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英文研究述评
2016-09-03 11:02:39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本森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东方战场中的中国抗战一直是西方学界对二战研究的一块空白之处。近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改观，西方学界开始涌现出一批关于中国抗战史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从中国抗战的整体、政党与人物、战场与罪行、战时社会经济和战时中外关系等几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抗战。

在西方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中，相比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研究著作的硕果累累，关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著作却不多。正如《上海1937—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一书的作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所说：“当西方学者和畅销书作家以最大的创作热情从不同角度建构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时，淞沪会战和中国的其他抗战却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白”，“在成百上千种关于二战的英文书中，几乎看不到描述这场重要战役的著作”。

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新著《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China's War With Japan，1937-1945：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中揭示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状：“在西方，现在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对二战的理解都没有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她在1937年就开始了，比英国和法国早二年，比美国早四年……中国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之薄弱是实情。不过，上述言论的出现却恰恰表明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观。近年来，西方学界涌现出一批持论公允、内容翔实、视角新颖的中国抗战史著作。粗略统计，仅2010年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多部。这些著作或许还有一些需要深人讨论和思考的空间，但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带来某些启发。因此，本文将最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代表性英文著作做一简单介绍，并简要归纳其研究动向。

一、对中国抗战的整体研究

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总体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该书在美国出版时用了另一个名字：《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11，1937-1945，New York，2013)。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改写了二战历史，因为书中揭示出中国这一“被遗忘的盟友”在二战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以前很少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第二部分介绍战争灾难，包括战争的爆发、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等；第三部分讲述中国军队的苦撑待变，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的抗战；第四部分题为“遭到破坏的联盟”，讲述中英在缅甸的作战、河南饥荒、开罗会议、史迪威在华等史实。这是一部完全从中国出发进行研究的著作。概括来说，作者的观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灾难史，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是三个重要人物(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的命运转折点，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该书的特点有三：一是作者抛弃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观，体现出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研究旨趣从“谁失去了中国”到“为什么战争改变了中国”的转变；二是作者从中国内部出发，注重国民党、中共、汪伪三方之间的合作与冲突，采用了这一新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抗日战争；三是作者将中国抗战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关注了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该书中文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已由新世界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曼彻斯特大学专攻东亚史的穆尔(Aaron William Moore)讲师最近也出版了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Writing War：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虽然名为“日本帝国”，但是作者揭示的是中、日、美三国士兵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受到上级官员和国家的操控。该书属于典型的”旧史料、新用法”，最大特点是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于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作者认为，我们对战争责任的所有讨论，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人视为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体，因此日记是非常有用的材料。这种运用史料的想法别具一格。书中通过士兵的日记，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怎样影响士兵对战争的认识，讨论了宣传工作如何动员士兵及其得失。通过对比日本和美国士兵的日记，作者挑战了东亚更容易诞生极权主义这一观点。

2011年《现代亚洲研究》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出版了一期名为《二战中的中国：经验、记忆和遗产(1937-1945）》(China in World War II，1937-1945：Experience，Memory，and Legacy)的专刊。该刊由拉纳·米特和穆尔共同主编，共包括八篇文章。为方便起见，放在这里一并介绍。这些文章的选题都比较别致，代表着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文章分别是《二战时中国的公民等级(1937-1941)》(Classifying Citizens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1937-1941），《改造国民政府：财政崩溃后的行政改(1937-1945）》(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1937-1945)、《战时中国的宣传和动员：战争情报部门的士气操纵与心理战》(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建设国家、支援前线：抗战期间的动员和荒地开垦(1937-1945）》(Building the Nation，Serving the Frontier：Mobiliz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na's Borderland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1945），《记录暴行：战时账目及其当今用途》(Writing about Atrocity：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改变中的语言共同体的困境：老兵和中国、台湾、日本的回忆录》(The Problem of Changing Language Communities：Veterans and Memory Writing in China，Taiwan，and Japan），《惊人的沉寂：老兵和中国战争记忆的非政治化》(Conspicuous Silence；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牢记历史、遗忘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Remember History，Not Hatred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te to Japan)这些文章既有对战时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研究，也有对战争遗留问题的检讨。而对战争遗留问题的探讨，正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开辟出的新领域。

