍采用了传统的“苗、蛮、夷”等称谓。

民族学者在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文所列刊物、杂志中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印证。总结一下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有对于民族社会经济的介绍，如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陶云逵、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等；有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分析，如江应樑《蛮彝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有民族历史的追溯，如董作宾的《爨人谱系新证》、闻宥的《哀牢与南诏》等；有对民族语言文字的考订，如芮逸夫的《西南民族语言问题》、傅懋勣的《维西么些语研究》等；有民族神话传说的考释，如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马学良的《云南倮族之神话》等；有民族风俗信仰的诠释，如吴泽霖的《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陶云逵的《么些族羊骨卜及蚆卜》等；有民族地理的探究，如周光倬的《滇缅边境之种族界线》、凌纯声的《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等；有民族艺术的总结，如张清常的《大理民家情歌记谱》、罗常培的《路南夷属音乐序》等。笔者文章所列只是这些刊物杂志的一部分， 但是见微知著，这些文章是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反映和真实概括，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惊人的，同时也为现代研究边疆地区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史地学、社会学、艺术学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文献，还进一步说明了民族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必然有其兼容并蓄的特性。

民族学的调研对云南地方学术界开展民族学研究和云南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云南的多民族、多元生态环境、多元文化特性，使之成为研究民族学的沃土，但抗战前一般是省外或者国外民族学家到云南来进行调查研究，云南本地学术研究却因为地处边疆，族群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山水之遥，交通不便，国际或国内学术前沿上的成果得不到广泛的吸收转化而处于较低水平。但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到来，云南和昆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如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楚图南、方国瑜、姜亮夫等，原不是研究民族学的，但在这个时期，都写出了不少具有高质量的学术性论著，使得云南省学术研究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变成了民族学研究。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边政学的兴起，吴文藻《边政学发凡》中提到：“边政学以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与人类学同时着眼”，对于边疆地区政治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的视角。《边政公论》刊登了大量研究民族学方面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只有认清边疆民族的政治传统、思想文化等，才能制定更好的边疆政策。另外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云南本地教育情况后，写下了很多关于边疆教育的文章， 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如杨成志的《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邱纪风的《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江应樑的《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吴宗济的《拼音文字与西南边民教育》等。国民政府成立的边疆教育委员会曾邀请了吴文藻、凌纯声、刘锡藩等著名学者指导边疆教育，而且凌纯声还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一职。再者众多高校汇集昆明，一时间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这些形势为云南当地的教育注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使云南的中学、高校教育质量突飞猛进。

总结抗战时期对云南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到当时我国老一辈民族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在吸收当时国外民族学各项理论的基础上，皆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既能在注重汉族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族群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又运用我国古代丰富的民族史料，使学者在田野调查研究的同时，追根溯源，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相互参证，使得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一目了然。这使得我国民族学在当时可以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民族学。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2 16:33:5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下一篇：责任与使命——中国抗战研究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