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社会性别研究——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例
2016-09-03 10:38:49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尹仑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期间，中华大地无数英雄女儿和男子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付出了青春与生命。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宏观背景下的大事件、大战役，或者著名的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社会公众也多关注以男性为主的抗战老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抗战女兵这一特殊群体。本文基于社会性别、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视角，开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跨学科研究，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滇抗战为例，分析和探讨女性在战阵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同时，本文通过云南滇军女兵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在女性战争历史、战争中两性的复杂角色和社会行为、战争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构建等三个领域，分析战争与性别研究的特殊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论何种文明，都会有战争。在人类社会中战争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和规模相伴随，从这个意义来思考人类文明与社会时，战争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和现象。而每次战争，不论形态不同与规模大小，都会有女性的参与。通常认为，女性一般是战争中的弱势群体或者被动受害者，但在很多战争中，女性不仅主动积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直以来，性别角色是战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学界对性别与战争关系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困惑，女性参与战争被认为仅是与通常的社会状态不同的例外。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治决策，女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社会性别、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界在试图理解性别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目前在中国，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社会学、人类学学界，几乎一直没有思考过女性与战争的问题。由于被排除在学科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外，所以除了个别个案以外，女性与战争的研究很少被主流学界提及。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期间，巾帼不让须眉，中华大地无数英雄女儿和男子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近代木兰从军故事，最终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付出了铁血青春与生命。但是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宏观背景下的大事件、大战役，或者著名的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近年来，社会公众也多关注以男性为主的抗战老兵。

在上述背景下，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抗战女兵这一特殊群体，而她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付出的牺牲丝毫不逊色于男性，甚至更为悲壮和激烈。中国抗日战争的社会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女兵与抗日战争这一主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战争与性别的研究涵盖了社会多个层面的问题及其分析，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基于社会性别、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视角，开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以云南滇军女兵出滇抗战为例，分析和探讨女性在战阵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缅怀女兵先烈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意在着眼当下，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正能量。同时，本文通过云南滇军女兵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在女性战争历史、战争中两性的复杂角色和社会行为、战争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构建等三个领域，分析战争与性别研究的特殊意义。

一、“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与社会背景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云南逐渐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社会氛围与环境。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社会生活中，云南女性也都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能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活动中，特别是积极参与到了护国战争和靖国战争等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上述背景下，云南于抗日战争时期能够踊跃出大批具有进步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女性支持抗战，并且主动参与到军队中成为女军人，离开家乡开赴到战争最前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直接和重要的贡献。

因此，云南滇军女兵参加抗日战争是与近代云南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靖国战争等特殊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分不开的：首先，在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共和、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逐步深入人心，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中歧视女性的封建思想受到挑战，大批女性的思想得到解放，主动追求社会权利与地位；其次，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反对袁世凯封建复辟、维护共和民主政体，大批女性，尤其是青年女学生，积极在后方游行演讲、捐钱捐物，丛精神与物质上支持了护国军将士，为护国运动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爱国独立思想的影响

1911年11月1日，云南重九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李根源为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辛亥革命后，云南社会各界提倡“自由平等”、“文明世界”、“改良开通”等改革精神和举措，在这一社会氛围背景下，云南军都督政府从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价值观出发，颁布了一系列布告和施政纲要，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政策，并在社会各领域实施革新。

首先，思想道德领域的改革。在当时云南男女平等的改革进程中，最受重视、影响最大、矛盾最激烈的就是针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思想道德改革。云南军都督政府认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根本特征是“不平等之道德”。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所派生出来的忠、孝、节三种基本道德，“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云南军都督政府组织拥有新思想的文人，从“求乐免苦”的人性论出发，对封建理学家所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3]

其次，社会习俗领域的改革。云南军都督政府创立“天足会”，研究正常生理，禁止女性缠足。同时改革各种旧的礼俗和习惯，废除跪拜、改革婚礼婚俗。

第三，学校教育领域的改革。云南军都督政府在教育方面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认为“文明各国实业教育，以训育之，富强之，效端于此。” 1912年，云南军都督政府在前清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职业学堂的基础上成立云南省会女子师范学校，师资、教具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女子师范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是云南社会“男女平等”进步与发展的客观标志。

