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在江西的历史研究刍议
2016-09-03 10:53:36  来源：和合艺术馆微信公众号 作者：裴满意  点击：  复制链接

对于抗战时期各大学内迁至西安、昆明、汉中、贵阳、重庆等地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部分学校经过江西境内的研究却梳理得不够系统。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始就不断有高校迁往江西，如上海的复旦、大夏大学，以及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等学校。它们在江西逗留的时间虽不长，但是颠沛流离中依然保留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火种，为更清晰而有针对性的把其中的来龙去脉理清楚，故而本文只针对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在江西的历史进行梳理。

针对这一段历史，阮荣春、胡光华在《中华民国美术史》、陈瑞林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以及中国美术学院1988年出版的《艺术摇篮》，199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华》等著作与校史中，都有零星记载，但是不系统，并且存在些许失真的问题，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发现，特别是不同亲历者的口述以及回忆录的陆续出版，可以不断地修正这一段“往事”。“口述史”或“回忆录”与官方著作不同，它比较随意，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记忆失误，导致南辕北辙，甚至可能为“隐藏”某人某事，以及自己心中的“诡秘”，而捏造历史。但是“口述史”或“回忆录”对于史学的研究意义却不容忽视，也正是它的私密性，口述或回忆录，往往能透露出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甚至提出“当代美术口述史”的想法。本文便试图利用不同亲历者的“口述”或“回忆录”来推演、论证、修正抗战时期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在江西的历史，这未必为严谨的科学论证，但是作为一种史学方法的一种尝试，以兹刍议，亦未免不可。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８月11日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但并未有内迁战区高校的打算。“八一三”上海战事开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８月19日检发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对战区院校的出路设计了由非战区学校收容学生、维持课务或短期休课、迁校或暂时停闭等几种安排，可以看作是高校内迁酝酿之发端。紧接着９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又下发了《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高校内迁的战时计划。

此时北平艺专部分师生在校长赵太侔的带领下南迁至江西牯岭，后转至沅陵与国立杭州艺专合并成国立艺专，但是具体南迁、合并时间与以及南迁后在牯岭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大部分报道与文件都是简要概述。如李中华在《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探究》一文的后面所附的“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大事记”写到1937年7月7日后便无下文。又如《难忘帅府园：国立北平艺专迁校纪略》一文中只写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立北平艺专部分师生在校长赵太侔带领下南迁湖南沅陵后，于1938年6月间，奉教育部令与国立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这种概述太过简略，且其言是1938年6月间，奉教育部令与国立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与南迁的亲历者丁天缺在自传《顾镜遗梦》中的回忆：“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命令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的时间不同。那事实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关于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的合并，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相关，该方案明确了两校合并的安排，并有调整经费划拨的说明。关于《方案》出台的时间，收录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书，该书显示的时间为1937年，而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方案》的时间在1938年初。又查高翔所著的研究论文《国立艺专迁滇办学始末考》，其言“《方案》的出台还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人事变更有密切关系。1938年1月1日陈立夫接替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 长（至1944年11月20日），说明国民政府开始统筹考虑高等教育的内迁问题”，并进一步写道“1938年２月，国立杭州艺专奉部命到达了沅陵，这时因抗战同样内迁的北平艺专已先期迁到了沅陵。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专员张道藩来主持两校合并事宜，定沅江东岸的沅陵老鸦溪为临时校址，改称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综合丁天缺的回忆与《方案》的出台时间和张道藩的到校时，可判断上文“6月”为两校合并的时间，这一说并不合理。

那么北平国立艺专具体是什么时间到达九江的呢，在九江有做了什么呢？目前尚无官方确切资料显示，高翔在《国立艺专迁滇办学始末考》一文中写道：“1937年北平战事发生后，国民政府要求各高校‘以就地维 持课务为原则’，导致北平的许多高校师生并未立即南下，而是持观望态度。虽然教育部随后开始着手内迂高校，但此时日军的封锁与家庭的拖累，打消了许多教师的内迁计划。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艺专的部分师生们仓皇南迁，在校长赵太侔的带领下于１０月辗转流徙至江西牯岭办学。”由此可知高翔认为是10月抵达教学九江牯岭，但事实是如此吗？在没有找到其他官方资料之前，笔者只能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来论证其正确与否。