此外，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庞百腾（David Pong)主编的《抗日：现代中国的战争动员(1935-1945）》（Resisting Japan：Mobilizing for War in Modern China，1935-1945)收录了七篇论文，涉及中国抵制日军在华北的走私贸易、德国军事顾问的部署、战时货币操纵、战时军事医疗组织、当地百姓对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的支持、中共对日本战俘的动员等内容。

总体来说，目前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整体研究的著作尚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著作中，西方学者已经尝试从中国的角度衡量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采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战争和战争下的人。他们不仅关注战争本身，而且关注战争下和战争背后的人与事。当然，鉴于西方学者的治学特点，他们往往更喜欢从某一个方面(比如政党、战争、外交)或者某一场战役、某一位人物出发，利用一些新材料、新观点进行较为具象的研究。

二、中国的政党与人物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近些年来西方学界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对中国的政党和领袖的研究。随着《蒋介石日记》等相关资料的开放，不管是对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共产党、汪伪政权，还是对各党派领袖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西方学界都产生出比较重要的成果。

在关于国民政府的研究著作中，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可以说是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的关于中国抗战史的代表性著作，影响很大。该书从重新认识史迪威一白修德模式说起，先后论述了国民革命军的成立、北伐、南京十年(1927-1937）、向北方进取、抗战、战时动员等内容。有评论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国际化的视角、长程的历史观与内部取向的历史观”。鉴于该书中译本已于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处不再赘述。

西方学界以前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侧重于研究中共革命的成功，侧重于中共在根据地的思想及实践、发展和阻力，代表作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Chongyi Feng)和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合编的《战争中的华北：革命的社会生态学(1937-1945)》(North China at War：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1937-1945）。该书探讨了中共怎样从一个边缘化的地方政权成长为重要的国家领导力量，集中收录了七篇文章，分别以陕甘宁、陕西米脂、晋察冀、太行根据地、山西黎城、晋绥根据地、山东根据地等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地方社会和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共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突出了中共成长中军事形势的重要性、共产党内部控制机制、农民抵抗，也关注到国民党和知识分子在根据地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此外，近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上开辟了新领域，开始关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比如加拿大学者赖小刚(Sherman Xiaogang Lai)的《胜利的跳板：山东省与中共军事财政力量的壮大(1937-1945)》(A Springboard to Victory：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1937-1945）一书用12章解释了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在山东取得成功的。作者认为，中共在山东取得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共在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和军事各领域的措施，也和在山东的日本、国民党、中共三方势力的相互政策有关，日本和国民党在整个抗战中都没有把中共当成主要对手，也没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建立有效统治。该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关系的关注。另外，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盖特(Dagfinn Gatu）的《战时的中国农村：抗日战争的影响(1937-1945)》(Village China，at War：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则主要探讨中共在农村完成统一战线下的各阶级联合以及阶级划分的运动，试图证明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领袖(比如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往往受制于冷战思维，即便在冷战结束后，这种思想仍然长期左右着他们的历史评判。2000年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最先作出改变的是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场)，他于2003年出版了《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丧失的中国》（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一书。这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的蒋介石传记，全书分五部(“盐商之子”“血流成河”“南京十年”“玉碎”“一去不回”)，其中“玉碎”讲述的是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的史实。随着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西方学界涌现出一批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一书描述了蒋介石的一生，包括在台时期。作者曾在美国驻台北外交机构和中国大使馆工作过，是个“中国通”。该书被称为关于蒋介石的“最完整、最真实、最全面也最客观的传记”，台湾和大陆都有中译本，兹不赘述。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研究也出现在几部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中。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张戎(Jung Chang)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该书对毛泽东的消极评价在西方学界也遭到批判，认为其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严格来说，张戎的书不能算是历史著作。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肖像》（Mao Zedong：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所著《关于毛的再思考：毛泽东思想探微》（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Thought)、美国学者吕贝卡·卡尔(Rebecca Karl)的《二十世纪世界中的毛泽东与中国》（Mao Zedong and China a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A Concise History）以及潘赞夫(Alexander Pantsov)等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Mao：The Real Story）。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方面，均有专门的描写和分析研究。加拿大学者齐慕实（Timothy Cheek)编写的《毛泽东评论》(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一书，集中收录了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其中方德万深人研究了毛泽东和延安整风运动。