在上述云南军都督府的“男女平等”政策和举措下，当时的云南各界女性掀起了爱国热潮，积极参与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各项事业的重建工作中去。在这一热潮下，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并避免向欧美列强举借外债，云南军都督府专门发行了“女子爱国富签公债，以专收女子首饰填给公债票为主旨。”其结果“计先后所入十余万，虽未能骤集巨款而财力得以稍纡”。云南社会各界女性积极购买军都督府发行的公债，甚至捐献自己的金银首饰，体现了当时云南女性爱国与独立的精神。

（二）护国运动时期女性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

护国运动自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后开始，持续到护国战争结束之后直至军务院撤销，历时长达数年之久，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其意义深远。虽然作为一次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影响巨大，是一次民众，特别是女性，积极参与的革命运动。

护国军宣布组建之后，云南各地广大男女青年踊跃响应，形成了支持护国军的热潮。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讨袁学生队”，并上书云南都督府说：“共和国家者，国民之国家也；能保护其国家，须国民皆有当兵之义务；我国虽尚未实行征兵之制，而在国民，......亦不可无当兵之心，况学生哉？......生等所以日夜踟躇不安，群情愤激，而有讨袁学生队之组织也。本校学生约六百余，除残疾及其要事缠身者外，至少尚有二三百人，若编为一队，得良善军官严肃教练，数日后可以即戎矣。”护国运动开始之后，“滇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如火燎原。无论是军队里，或城市乡村，都呈现一片反袁呼声。”一九一六年元旦，云南各族各界人民，在省城昆明举行“拥护共和”纪念大会，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兹届民国五年一月一日，为我滇维护共和之大纪念。是日各家铺户，均张灯结彩，悬挂国旗，并于门口张贴红纸金书‘永护共和大纪念’字样......同庆共和”。当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从昆明出发时，“各界均悬旗欢送，沿途唱万岁，声震山谷，......实为从来所未有。”“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两三千人集中在状元楼热烈欢送。许多女学生还送手巾给出征官兵。”时任云南都督府秘书厅厅长由于龙记载：“当教场誓师那一天，昆明全体人民，不约而同，结队成群，在街上游行，高呼‘拥护共和民国’的口号。”

云南都督府为了筹集护国军费，成立了筹饷局，由李烈钧任局长，向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筹集军费，一时间各界人民立即踊跃捐献。“人民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至晚不止。妇女们把簪环首饰拿来抵交的很多，都是自动自愿。” 护国运动胜利后，云南都督府为参与护国战争的有功军人向北京中央政府申请勋位、授予勋章，以兹奖励，但范围大都局限于军人和政要。为了奖励参与护国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女性，云南都督府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正式制定和颁布了《拥护共和奖章条例》、《拥护共和捐款奖励章程》、《拥护共和纪念章条例》等一系列“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特别注明，授予于护国运动有贡献和有功的女性以“拥护共和奖章”和“拥护共和纪念章”。本国妇女查明确为护国军出力者得按照所列各种分别给章。[11]“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特别强调对女性的奖励，不仅体现了女性对护国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巨大贡献，而且这在当时中国的奖功制度中也是独一无二和“敢为天下先”的，表明这一奖功制度突破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具有先进的社会性别视角和男女平等的观念。

护国运动得到了云南女性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在“拥护共和”这一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各尽其力，要么积极捐资助饷，要么抚慰伤员，可以说护国运动是一次女性积极参与的革命运动。