查马建成编著的《口述湖南美术史》，其中关于这段时间，其记载到：“北平艺专经江西庐山，于1937年底抵达沅陵。杭州艺专经浙江诸暨、江西鹰潭、湖南长沙，于1938年初抵沅陵。至此两大国立艺专齐至湘西小城沅陵。1938年3月，遵当时教育部令，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又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沅陵，并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赵太侔、常书鸿为委员，李有行为教务主任，校舍为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在老鸦溪南岸的一处宅院。”

再查吕彭所著的《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记录这一时期的文字为：“卢沟桥事变后之后的7月16日，庞薰琹被安排撤离北京去上海。不久，庞薰琹与王临乙在九江与北平先到的师生汇合，继续教学，这时‘商业美术课’，被改为‘抗日宣传画课’。11月，学校接到教育部命令，从庐山撤离到湘西沅陵。”

再查庞薰琹之女庞涛的年谱，其记载：“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随父母匆忙离开北平，先到上海，之后到九江与刚撤离的国立北平艺专师生会合，大雪纷飞上庐山，日军逼近九江后，又匆匆撤离江西，经过洞庭湖，千辛万苦到达湖南沅陵。”

再查《北京晚报》张鹏所写的《王临乙与王合内：两位雕塑家的跨国之恋》一文提及该时写道“七七事变后，二人赴上海避难。淞沪会战爆发后又转赴江西庐山，年底再随北平艺专转赴湖南沅陵。从1938年到1939年，夫妇二人随国立艺专由沅陵迁贵阳，再至昆明、晋宁。1940年底迁往四川璧山。”

再查余甲方整理已故教授、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主任余家宏的回忆录《忆庐山联大》谈及这段时间时写道：“11月1日开始上课。因庐山相对比较安全，不要躲飞机，故很快步入正轨······当时迁到庐山的除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外，还有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留日学生训练班。其中艺专离联大较近，都在牯岭。······进步学生千方百计团结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利用假日结伴出行宣传。一部分人还到过庐山脚下的乡村进行宣传。那年庐山早寒，11月间就冰雪封山，课余就在牯岭附近活动······为了加强同校外的联系，联大的党员同志曾动员二年级的李乐山报考艺专·······他说，你去艺专，主要是要同北平来的同学交朋友，于是我就照他的意见去了艺专······通过李乐山的联络，我们联大和艺专的部分同学在上述那个客堂间举行过好几次联欢活动。《松花江上》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两首著名的救亡歌曲，就是艺专的同学教会我的。”

综上反复阅读不同人的著作与回忆录，可大致推测，11月1日前，北平国立艺专已经到达庐山牯岭，并且11月间庐山下了大雪，由此可判断高翔所说10月抵达牯岭有一定道理，笔者进一步推测，应该是10月下旬到达九江。因为1937年８月19日教育部检发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虽有部分师生观望，没有撤离的决心，但是从北京到九江距离1314公里，在民国交替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能如此迅速的赶到，故而10月下旬到达九江较为合理。教育部11月即下令北平艺专需从庐山撤离到沅陵，那么北平艺专在庐山呆了多久呢？根据陆惟华所写的《忆王临乙教授夫妇》一文，其写道：“北平艺专要搬迁到江西庐山复课，于是他们买了去九江的车票。一路上，日军飞机在头上盘旋轰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赶到庐山，刚呆了一个月，流亡大学又要开往湖南。日寇攻占长沙后，学校又撤退贵阳，后又从贵阳迁往昆明。”可大致推测，北平艺专大约在庐山逗留了一个月不到，便从九江经过汉口，于1937年年底到达了沅陵，这似乎可以从王临乙的回忆“年底再随北平艺专转赴湖南沅陵”中得到验证，但是孤证不立。再查湖北美术学院著名美术史学家，当时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阮璞的回忆录《往事如烟》一文，其言：“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北平艺专南下逃难，经汉口往江西庐山牯岭办学。冬，学校离牯岭西迁，经汉口时所摄”，由此两个人的回忆可知年底已到达沅陵比较可靠，并且他们在汉口时，还拍摄了照片，其言照片中都是北平艺专老同学，同班有：李逢荆、张凤莲、由其凤、吴志璋、霍熙亮、黎放、李乐超、龚祥礼、李其、孙某等。