另外，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对抗战时期的军事将领和汉奸群体进行研究。比如英国记者提姆·卢阿德(Tim Luard）的《逃离香港：陈策将军的1941年圣诞节突围》（Escape from Hong Kong：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1941)，讲述了日军占领香港，在驻港英军主力投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驻港全权代表、海军中将陈策将军率领巧名英国高级军官和30多名其他官兵与英国情报官员从香港突围的史实。德伯格·马乔里(Dyburgh Marjorie）的《华北与日本扩张：地方势力和国家利益(1933-1937)》(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1933-1937：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将领宋哲元身上，呈现了抗战初期日本、南京政府和地方势力的三边关系，探讨了宋哲元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的互动，关注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和地方动员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初期便“制定了一种能够适应中日及参与其中的各势力之复杂性的策略，以解决中日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抗日”。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教授布莱恩·马丁(Brian G. Martin）的文章《合作中的合作：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关系(1942-1945)》(Collaboration within Collaboration：Zhou Fohai's Relations with the Chongqing Government，1942-1945），分析了1943年至1945年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合作，重点讨论了周佛海决定回到重庆、与戴笠的关系、在随后战争中为重庆提供政治和军事情报等，还探讨了1944年至1945年反攻阶段重庆政府给周佛海分配的角色及其日本投降后在帮助稳定局势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合作之盾：1939-1945年汪精卫政府的安保》（Shield of Collaboration：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1939-1945)则讨论了汪精卫政权试图加强统治而采取情报和安全工作的概况。

三、军事：战场与罪行

狭义的抗日战争史就是军事战争史，因此军事方面的研究是抗战史研究最基本的部分。近年来，西方学者在抗日战争的军事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其关注焦点集中在战场和战争罪行等方面。

2013年，方德万等学者联合主编的《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是一本集不同国家学者之力，从多角度、不同侧面分析中日战争史的力作。文集共收人西方、中国和日本学者的论文20篇，分为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及其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战争综述”，内容包括大事记、主要战役概览、战争的起源，其中《龙的子孙：战争的起源》（The Dragon's Seed：Origins of the War)一文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由日本侵华政策发展与中国内政形势所决定的。第二，“战争前夜的两国军队”，有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战前中日两国军队的军事情况。第三，“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则讨论了淞沪会战、日军在华中的策略和攻势等。第四，“战争中期与寻求军事解决”则由日本的空军、重庆大轰炸、中国寻求援助、华北战场和日本士兵的战斗士气等五篇文章组成。第五，“旧军后期攻势：缅甸和豫湘桂战役”介绍了中日双方在云南、缅甸和豫湘桂作战的情况。第六，“历史视角”收录了三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日本学者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联系》（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一文中提出，战争后期日本的军事作战不力在于自己的缺点；方德万在《历史长河中的中日战争》（The Sino-Japanese War in History)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而不是其在二战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Ronald Spector)在《世界史语境中的中日战争》（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是中国对战争史的巨大贡献。该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的“附录”，分别开列了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英文、中文和日文著作书目。

2013年法新社记者何铭生所著的《上海1937：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一书是一本关于中国抗战军事史的新书。该书一共分为九章，以时间为序全面再现了淞沪会战。第一章介绍上海的情况以及中日双方关系及其战争准备。第二章“黑色星期六”，讲述的是战争开始的前两天，中日双方的计划、当天的战况、战争中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第三章“血肉之躯对抗铁甲战车”，重点描写了中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及军队里的德国顾问，因为德国人在淞沪会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日本人甚至将这场战争称为“德国战争”。第四、五、六章讲述面对日军增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看法，为中国赢得了声望和尊重。第七章讲述中国军队撤离，留下“四行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情形。第八章“陷落”和第九章“尾声”，讲述了上海遭受的巨大破坏，分析了中国军队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在书中，作者指出了两点：第一，“淞沪会战是日俄战争以来亚洲最残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第二，“德国人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新视角，利用了中方、日方和上海租界、德国顾问等四个方面的资料，采用了四个视点交错叙述的方式，每章的叙述过程都会采用不同的视角，比如作者会通过中日统帅的战略部署、双方士兵的军事活动、德国顾问的建议及日后的回忆材料、租界人士的遭遇见闻等四个方面来反映某一天的战事。这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面而立体的战争环境。