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云南各界妇女率先开展了抗日救亡的运动。1937年10月5日，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省妇女会的组织下，昆明市的女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进行抗战请愿游行。游行逐渐吸引了社会各界女同胞的参加，形成了四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请愿队伍最终向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进发。进入五华山后，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光复楼前接见了请愿队伍，对女学生及各界女同胞的爱国精神进行了褒奖，并作了热情鼓励的讲话：“女青年学生，奋起爱国准备投笔从戎，当云南省的新花木兰，精神十分可嘉。省府目前派遣了第六十军开赴前线。希望你们组织起来，自费自助，至于军事、医护训练事宜，省府自当派员协助，一俟前方需要，即可送你们开赴前线，参与战地抗日工作。”

请愿活动结束后，几十名自愿报名的女学生经体格检查合格以后，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推选徐汉君、胡廷壁两位女生为正副团长，吴秉坤、宋志飞、姚仙名为一、二、三区队长，随即开展了军事训练、战地医护、宣传讲演唱歌等科目的训练。一个月以后，在第六十军军长卢汉的要求下，省政府给“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下达了命令：“顷接第六十军卢汉军长来电，要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工作，希即准备出发。”于是，六十名团员正式开赴抗战前线。

1937年12月13日，也正是南京沦陷之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乘四辆军车自云南出发后，途经贵州、湖南两省，于1938年元旦到达第六十军军部所在地湖北纸坊，随即分头到各师团慰问官兵，通过表演以抗战为主题的唱歌、话剧和联欢等形式来振奋军队，官兵士气高涨。于是卢汉军长正式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编入六十军部队序列，配发统一军服和装备，名称改为“云南女学生军”，并进一步开展集训，系统进行军事知识、游击战术、宣传工作、医护知识、日本侵华史、统一战线等课程的培训。同时，“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要求当时在汉口的音乐家冼星海为六十军谱写军歌，军歌完成后女学生军们又在部队中教官兵们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这首军歌也载入了史册。

随着抗战局势的进一步严峻，“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第六十军开赴战争前线，在战争中先后开展了救护伤兵、宣传抗日、收养战争孤儿等三个方面的实际工作，为滇军六十军的对日作战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个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救护伤兵

1938年4月下旬，鲁南台儿庄大战激烈，六十军东调，奉命参与鲁南第二次会战。“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也自愿奔赴前线，卢汉军长对此非常感动并给予了褒奖：“你们这些小姑娘。冲到前线打鬼子，很好很好，马上到军医处报到，配合他们抢救转运伤员”。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激烈战斗中，“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先后在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救护伤员。

5月初，“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禹王山，准备慰问和救护与日军展开反复拉锯战的第一八四师官兵，途中遭遇日军伏击，所幸未有伤亡。在禹王山，“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先后见到了第一八四师张冲师长、一零八六团杨洪元团长，并向官兵赠送来自云南家乡的慰问品，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

1938年5月17日，六十军奉命调防整编。经过台儿庄一战，六十军伤员约计总数3000多人，于是在武昌白沙州设立166后方医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奉调到医院工作，开始积极救护伤员。六十军参加武汉会战时，针对日军使用的糜烂瓦斯等化学武器，“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不仅为受伤官兵治疗，而且还为当地受伤的百姓医治。

1938年秋，六十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辖五十八军，奉命奔赴赣北，防守高安、奉新一线，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在高安、奉新的多次拉锯战中，“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兵被分配到各个军中工作。其中分配到第十一师的白君芬等女兵们在军医处全体阵亡的情况下，承担了全部医护工作，抢救了上百伤员，受到了上级嘉奖。

（二）宣传抗日

在武汉会战期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被分配到六十军各师政治部，除了救护伤兵以外还主要开展宣传抗日工作。行军沿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书写抗战胜利的壁报与标语，并到处张贴。

1938年冬，由于减员严重，卢汉军长命令“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赵凤雅、李淑贞、曾昭惠等六名女兵随新三军回云南接收新兵。回到昆明后，女兵们迅速分散到各个新兵集训点，为新兵讲战地见闻、演唱爱国救亡歌曲、表演“保卫领空”、“流浪者之歌”等抗战话剧，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新兵的士气。同时，女兵们还为前方战士进行医药募捐活动，云南各界人士积极捐款，特别是很多妇女直接变卖金银首饰以支持前方抗战将士。