那么北平艺专在牯岭，具体有什么活动呢？根据上文所提庞薰琹、余家宏等亲历者的回忆，可知当时的北平艺术“继续教学，并把‘商业美术课’，改为‘抗日宣传画课’，且与同来牯岭的联大同学举办过不少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如教其他学生唱《松花江上》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这些回忆是否可靠呢？又不免陷入孤证不立的境地，但是笔者在翻阅庐山史料以及其他抗战时同迁徙而来的学校的相关史料时，发现《百年薪火——南昌市豫章中学发展纪略》一文，其中写道：“在牯岭时，豫章中学和‘北平艺专’在庐山大礼堂演出过《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宣传抗日；1938年冬，学校组成了“豫章抗敌剧团”，利用寒假到安福、宜春、萍乡(包括安源煤矿)、樟树、吉安等地巡回演出，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死里逃生》、《壮丁》、《走出愁城》等，每次演出，气氛热烈，情绪高昂，对唤起民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综上由此三者互证可知庞薰琹、余家宏的回忆基本可靠。

那么国立北平艺专到底有多少人跟随校长赵太侔南迁呢？目前依然没有官方的资料显示，故而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推测。当时并不是所有北平艺专的学生都南迁，留守在日伪沦陷区北平的原北平艺专师生于1938年5月改组成立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由王石之出任校长，该学校直到1945年8月结束，这是一段蒙羞校史，故很是人提及，但是研究者彭飞在《国难下的忍辱负重——王石之与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却认为“如果漠视这段校史，势必会割断国立北平艺专的真正校史，有背历史的本来面目。”

根据杭州艺专学生朱膺回忆，他说：“北平艺专来沅陵的学生只有十几个，1938年冬全部毕业。因此留下的是杭州来的以及沅陵当地招的18个，加起来共150多人。”

再根据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刘开渠的夫人程丽娜女士的回忆，其在《刘开渠的一生》一文中写道：“雷圭元的妻子随李有行一起的北平艺专教员等住在庐山顶上暂避，她正想找伴回杭州艺专，便约我们带她同回杭州艺专。次日早晨，我和开渠上山，见到北平艺专的教师常书鸿、庞薰琴、秦宣夫、王临乙等，约同雷圭元的爱人下山转往南昌，半路还遇空袭，急忙下车，到田地躲避。”可知当时北平艺专的老师有李有行、常书鸿、庞薰琴、秦宣夫、王临乙等。除去庞薰琴从上海转九江而来，能确定名字的老师至少有4位。

另据阮璞《往事如烟》中在汉口时拍摄一张照片，查片中人物，阮璞的解说为：“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北平艺专南下逃难，经汉口往江西庐山牯岭办学。冬，学校离牯岭西迁，经汉口时所摄。全部都是北平艺专老同学。同班有：李逢荆、张凤莲、由其凤、吴志璋、霍熙亮、黎放、李乐超、龚祥礼、李其、孙某、……，高班有：熊圣敬、郑德厚、……内面中排左三为阮璞。”这批学生中能确定名字的有12位，但是数照片中的人物有19位，除去阮璞（因其早已从北平到汉口度暑假，并不是跟随校长赵太侔而来），可知至少学生有18位。

在照片的下面，阮璞接着在下文继续回忆道：“我在家呆着。学校老生，各班都有，逃到武汉的有几十个，常书鸿有个稀奇古怪的想法：在庐山牯岭买房办学（常是校务委员）。后来这几十个人都去了牯岭，还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吴嘉麟后来说很留念那里。很宽的街、房，风景极佳。我未去。认为肯定还是要从武汉过路的，到时候再参加进去不迟。”从这段话，可知吴嘉麟也在当时的牯岭，并用又旁证了之前讨论的国立北平艺专的确在牯岭上过课。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从北平而来的老师，目前能定下名字的有4位，学生能定下名字的有13位，如含不能确定名字的则有19位，则合计约23位。如加上他们的家属以及未统计到的，就远不止这个数。

然而根据中国美术学院校史《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华》可知，两校合并时，杭州艺专教职有34人，学生100余人。北平艺专教职13人（除上文提到的赵太侔、李有行、常书鸿、庞薰琴、秦宣夫、王临乙之外，还有赵畸、谭旦冏、王曼硕、陈芝秀（女）等）；学生30余人（此30余人中包括几个在汉口等地新招收的学生）。故而阮璞回忆的有学生“几十个人”，还是比较模糊，这“几十个人”应该大致在20至30人之间。

