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
2016-09-03 16:37:42  来源：光明网读书频道 2007-09-20  点击：  复制链接

　　　　　　　　　　　　　　　　　　　　　　　　目录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的批判
　　　　　　　　　　　　　　　　　　　　一、总括批判
　　　　　　　　　　　　　　　　　　　　二、对第一卷的验证
　　　　　　　　　　　　　　　　　　　　三、对第二卷的验证
　　　　　　　　　　　　　　　　　　　　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
　　　　　　　　　　　　　　　　　　　　B、C级战犯·批判(结论)
　　　　　　　　　　　　　　　　　　　　附录
　　　　　　　　　　　　　　　　　　　　(一)东史郎年表
　　　　　　　　　　　　　　　　　　　　(二)《昭和天皇独白录》

　　译者后记

　　导语

　　《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是因在晚年坚持反省谢罪而与日本右翼势力持续进行八年诉讼的原日本老兵东史郎，在90高龄后抱病写成的绝笔，其亲属授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出版东史郎的遗作。书中，这位老兵沉痛地反省历史，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批判。

后记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因患大肠癌去世，享年94岁。2005年，临终前的他把自己在1991年初撰写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三篇文稿，即本书的日文文稿的复印件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2年2月，东史郎曾在同仁杂志《丹波文库》(京都)的太平洋战争开战50周年特集上，发表过其中的《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的批判》和《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两个部分，但全文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次，书名《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出版社根据文稿的内容增加的。

　　东史郎1986年以来积极投身于和平反战运动，特别是1987年12月《我的南京步兵队》(《东史郎日记》的日文节选本)由青木书店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后，东史郎自己在认识上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当1990年12月《文艺春秋》杂志全文刊登了由寺崎英成的女儿寺崎真理子保存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参见本书附录二)之后，他“作为在天皇的命令下抛弃妻子家人战斗过的士兵，对之表示极度的愤慨”，这种“极度的愤慨” 之情促使他撰写了这三篇文稿，即《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的批判》《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和《B、C级战犯·批判(结论)》。其中核心是第一篇。

　　昭和天皇在1946年3、4月份向周围人讲述过与当时战犯审判的相关情况，这一点人们从在此之前就已经公开的木下道雄的《侧近日记》等史料中可以窥见一斑，但那些都是片断性的，昭和天皇讲述的详细内容无法得知，因此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独白录》的公开，拨开了迷雾，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了昭和天皇独白的全部内容，看到了昭和天皇不为人知的一面。《独白录》除了东史郎所使用的寺崎英成日文版之外，还有寺崎撰写的英文版以及内记部长稻田周一速记版，以及宫内大臣松平庆平的版本等(参见东野真著《昭和天皇的两种“独白录”》，NHK出版，1998年)。独白的目的，正如东史郎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害怕被定为战犯”。因此，《独白录》中充满了狡辩。这样一来，《独白录》中的天皇与东史郎过去心目中的天皇大相径庭，他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变得失望、失落。为了对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展开批判，年近古稀的东史郎结合他年轻时参加侵华战争的体验，在阅读了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东史郎在本书中的观点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天皇不是大慈大悲的圣上，而是对日本国民不诚实、不负责的人，他对发动侵略战争要负主要责任； (2)东条英机在天皇的高度信任与大力庇护下，对内实行宪兵政治，对外致力于侵略扩张，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缺乏人权意识是导致B、C级战犯出现的主要原因； (4)中国没有向日本索赔，对此日本应该表示感谢； (5)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分子歪曲历史，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日本是加害国。

　　应该说，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并强烈希望增进中日友好。但他毕竟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1946年9月，即日本战败一年多之后，他还曾经给家乡的《青年团报》投了题为《复员军人的愤慨》的稿件，对日本战败后“追随雷同”的风气进行批判，热烈拥护天皇制。可见他脑细胞里的军国主义毒素当时并没有被清除。另外，这三篇文稿与《东史郎日记》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日记是对他自己的战争体验的记录，而这是他对自己“体验”以外的世界的挑战，那需要相应的知识、方法以及体力，而他偏爱的是文学，且年事已高，这使得他的批判比较情绪化，而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相当偏颇。笔者认为东史郎这三篇文稿有以下局限： (1)他不时下意识地沿用着带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措词，如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东北为“满洲”，称中国人为“中国佬”。在东史郎的笔下，中国农民是麻木的，而东史郎却对这种“麻木”大加赞赏。这实际上是他因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而形成的藐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不自觉的流露。

　　(2)东史郎所持的批判准则基本上是“忠义、诚信、武勇、慈爱”这些见诸“军人敕语”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他为了强调昭和天皇忘恩负义的一面而对麦克阿瑟赞不绝口；同样是罪不容诛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批判为专横、懦弱的小人，而杉山元等则是高尚的英雄。用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价值观来批判军国主义，自然难以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

　　(3)东史郎对B、C级战犯的同情多于批判，说“B、C级战犯是俘虏收容所的相关人员，其罪名是虐待俘虏，违反了《日内瓦条约》中关于俘虏的条款”，那是“东条的《战阵训》所带来的结果，其责任应该由东条来负”的，这些说法过于简单化。实际上，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确认的战争犯罪名就有33项，其中针对俘虏的犯罪为42．6％，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犯罪为54．8％ (林博史著《B、C级战犯》，岩波新书，2005年，第64页)。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犯罪包括杀戮、虐待致死、强奸、掠夺财物等。

　　另外，由于东史郎撰写此文稿的时候年近古稀，致使在内容上有不少重复。虽然译者删除了紧邻的一些重复内容，但考虑到忠实于原文而没有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也许会给阅读带来一些负担。

　　东史郎的这三篇文稿即便存在上述局限，但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东史郎作为那一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观点有代表性，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译者衷心希望东史郎这三篇文稿能够为国人了解东史郎晚年对军国主义的认识水准，为国人深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提供一个有益的资料。另外，考虑到东史郎在第一篇文稿中多处引用了《独白录》，而《独白录》对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等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将全文作为“附录”收录。希望相关专家学者能利用此史料开展深入的研究。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教授对本人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并提供了他收集的珍贵照片；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特意从日本寄来了有关东史郎的最新材料；同仁汪丽影老师在日本北陆大学任教时为译者收集了多本相关书籍。对各位师友，译者一并深表感谢。

　　译者 2007年6月4日 于南京大学逸夫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3 16: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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