另外，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武汉1938；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War，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讨论了武汉会战中的难民如何给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国家进行积极的社会变革，关注来自沿海城市的知识分子难民如何领导武汉文化活动、学生难民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等，“完整地讲述了武汉保卫战和武汉陷落的故事，以及被围困的武汉是如何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作者指出，在一批杰出军事将领的推动和帮助下，聚集在武汉的难民使武汉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转变，这些变化包括对政治多样化的容忍以及新闻出版的自由等”。

关于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西方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杀上，代表性著作有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若林正(Tadashi Wakabayashi)编写的《南京暴行素描：1937-1938》(The Nanking Atrocity，1937-1938：Complicating the Picture）。该书虽然出版较晚，但收录的文章大都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书中有些文章在为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狡辩，认为只有少数的无辜百姓遇难。《“南京大屠杀”的出炉：在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历史和记忆》（The Making of the‘Rape of Nanking’：History and Memory an Japan，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一书则分析了日本、中国、美国教科书和民众心中的南京大屠杀是怎样形成的，它又如何改变了社会和政治环境，认为1970年以来中日两国愈演愈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争论的原因在于日本有些人对历史的篡改和中国民族情绪的加强。

四、战时社会经济史

战时的社会经济史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取得的另一个重要进展。相比中国学者，西方学者不仅关注战争本身，也喜欢关注战争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环境。因此，西方学界近些年在战时社会、经济、战争难民、战时环境等方面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

关于战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新成果是《欧洲东亚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2年底出版的一期名为《战时中国的福利、救济和重建》（Welfare，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in Wartime China)的专刊。该刊由拉纳·米特和海伦·施奈德(Helen Schneider)共同主编，共收录七篇文章，内容涉及社会生活、救济、工业、妇女、重建等，分别是《战时新生活运动：重庆和成都的战时动员和国家控制(1938-1942）》(The New Life Movement at War：Wartime Mobilisation and State Control in Chongqing and Chengdu，1938-1942)、《动员妇女：抗战时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阻力与重组》(Mobilising Women：The Women's Advisory Council，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dur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在中国失去童年：战时童工(1937-1945)》(Lost Childhoods in a New China：Child-Citizen-Workers at War，1937-1945)、《科学救济：从上海到西南的营养主义(1937-1945)》(Scientising Relief：Nutritional Activism from Shanghai to the Southwest，1937-1945)、《首都的疾病：国民健康服务与战时重庆的“东亚病夫”》（Disease in the Capital：Nationalist Health Services and the‘Sick[Wo]man of East Asia' in Wartime Chongqing)，《战时国民政府合作发展策略下的民众和精英：西方人对“共和”工业合作经历的认识》（Mass and Elite Based Strategies for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Wartime Nationalist China：Western Views on the‘Gung Ho' Industrial Cooperative Experience)和《一个中国人的曲线计划：中国的社会安全和战后重建述论》（A Chinese Beveridge Plan：The Discours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另外，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学者何稼书(Joshua H.Howard)的《战时工人：中国兵工厂的劳工(1937-1953）》（Workers at tear：Labor in China's Arsenals，1937-1953)则将研究视角对准了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的工人。