以上是北平国立艺专在江西的基本情况，下面进一步讨论国立杭州艺专的情况。

郑朝所著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提到国立杭州艺专迁徙时，《烽烟乍起辞别西湖》这一章中是这样写的，原文如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杭州艺专一百数十名师生，在林风眠校长的率领下，辞别西湖，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乘几只木船，溯江向诸暨吴墅西施故里驶去。

时已冬季，江水寒彻，岸树凋叶，一片凄凉和悲愤的气氛。

师生们唱起《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师生们举臂高呼：“杭州，再见了！”“杭州，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接着在《惊魂天师府》一章中写道：

1937年11月，杭州艺专师生到了诸暨吴墅，未及十日，日军逼近杭州，学校决定继续西迁，初拟去金华，后又决定选点龙虎山。龙虎山在江西贵溪西南，由龙、虎两山组成，东汉张道陵曾修道于此，为道教发源地之一，建有天师府。

当时，从诸暨开往江西的浙赣铁路，已经没有班车，只有一些货车和军车在行驶，诸暨东站，人群拥挤，混乱不堪，夹杂着咒骂和哭泣声。艺专师生在无奈中苦苦等待。幸而校方与站长交涉，终于有了几个闷罐车皮，师生急忙攀上，挤成沙丁鱼。火车像一头老牛，走走停停，开了两天两夜，才到江西鹰潭。火车到鹰潭后，师生三三五五，自由结合，步行百余里去龙虎山天师府，一路峰峦奇异，云雾缭绕，师生们谈谈笑笑，倒是快乐。到了天师府，建筑宏丽壮观，也不陈旧，可以容纳100多师生居住，只是缺少课桌板凳，是可以逐步添置的。床铺也很少，大部分同学只好睡地铺。这里深山僻岭，交通阻塞，但是在烽火漫天的战乱中，得到这样一个像桃花源的地方，师生是满意的。

同学们游览了周边名胜，处处入画，尤其炼丹亭一处更是佳绝，想隔日即来此写生。不料当日夜间，一伙当地土匪即前来抢劫，人声鼎沸，枪声密集（据说是放鞭炮助威），吓得同学们魂惊魄散，纷纷逃避，有的躲入民居，有的藏入崖岩、枯井。大概土匪探知这批刚来的外地人是学生，无甚油水，当夜退去。但途中师生也有被抢劫的，这里土匪如麻，龙虎山是不能定点了。

学校决定就近去贵溪县城集中，贵溪是个小县，幸而有个大教堂，牧师是法国人，林校长商得他的同意，艺专师生在这里凄凉地迎来1938年的元旦。当天，朱德群、彦涵、吴冠中等同学只好在天主堂的门洞里煮稀饭塞肚皮。

这时，教育部为了节约经费，便于管理，下令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在湖南沅陵合并为一校，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专师生又乘车、坐船，经过长沙、常德，来到沅陵老鸦溪。教育部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制，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北平艺专原校长赵太侔、教授常书鸿为委员。

由上两章文字的记述基本可以理清国立杭州艺专在江西境内的迁徙概况。由校长林风眠带领艺专一百数十名师生，从杭州经诸暨到江西贵溪，但因龙虎山土匪如麻不可久留，外加接到教育部命令，赶往湖南沅陵，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这是郑朝、郑熔的所写，是否可靠呢？需进一步考证，笔者翻看《程丽娜忆——刘开渠的一生》，其中亲历者程丽娜是这样回忆的，她写道：“次日上街时巧遇同事，方知学校先遣队到了江西龙虎山上的寺庙内，当夜土匪扣门问艺专是否已到，同学们听说后非常害怕，次早即下山另选校址。学校本认为暂避一时，故最早是迁往诸暨暂避，不料敌军一再深入，诸暨也将沦陷，不得不改迁金华，也觉不妥，就想深入龙虎山，岂料又遇匪徒。最后决定往江西贵溪，林风眠与该地天主教会商量入住，我们在南昌等候。住旅馆，恐遇伤兵闯入，故暂住进法国医院，等候校方的确实地址才直奔江西贵溪。在贵溪整住一月，无教室，未上课，仅“艺专剧社”（改称艺专抗日宣传队）露天公演了两场改良京戏，由李朴园编写的剧本，我也参加演出。”