（三）收养战争孤儿

1939年冬，六十军转战江西，收复了赣北高安、奉新一带，与日军的战争成为胶着状态。由于战争激烈，很多当地百姓或者流离失所、或者丧失性命，收复失地后有很多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孤儿。在这一背景下，时任军长安恩溥命令“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六十军难童教养院”，收容战争孤儿。“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迅速完成了成立难童教养院的规划，并在六十军军部的批准和支持下，开展了收容难童的工作。

“六十军难童教养院”成立后收容了57名孤儿，除了照顾孤儿们的日常生活以外，难童教养院的女兵们还为孤儿开设文化课程，教他们识字学习。同时，女兵们还组织孤儿学唱“六十军军歌”、“大刀进行曲”、“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等抗日救亡歌曲，宣讲爱国故事。

三、“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时期的影响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出现引起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普通民众、英美盟国和日本侵略军等抗战各方力量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

1938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驻扎在汉口时，受到了邓颖超和郭沫若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员的重视，专门给“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进行了统一战线与全民族抗战的讲课。在课上，邓颖超同志阐述了国共两党紧密合作是挽救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教育我们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不利于两党合作的事不做，不利于两党合作的话不讲。邓颖超同志还从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分析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利于持久战，加之有国际上的支援，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抗战必胜。邓颖超同志的讲课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增强了抗日的信心。郭沫若同志专门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开了一个座谈会，鼓励滇军女战士要为抗战贡献力量，要继承和发扬云南护国起义的斗争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李莹、邓秉珍等六位同志投奔陕北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了光荣的八路军女战士。

（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妇女抗战政策产生了影响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驻扎长沙期间，得到了国民党各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胡若愚等亲自来驻地看望，希望“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努力锻炼，为国效力，为云南妇女争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特派女儿张素娥为代表，前来慰问，并赠送锦旗等慰问品。

在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代表的全国各界妇女积极参加抗战的背景下，当时的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动员妇女参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38 年4 月，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妇女工作旨在“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13]随后，蒋介石也于“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妇女同胞，占全国人口之半，也就是我们整个民族一半力量所寄，我们需要增强国力，是要使多数女同胞动员起来，在家庭、在社会一齐策动改进国民生活和加强抗战力量的工作。” 宋美龄则认为妇女的解放与民族的救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她说：“国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是不分男女的，尤其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女子解放，要看我们女子本身的努力……我们女子对国家民族和世界人类有确实的贡献，女子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提高……只讲妇女解放还不够，还要用我们妇女的力量，来达到全民族同胞的解放，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

（三）“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从出滇伊始，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不仅有云南人民做为其坚强后盾，而且还得到了贵州、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人民的积极支持，与各地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发。沿途欢送人群包括大、中、小学的学生、机关代表、各行各业的市民等云南各界民众上万人。欢送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抗战口号声此起彼伏，各单位和市民们放鞭炮、敲锣打鼓，给“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赠送锦旗、纪念册和慰问品等。行至贵阳时，贵阳人民团体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赞扬和鼓励女战士们。在欢迎大会上，有六位贵阳女学生当场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共同随军开赴前线抗日。在湖南和湖北时，当地民众非常关心“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甚至把女战士请到家中热情接待。

在台儿庄大战期间，当地老百姓主动给“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提供帮助和支持，送水和食物。战役结束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跟随六十军作战部队经山东、江苏、河南边境急行军转移至安徽。离开台儿庄时，当地老百姓提着水和鸡蛋送别，喊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为“女老总”，说到：“老总喝口水，吃个蛋，不要钱的，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你们辛苦了”。

（四）“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报道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妇女对待抗日战争的积极态度，受到了英美等盟国舆论的广泛赞誉。1938年3月，几位英国记者专门来到战地服务团驻地进行采访并拍摄记录影片，把女战士们受训情况、救护演习、演讲宣传、文艺演出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况拍成纪录片，带回英国和西欧放映。