难民和妇女也是战时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这方面的西方著作较多。张瑞德（Chang Jui-te)的论文《炸弹没有歧视?防空洞里的阶级、性别和种族—战时重庆人的经历》(Bombs Don't Discriminates Class，Gender，and Ethnicity in the Air-Raid-Shelter Experiences of the Wartime Chongqing Population），从阶级、性别和种族等三个方面分析了重庆大轰炸对重庆人造成的影响，认为不同阶层的人对空袭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妇女受到的影响大于男子，这种影响的差别对个体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能忽视。马里兰罗耀拉学院历史系教授萧邦齐(R.Keith Schoppa)的《苦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In a Sea of Bitterness：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关注了抗战时期的浙江难民。该书共有12章，讲述了难民的形成、遭遇、与日军捉迷藏、学会游击战、日本的焦土政策以及战时的商业、贸易、走私等等。戴安娜·拉里的(Dianna Lary)的《战争下的中国人：人的苦难和社会的转型(1937-1945）》(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以时间为序，宏观地关注了战争下的“残山剩水”“家破人亡”，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及其与疾病和饥饿的斗争。除了这类关注难民生存的著作之外，还需特别提及的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的论文《战时中国的难民、土地开发和军事地貌：陕西黄龙山(1937-1945）》，以黄龙山复垦为例，研究了难民潮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国民政府于抗战爆发后组织河南难民到黄龙山复垦，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军事化，国民政府希望以此对难民进行救济、进行经济动员并培养奉献国家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战时的妇女问题研究最近涌现出来两部代表作。第一部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教授李丹柯（Danke Li)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Echoes of Chongq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其突出特点在于记录了20位战时中国妇女的口述史料，她们中有农民、教师、工人、富家小姐、贫家女儿、医生的妻子等，涉及各行各业，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作者试图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体现了作者对平凡个体的关注，这是一种新的战争史写法。另一部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黄心村(Nicole Huang)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Women，War，Domesticity：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讲述张爱玲以及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女性作家的生活。作者认为这些女作家在政治高压环境里巧妙地占据了一席空间之后，巩固并发展了一个中层读者群，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延续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的现代都市文化反思，也维护了上海的文化生活。南京大学梅若兰(M.Colette Plum)的文章《家庭里的孤儿：抗战时期的家庭改革和儿童的公民身份(1937一45）》（Orphans in the Family：Family Reform and Children's Citizenshi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1937-45)则关注了战时的儿童问题。

关于战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曾玛丽(Margherita Zanasi)独辟蹊径，将目光对准了沦陷区，其著作《拯救国家：民国时期的经济现代化》(Saving the Nation：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讨论了汪精卫政权在考虑国家经济时的思想动机。作者指出，在汪精卫看来，“民族经济”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顺便提一句，西方学者对于战时沦陷区、“中日合作”等课题也有一定研究。

五、抗战中的中外关系

抗战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曾是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以往研究主要以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为主，将重点放在西方国家和人物是怎样影响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上，放在美国为什么“失去了中国”上。现在的研究则不再把视野局限在中美、中苏，开始重视战时各国的在华关系，关注中英、中日、中加等的战时关系。

关于战时各国在华关系，一直缺乏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美国学者佛朗哥·迈克瑞(Franco David Macri)将目光聚集到这一领域，其新著《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Emprise in south China：The Allied Nations’Proxy War with Japan，1935-1941)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战略下，探讨了1941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之前中国在南方对日本的抵抗。作者首次提出了“代理人战争”这一说法。“代理人战争”意为中国在抗战中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和英国)希望中国在南方拖住日军，使其无暇北侵苏联和南下到达英属东南亚与印度，于是他们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这一战略中，香港成为接受外援的关键，其便利在于它有通往长沙的铁路。作者认为不能把战时的香港孤立地看成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南方看成一个统一的战区，因为它是该战区的后勤基地。该书使用了加拿大、香港、英国、美国等四地档案来阐释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资料的丰富性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结论的片面性。

关于战时的中英关系，有两部关注点截然不同的著作。一部是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汤姆·布坎农(Tom Buchanan)的《东风西渐：中国和英国左翼(1925-1976）》（East Wind ；China and the British left，1925-1976)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左翼的“放开中国”政策人手，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该书分为六部分，分别为英国的左翼与中国国民革命(1925-1931)、日本人侵(1931-1939）、世界大战和新中国的成立(1939-1949）、中英危机(1950-1953）、英国左翼和新中国(1953-1964），“文化大革命，(1965-1976），其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讨论了1931年至1945年英国国内左翼势力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思潮与行动，还通过一系列人物介绍展现了中英两国活动人士复杂的交流。另一部则是英国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Frank McLynn)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The Burma Campaign：Disaster into Triumph，1942-1945），该书是关于中英在缅甸合作抗日的著作，详细描写了西方的军官。此外，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战时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如佛朗哥·迈克瑞的文章《为中国提供布朗式轻机枪：中加关系的起源和影响(1941-1949）》就梳理了中加两国关系，认为二战前中加并无外交关系，40年代初期，为应对法西斯，加拿大在美国的影响下，开始援助中国武器，希望中方守住香港，以增强反法西斯同盟的凝聚力。香港失守后，加拿大仍然进行对华援助。当美国直接参战之后，中加联盟的意义便不再明显。