如程丽娜的回忆为真，则可推知郑朝、郑熔所写，基本属实，但是翻看郑重写的《画未了：林风眠传》却发现，在贵溪有一段极其重要的“学生关押校长林风眠”的事件该书中并未记载，该事件与后来的“倒林”迫使林风眠离校相关，故笔者觉得不可轻易抹去，故在此作一些补充。

郑重在《画未了：林风眠传》中写道：

一天夜里，罗工柳把刘彦涵叫到烧饭的那个门洞旁，天气漆黑，这时卢鸿基已立等在那里，他们悄悄商量说，明天林校长和学校几位负责人，要携带公款，乘坐他们自己的汽车去往长沙，丢下学生自己解决交通问题，指定到长沙结合。这几位同学感到非常气愤，当即研究了一下情况，作出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他们计划便是由刘彦涵出面集合全体同学，在没有去证实林风眠校长的真实想法下宣布林校长的“不当行为”，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学校负责人要和学生同舟共济，在迁校长沙的问题上，不得弃学生于不顾，保证解决火车的包乘，全校师生一起行动；二是免去一切学杂费用，并保证吃饭免费供应；三是对这次学潮为首的学生，不得加以迫害。

林风眠当即答应，但训育主任大为恼火，认为这是“不轨行为”，年轻气盛的学生，便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林风眠、林文铮等三人关押在教堂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并反口门，要求他们答应学生的全部要求，才能释放，仍以师长相待。

几十年后，林风眠定居香港，当谈及此事，他仍然激动得面红耳赤，大声说：“我们没有逃跑，我们怎么会丢下学生逃跑呢？”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林校长的对学生的爱护之情。

杭州国立艺专于1938年1月份在湖南长沙作过短暂停留，借驻在湘雅医学院和雅礼中学校舍，之后不久到达抵达湖南沅陵，此前国立北平艺专早已到达。在1938年3月间，奉教育部命令两校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专员张道藩来主持两校合并事宜，定沅江东岸的沅陵老鸦溪为临时校址，废除校长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常书鸿、赵太侔为委员。

国立艺专在沅陵的教学活动持续了约1年时间，先后在沅陵国立艺专任教的有：原北平艺专的教师常书鸿、王临乙、庞熏琹、王曼硕、李有行等；原杭州艺专的教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寿、李超士、王子云、刘开渠、雷圭元等，及之后续任校长的美术史家滕固和艺术评论家傅雷等。

但是两校合并后，并不平静，可谓矛盾重重，发生了“倒林”、“大凶闹沅陵”、“倒林清蔡”、学生闹“学潮”、“学校大裁员”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林风眠两次离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之女蔡威廉，与其丈夫林文铮也被迫离开学校。次年5月5日，蔡威廉因生孩子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死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产后褥，但与被迫离校，无书教，无收入，无法进医院调养亦有关系。

这一系列的事件，来龙去脉比较复杂，因本文只讨论抗战时期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在江西的这段历史，故不在此做进一步的延伸，此风波或与两校针对办学有不同建制有关，或与政治倾轧相关，或与当时抗战时困难的客观环境有关。

朱膺、闵希文认为：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张道藩是个反对林风眠先生的政客，他也曾在巴黎学过画，认识风眠先生，却对西方现代派一窍不通，对风眠先生不理解。他有意把校长制改成委员制，北平艺专占了两席，杭州仅有一席，这自然造成林先生的被动局面。杭州艺专学生了解其险恶用意，掀起了一场学潮。结果，风眠先生被逼辞了职。张道藩为缓解学生的激情，恢复了校长制，另派留德的滕固来担任校长，平息了这次学潮。

王子云教授在《从长安到雅典——中文美术考古游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其言：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是由陈立夫任部长，陈是所谓‘CC派’的头目，艺术教育是由张道藩一手把持。可能张早有计划，如能把两校合并，以后全国美术界即可由他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两所学校迟迟集来沅陵。记得当时北平艺专的主要教师有常书鸿、王临乙、庞熏琹、王曼硕、李有行等，杭州艺专的教师有潘天寿、刘开渠、雷圭元、李超士和我等，其他人员还很多，一时难以全部列举。这两校的教师多半是以前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所以对于合校并没有很大的意见，而赵太侔和林风眠都各有其权力关系，对于谁当校长，是一个争执的症结问题，虽经张道藩亲临主持，也难以得到结果。在此鹬蚌相争的形势下，学潮正中张道藩的下怀，他早已别有用心地想把一个素与美术界很少联系的滕固派来接收两校的领导权。于是赵、林两人立即愤然离开沅陵，留下的仅是两校的教职员工。从事美术者一般是不喜欢参加政治斗争的，所以，对于滕固来做校长，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这样，由北平、杭州两个艺术专科学校改组而成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成立了。