当时英国的《大陆报》做了这样的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着60位女孩子（大多数是女学生）“加入了中国军队，现在她们是属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这服务团正向平汉线行进，为前方的中国守军服务。随了她们的省军，经过几万里崎岖不平的中国最难走的山路。在她们未曾出发到火线以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她们还用了一部分时间，在难民收容队、伤病医院和其它各种战时的救济机关里，担任了急救的工作......她们在从昆明到汉口的行程中，充满了可怕的经历，有几次她们曾受到飞机的轰炸，其他时候在峻险的山岭和山路上行军前进，她们很勇敢地来抵抗危险，并心愿地受到种种痛苦，她们用勇敢和坚忍对抗这些天然的障碍和工作的严酷，足使许多男子对她们有些愧色。”

（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引起了侵华日军的关注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侵华日军的关注。在保卫武汉大会战期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被分配到各师政治部做宣传救护工作，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杨新一带作战，抓到几个日军俘虏。据他们交代，日军把云南的六十军成为“南蛮兵”，把“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称为“女南蛮兵”。于是根据日军俘虏的交代，“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们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这首诗反映了战地服务团女战士们积极乐观的战斗精神。

四、战争与性别：“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意义

当前在中国学界，无论是在历史学、社会性别或者人类学等学科，女性与抗日战争的研究目前还不多，特别是针对女性参与抗日战争的研究更为少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有着对女性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女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隐形战士，但是在当时交战的双方国家中，女性参与战争的方式和环境也是不同的。例如德国、苏联和英国都有成百上千的女性应征入伍并开赴前线，她们不仅救助伤员、进行鼓舞士气的宣传工作，而且直接参加战斗、杀伤敌人，同时这些英勇作战的女兵也被击毙、杀伤和俘虏。而与此形成像明对比的是，美国没有女性直接参与战争，美国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支持女性进入前线作战部队，甚至也不鼓励女性在后方从事医疗救护工作。这与上述国家社会环境以及价值观中对女性地位和角色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性别与战争研究涵盖的主题包括女性战争历史、战争中两性的复杂角色和社会行为、战争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构建等。战争并不特别是某个性别，例如男性的自然天性，性别模式往往形成了男人、女人与孩子在战争中的不同需求。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被世界所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没有取得相应的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记录和纪念。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女性”这一主题则被隆重纪念和深入研究，例如在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博物馆就有专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女性”专题研究。同时，相关学者还具体针对个体女性在欧洲、阿尔及尔、菲律宾和美国本土的研究，分析了二战中美国女性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对国家赢得这场战争的贡献。因此，开展“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与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具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而且还可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突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填补世界女性战争史的空白，对国际学术界的战争与性别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可以从一个角度透视出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男性与女性复杂的角色和社会行为。云南虽然地处边疆，但是广大女性与男性一样，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云南女性采取了和男性一样的行动：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甚至直接参军从戎。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女性在成为抗战女兵后，和男兵介入战争的直接战斗行动有所不同，她们更多地在后方从事医疗救护、宣传鼓动等任务，在战争相持期还开始了照顾孤儿的工作。这反映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特殊角色，以及基于这一角色的特殊行动。

研究“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与抗日战争，还可以分析抗日战争中中国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构建。毫无疑问，战争中性别的主体是男性，但是如果忽视女性，而仅仅研究和分析男性在战争中的性别地位和作用是不完整的，更无法深刻理解全民抗战的抗日战争。因此，“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与抗日战争的社会性别分析，为全面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战争与性别的研究是一个有着时空背景的过程：从生理到个体行为、社会制度、国家、国际体系和全球趋势等等。因此，战争与性别的研究往往与生物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交叉。在中国，战争与社会性别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关注和重视，以期取得进一步的学术成绩和社会影响。

（本文系云南民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喜马拉雅向东延伸地带的性别、环境与发展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TD201302。）

作者简介：尹仑，男，白族，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中国抗日战争历史。

文章出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3 10: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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