除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史，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战时的中日关系史。当然，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中日关系，不过这一关系主要是指“对抗”关系，“合作”也是战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因为政治原因，战时的中日合作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做了开创性尝试，其著作《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理和地方精英》(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探讨了日本占领长江中下游之后，当地沦陷后的复杂社会现实。作者选取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等地，关注了当地的日本政权以及为日本人服务的地方精英的历史。

结语

就前文的简单介绍来看，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方法论、历史观和研究内容上都有很多新的动向，为我们带来了某些启示。

第一，新意义与多视角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西方学者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将研究赋予新意义。比如《上海1937》一书的作者将淞沪会战界定为“城市战的开始”。他在“序言”一开头便指出：“在1937年初之前，‘城市战’对世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这年秋天在上海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战役改变了这一切。”作者认为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场景，实际上五年前就已经在上海出现过了，所以他给这本书起的副标题就是《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而《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一书则利用英美两国的档案，第一次将中国在南方的抗战赋予了“代理人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是同盟国的代理人。作者的研究对象本身并不是新课题，但是新意义的阐发使这些课题具有了新生机。此外，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论述视角的多样化。《上海1937》一书从中方官兵、日军官兵、德国顾问、租界西方人士等四个视角，交叉论述、互相支撑和佐证。《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一书也运用加拿大、美国、英国以及香港等多地档案。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是一个国际性事件，因此视角的多维性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第二，新史观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持有所谓的“欧洲中心观”，表现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上，其突出问题就是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西方学界长期认为，中国对于太平洋战场的贡献有限，中国抗战的胜利得益于盟军战略。近年来，这种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学界普遍性地开始认识到中国抗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方德万在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中肯定了中国战场的坚持抗战对于二战亚太战场的意义，同时认为中国战场的抵抗更多地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单纯依靠外国援助。他指出：“国民党成为美英的盟国，这一进展确保了最后战胜日本。但是国民党付出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非但未能获得更多，反而牺牲更大。而拉纳·米特教授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也指出中国这一“被遗忘的盟友”在二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认识既是对“欧洲中心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建，而这种重建正是真实而客观的评价。

第三，小人物的战争史

注重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具体到抗日战争史研究，西方历史学家也注重研究战争下的“人”，不过他们并非关注大人物，而是关注以前被忽视甚至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如战争下的普通战士、普通妇女、普通工人等，关心他们的生死、生活和思想。在《上海1937：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一书中，作者回避了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的战争过程，而是将目光聚集在生活于战争中的普通百姓。他从小人物人手，利用他们的日记和书信，描述一个小人物眼中战争展开的场景—战争如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炸弹在租界爆炸后，百姓如何反应和救援；城市的医疗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他们逃到租界因抢掠食物而被处死，日本人要向井里投毒的谣言导致很多无辜百姓因携带粉末状物品或药品而被毒打甚至杀害。这样，就写出了战争中的“人”的百态，有惶恐自私，也有人情味，是“跳出战争写战争”。李丹柯教授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也是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的代表性著作。这种写法值得我们借鉴。

除此之外，近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新动向还有很多，如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战时中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战时中国与非交战国之间的关系等，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以上所分析的研究动向，有些是很多学者“英雄所见略同”式的共识，有些则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认识。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动向或值得我们关注和评判，或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对于个别有偏见的作者的非常片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则要进行批判。在学术资源更为丰富、学术信息更为畅通、学术交流更为频繁的今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也要本着国际化视角、民族化取向、科学化方法、客观化态度的精神，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学术成果。

（作者简介：刘本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3 11: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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