然而北平艺专的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回忆这段时间时，则更强调客观因素，其言：林风眠和赵太侔因为原来都是校长，有一套原先的人马，除开校务委员会议外，大都住在家中，我成了一个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艰难地处理着办学、生活等多种事务。但地处沅陵，生活和教学设施缺乏的问题难解决，更由于合并的双方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工坚持分校的立场，是年秋，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8名教授联名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的书面要求，林风眠接到书面要求后当夜独自出走，随即杭州艺专的师生就罢课罢教，以致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械斗和围殴进步师生的事件。

由此可见其中的原委极其复杂，外加抗战的特殊时期，可谓困难重重。根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第五辑·教育科技卷》一书，其中记载杭州国立艺专，写道：“从1937年11月，师生离开西湖以来，颠沛流离于浙、赣、黔、滇、川6省，辗转搬迁10余次，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共耗法币35亿多元，损失图书教具大半，师生员工备尝艰险困苦之滋味，死于事故疾病者多人，灾难之深重，为全国高校罕见。”但是两校的合并，保有了中国当中最优秀的艺术火种，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潇湘晨报》所发的《抗日时期他们读的南京美专，但没到过南京》一文所写的一样，其言：“迁移，于艺术而言，可能是一种结束，也可能是一次萌芽。只是，因为战火，结束会来得更为颠沛流离，萌芽也是更为艰辛的破土。”

亦如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集中了叶企孙、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王竹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钱端升、吴大猷、周培源、朱光潜、吴晗、吴宓等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学者一样。由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先后集中了林风眠、林文铮、蔡威廉、吴大羽、潘天寿、李超士、王子云、刘开渠、雷圭元、常书鸿、王临乙、庞熏琹、王曼硕、李有行、滕固、方干民、吕凤子、朱德群、刘彦涵、吴冠中、闵希文、阮璞等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与艺术史学者，这些人与其培养的学生，构成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艺术殿堂的砥柱，有者不可抹杀的奠基与开山之功。

国家半壁江山的沦陷，并没有导致艺术的沦亡，反而在苦难中淬炼了自我，艺术主张可以不同，但国家不能没有艺术却是他们的共同归旨。他们把国家之悲与个人奋斗熔于一炉，这坚守与漂泊之中，有着深刻的人性，不管是时代的劫难、死亡、祸乱，还是个体的倾轧、嫉妒、侮辱，亦或是本身的无奈、孤独、悲悯，都在一次一次的熄灭与重生之中得到升华，从而呈现出苦恋生命之大美。如从校长位置上下来的林风眠成了嘉陵江沿岸的一个仓库画师，他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泥土之中，做了一个真正的“人”，在孤独寂寞之中，林风眠的风格诞生了，这就是希望。

如上所述“口述”、“回忆录”资料可以作为官方文献资料的补充，而官方资料亦可以纠正“口述”、“回忆”的失真，两者各有优势，可以相互结合着去互疑、互证。但是口述史学恢复了普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存在与地位，却是极其可贵的，如本文中庞涛、程丽娜等，虽不是像常书鸿、吴冠中等很重要的艺术家，但是她们作为家属，是亲历者，也应该得到历史的认可，故而她们的“口述”、“回忆”亦不容忽视，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口述史学还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研究方法，其通俗、生动、形象、感性的特点往往比正统的官方资料或教科书更要有历史的“再现感”，这也是“口述史”或“回忆录”的价值之一。

主要参考书目与论文

1、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

2、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

3、中国美术学院《艺术摇篮》中国美术学院，1988年

4、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5、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6、吴冠中等《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7、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8、郑朝《国立艺专往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

9、马建成编著《口述湖南美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10、阮璞《往事如烟》，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

11、郑重《画未了：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

12、李中华《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探究》

13、刘元玺《西迁时期(1937-1946)国立艺专国画专业教育史证》

14、彭飞《国难下的忍辱负重——王石之与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裴满意

完稿于2016-5-6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3 11: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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